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一九七九年二月，边境线上有一种“转运站”，运的不是粮弹，是烈士遗体。
这个名字听上去冷，落到人手里，却全是热的。
三五二二七这个代号后面，站着一批很年轻的兵。很多人过去是文工团、电影队、宣传队的女兵，手里熟的不是钢枪刺刀，而是幕布、胶片、演出服。
可战争一响，她们被分到伤烈组。
任务只有一个：把牺牲的战友接回来。
二月十七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广西、云南边境的炮声往前推，汽车、担架、临时救护点也跟着动起来。
前线部队要打仗，能抽出来的人不多。后方每一辆车、每一张登记表、每一卷白布，都变成了战场的一部分。
这不是舞台。
女兵们第一次见到从阵地上送下来的烈士遗体，有的军装还完整，有的已经分辨不出面容。她们要做的，不是哭一场就躲开，而是弯下腰，把遗体清理、包裹、登记，再送往后方陵园。
有人当场吐了。
吐完，还得回来。
白布铺开，酒精、药水、登记簿摆在一旁。手伸进军装口袋时，摸出来的常常不是钱，是家信、照片、入党申请书，或是一张被汗水和血水浸过的纸。
纸上的字还在。
一个年轻战士也许刚写完想家，也许刚写完决心，车就从前线把他送了回来。女兵们把这些遗物一件件分开，尽量让名字、籍贯、部队不出错。
错一个字，家里人就可能等不到完整的消息。
这就是她们的战场。
战场上的转运，最怕的不是脏，也不是累，是来不及。
前线打得急，烈士遗体一批批送下。临时点位上，汽车停下，担架抬进来，登记本翻开。刚处理完一车，下一车又到了。
夜里也停不下来。
有人连续十几个小时不合眼，有人守着车押送烈士回国。山路弯，炮声近，车厢里铺着白布，车灯在黑路上晃。司机不敢慢，押车的人也不敢睡。
她们知道，车上躺着的不是“数字”。
是一个个刚刚还在冲锋的人。
有一名女兵，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叫郭蓉蓉。
她出身山东福山，参军后在部队宣传队、电影队工作。她会跳舞，也学过放映。胶片卡住了，她能很快排除故障；演出任务来了，她也从不往后躲。
一九七九年，她随部队到广西方向待命，被编入伤烈组。
从这天起，她做的事变了。
搭帐篷，找水源，构筑防炮洞，照护伤员，转送烈士。过去拿胶片的手，开始抬担架；过去站在银幕旁的人，开始站到军车边警戒。
二月下旬，一次护送途中，车辆遭遇敌火袭击。
郭蓉蓉没有回来。
她本来是送别人回家的人，最后自己也倒在那条路上。
更让人难受的是，她的遗体未能完整运回。后来，在龙州烈士陵园里，人们记住了这位女烈士。那一排排墓碑之间，她的名字格外刺眼，因为她曾经离战斗岗位看起来那么远。
可战争不管这些。
它会把舞台、银幕、胶片、芭蕾舞鞋，全都推到炮火跟前。
很多人以为转运站只是后勤，离牺牲远一点。可三五二二七这样的伤烈转运点，离死亡最近。
她们看见的，是战士最后的样子。
她们做的，是让烈士尽量有姓名、有遗物、有归处。
这一点很重。
中国人讲落叶归根。战士牺牲在边境外，能不能把遗体带回，能不能把遗物交给家属，能不能让墓碑上刻对名字，对活着的人是一生的事。
所以，那些女兵一边害怕，一边伸手。
白布叠好，军装理平，遗物放进袋子，登记簿合上，再抬上车。车门一关，下一批又到了。
没有掌声。
也没有灯光。
一九七九年三月，参战部队陆续撤回，战斗结束。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在慰问信中写到，对在这场战斗中为国献身的烈士们，全国人民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
转运站也随任务结束而撤去。
那些女兵回到原来的单位，有人继续演出，有人继续放电影，有人再也不愿多讲那段经历。她们记住的，不只是炮声，还有登记簿上一行行名字。
后来人看老照片，常常只看见年轻的脸。
可照片外面，还有她们弯腰时碰过的白布，车厢里压低的呼吸，和一条从前线通往祖国陵园的路。
那条路上，她们把战友送回家！
参考资料：
一、中国军网：《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对越自卫反击战》
二、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 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中央军委给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和民兵民工的慰问信》
三、齐鲁晚报电子版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郭蓉蓉烈士相关报道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中国军网有关龙州烈士陵园和英烈纪念报道
本文据公开史料创作，部分场景细节为合理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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