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当天一位僧人出现现场,众人纷纷关注,经调查发现此人身份极为不简单!
1938年仲夏,衡山脚下的古寺里钟声急促,僧众正忙着将米袋和药品装上骡驮。领头人身披灰布海青,眉宇沉静,他叫巨赞。寺门外炮声隆隆,他却低声叮嘱:“米先给前线,药别少,一家寺也该有担当。”
衡山的紧迫只是巨赞人生的一隅。倒回二十年前,江阴河畔,潘家小院还算殷实,可父亲沉溺赌桌,家财如沙漏般逝去,母亲积劳成疾。一夜之间,少年潘楚桐明白了“天不佑懒人”这句话,只能抱着线装书挑灯夜读。
私塾旧课不足以回应世局翻涌,他咬牙自学数理,当地人说这孩子上进得像根箭。19岁,他考进上海大夏大学。霓虹闪烁的巷弄里,各色思潮激荡,阶级、革命、民族危亡,被他一一写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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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外,他常去思群社听辩论。“你真要入党?”同学拉住他悄问。巨赞看着夜色里的外滩灯火,回道:“救国要紧,佛也要人间成佛。”这一年是1929年,他在宣誓书上写下名字,旋即投身地下工作。
国民党清剿风声鹤唳。1931年冬夜,他从租界被追捕,一路逃到杭州灵隐寺。太虚大师见这位青年苦行兼怀壮志,给他剃度,赐号“巨赞”。剃度并非遁世,而是换一袭袈裟继续奔走。未几,他北上重庆北碚汉藏教理院深造,经藏与《资本论》同读,破除迷障,也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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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巨赞辗转闽粤桂湘,在烽火线上奔走。他与田汉、叶剑英商谈,在南岳成立佛道教救难协会。寺院变成救护站,僧尼成了担架兵,香案旁堆满了纱布与枪支。有意思的是,乡民总以为和尚只会敲木鱼,却不知他们也能守城墙。
桂林月牙山寺是巨赞的另一座战时根据地。他亲率僧兵护送难民,暗夜中多次与日军遭遇。有僧人担心:“师兄,刀枪无眼。”巨赞压低声音回道:“上马杀敌,下马念佛,慈悲不等怯懦。”短短一句,成了岭南僧众的座右铭。
1943年冬,风声又紧。巨赞在桂林被捕,军事法庭匆匆判死刑。行刑前夕,南怀瑾设法联络地方绅士,多方周旋,终将其营救。出狱那日,小雨淅沥。巨赞合十致谢,转身又进了山林——后方仍缺药,他没时间耽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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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他抵达北平。城门高悬的红灯笼下,这位历尽险恶的僧侣首次放慢脚步。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前人潮如海,他是广场上唯一的僧人代表。有人侧目,他只是稳稳合掌,默诵《般若心经》。那一刻,身份的裂痕在礼炮声中悄然愈合。
新政权呼唤建设者。1950年,巨赞在北京南城办起大雄麻袋厂,为复员伤兵提供工作,也为寺院自养探路;工棚旁,他蹲在地上教年轻僧人识字、记账。1952年起,他随赵朴初等人筹建中国佛教协会,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宗旨,推动寺院登记、僧职考核、经籍整理,一一落到纸上。
他更看重教育。主持佛学院时,课程表里除戒律、佛典,还排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农业常识。“出家人也要懂水稻亩产。”这句半开玩笑的话,让不少学僧苦笑,却真的学会了测土配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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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赞亦是全国政协委员,建国初期关于宗教古建修缮、僧尼社会保障的提案,多出自他手。周恩来曾提笔写下“上马杀敌,下马念佛”相赠,以褒其行。对巨赞而言,这既是鼓励,也是提醒:护国安民,未有止境。
1984年,他在北京圆寂,终年77岁。书桌上仍摊着《中国佛教近代史料汇编》,旁边是一盏油尽的青花瓷灯。灯芯焦黑,却留下一圈温暖的光痕。那光,让人记起乱世里一位僧人的誓言——袈裟可以挡风,也能御敌;念珠可以持咒,也能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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