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7月，川北射洪县青居乡的晒谷场上，几个老乡正议论一件怪事：“你们看见没？杨大发家今晚又炖腊肉，还买了两斤白酒。”这种日子下，普通贫农连米粥都稀得见底，独独这位“新来干部”餐桌上油星四溅，难免惹人侧目。乡里干部走村入户核对人口时，有人悄声把疑点写进了表格：此人来历成谜、花销过大、操着蹩脚的本地话，还说过“以前见多了死人”的怪话。几行字，像一粒火星，落进公安干警早已铺陈的线索堆里。
沿着这条细线，调查组很快发现“杨大发”籍贯不符。广安户籍处压根儿没这号人，而同村人记得他初来乍到时穿的旧军呢大衣、用的钢笔有“委座赠”字样，更离奇的是，他媳妇偶尔对他吼：“你那点杀人的脾气收一收！”种种反常，指向一件事：这“贫农”不像表面那般简单。
侦查员翻出一摞泛黄档案，封皮上赫然写着：杨进兴，男，1917年生，浙江宣平人，原军统少校副官。1949年重庆大屠杀主要执行者之一，负案潜逃。真名与化名只差一字，掩耳盗铃，却也扛了六年。办案人员不禁嘀咕：“此人真够滑头，但再滑也逃不出普查网。”
把镜头倒回十几年。1940年，年方23的杨进兴混迹街头，被军统网罗。人高马大，眼神凶悍，再加上胆子大，很快被戴笠挑去当贴身副官。所谓“忠心”在军统字典里往往等于狠辣。1946年，他押解川西地下党领导罗世文、车耀先至松林坡，一阵枪响后又泼汽油焚尸；仅一年，电刑加钝器，三名被俘共产党员命丧其手。血债一桩桩，杨进兴非但无惧，反以此邀功，级别节节高。
真正让他“名动天下”的，是1949年9月6日夜的“戴公祠”。那晚，西安事变英雄杨虎城将军带着长子杨拯中被诱到重庆，理由是“总裁有命面谈西北局势”。等门一关，刀光寒闪。短促呼喊传出，转瞬即寂。杨虎城与爱子倒在血泊中。随后赶来的秘书宋绮云一家也未能幸免，连8岁的杨拯贵、9岁的“娃娃英雄”宋振中都被残忍灭口。行凶者正是杨进兴以及他的同伙。
重庆大屠杀后，解放军兵临城下。11月27日至29日，杨进兴再度出动，枪杀黄显声、李英毅等数十名政治犯后，窜往成都方向。途中汽车抛锚，他慌不择路，遁入山区。17名部下四散，他改名换姓，只身藏匿于乡间。
到了青居乡，他自称“流浪小贩”，操着还算地道的四川腔，租地种田。为笼络人心，他逢人就笑，出工总抢最累的活，换来“杨组长”的头衔，还成了乡里“劳动模范”。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夜深人静时，他总要开坛痛饮；偶尔外出背回几斤白面，煮面条满屋飘香。“一个穷光蛋哪来这些门路？”议论声在田埂上传开。
公安机关顺藤摸瓜，从“杨大发”妻子那儿找到了她在贵阳的远房亲戚，又调阅老档案，照片一比对，眉骨、眼间距几乎重合。为了稳住他，乡干部以“换贷款条”为由，把人约到区公所。送椅子进门的当口，两名便衣扑上，一副手铐锁住了这双染血的手。杨进兴大吼：“你们认错人！”随后被反拧双臂，押往南充。
审讯桌前，他扛了三昼夜，终究敌不过铁证如山。戴公祠夜杀、白公馆枪声、磁器口埋尸，每一桩都有人证、物证，连他自己都理不清的细节，记录里写得明明白白。“我认了。”他低声说，声音像砂纸，透露出多年的惊惧。
1958年5月，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数千名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昔日助桀为虐的军统刽子手，如今蓬头垢面站在被告席。宣判书念完，法槌落下，死刑，立即执行。押赴刑场时，有人问他还想说什么，他摇头，嘴唇发白。枪声回荡在渝州上空，一名恶魔至此画上句点。
当年的人口普查，本为国家理清家底的例行之举，却意外牵出一条隐匿六年的暗线。乡亲们随口的几句话，与公安机关的缜密工作对接，让一件尘封的血债得以昭雪。历史从未遗忘任何罪行，法网也不会因岁月久远而松弛。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年代，人们用最质朴的正义感，为被害的杨虎城将军一家，以及无数无名烈士，完成了一场迟来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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