江西
1935年9月，当中央红军在甘肃哈达铺短暂停留时，毛泽东捧着一份《大公报》反复端详。报纸上几行小字提到：“陕甘一带仍有刘志丹部活动”，毛泽东放下报纸，抬头对身边的战士说：“陕北有依托，我们不愁没有落脚之地。”一句平静的话，让长征将士顿觉前途有了光亮。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陕北之依”的成长道路，走得异常坎坷。
时间拨回到1903年腊月，陕西保安县一个书香门第迎来长子。父亲刘景山是秀才，家中虽不富裕，却能让孩子们念书识字。小志丹常跟随父亲上私塾，白天诵经史，夜晚却躲在窗前望着漆黑山岭，他疑惑：为什么同村的穷苦人家连顿饱饭都难？这种疑问，像细小火星在心里慢慢蓄热。
1922年秋，刘志丹考进榆林中学。这里正是魏野畴、李子洲等人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据点。课堂下发的一本《共产党宣言》被同学们传阅得卷角残页，刘志丹第一次读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便合上书沉思良久。此后，他常跟在魏野畴身后，边走边问，夜深才归。3年后，他在广州黄埔军校第4期入伍，眉宇间多了股军人刚劲。
北伐大潮推至西北，1927年至1928年间，清涧、渭华、旬邑三次起义相继受挫。城镇紧张、风声鹤唳，刘志丹回到西安与李子洲彻夜商讨。灯下，他把手掌拍在地图的黄河弯处：“老师，大城市挤满军阀，我们换块山沟，从头来。”李子洲沉默片刻，忽然笑出声：“走，照毛泽东在井冈山那样，先拿下农村。”一句闲话，定下了西北武装的新方向。
回到陕北，他靠两条路子集结力量：其一，兵运，派人潜入白军连队，做瓦解工作；其二，借绿林。当地不少山寨与豪绅结怨已久，刘志丹用纪律与理想打动他们，不少人把枪口掉转。1931年“九一八”后，民族危机骤然加深，他与谢子长在照金山间举旗，组建陕甘游击队，不到一年改编为红26军，先后夺取6县城，20多个县建立苏维埃，兵力膨胀到8000人。
游击队崛起，却缺乏重武器。刘志丹盯上满山老榆树，命木匠削出四门“炮筒”，外涂锅底灰，再刷松油。行军时红布蒙罩，村民看了欢欣鼓舞，敌军远镜侦察误判红军已获重炮，不敢贸进。其后几仗，假炮高踞山头，吓退民团，反而缴来两箱机枪弹药，“木头换钢铁”的妙计一时传为佳话。
红军纪律严，群众却更看重带头人的心肠。1931年深秋，刘志丹行经杨梁村，乡民刘偏脖和妻子只剩黄米、酸菜，隔墙的吕家大妈却抱来一只肥鸡：“刘军长打仗辛苦，该补补。”刘志丹连连推辞，老人家执意：“不吃就是瞧不起俺。”最后鸡被端上炕桌，吃完他又悄悄塞下仅剩的两块现洋。吕大妈转身又送回：“这是抗日的队伍，不是过路买卖。”这种淳朴的交情，陕北山风帮忙，把故事吹遍塬峁。
陕北有险寨，兴隆寨尤难啃。1932年底的一个深夜，刘志丹端坐地图前，一宿无眠。天蒙蒙亮，他随警卫员到灶屋生火，水汽滚沸时灵光骤现：“既然山寨怕爆破，就用‘要炸’吓倒他们。”次日红军抵寨下，他举喇叭喊：“地道已至寨下，火药棺材随时引爆，愿活留，速降。”寨里县长贴耳水缸，见水面颤动，以为确有地道，仓皇携团丁逃走。红军趁夜关门捉贼，不费一枪即入寨。部下一脸疑惑：“连火药都没带，怎么炸？”刘志丹拍他肩头：“寨开了，乡亲们完好无损，这才叫赢。”
1935年春，左倾错误波及西北，刘志丹被错划为“肃反对象”。羁押期间，他依旧通过卫兵向外传信：“大局为重，服从中央。”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制止错杀。三人会面时，毛泽东握住他的手：“多亏你们保住根据地。”刘志丹答：“若无党中央指引，我们也走不出山沟。”交谈简短，却让误会烟消。
可是枪林弹雨从不留情。1936年4月14日，东征战役鏖战至中阳县三交镇，他在前沿观察被冷枪击中胸口，年仅34岁。噩耗传来，毛泽东疾书八个大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提笔记录：“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刘志丹随身那支7.65毫米勃朗宁手枪，如今静卧军事博物馆。握柄左侧“抗日”右侧“救国”，是他在照金小屋里一刀一刻留下的誓言。朴素的木柄磨得发亮，见证了一个陕北汉子的理想与决绝。
年复一年，保安县农家炊烟里仍有人唱起那段信天游：“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歌声淳厚，不带嘹亮，却把英雄留在山川沟壑间，留在老百姓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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