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嫌我家穷断交，表妹年年登门，我当县长，表哥送礼我奔表妹家

楔子

表哥把两条中华烟和两瓶茅台往我家桌上一搁，搓着手叫我小名，说这些年他总惦记着我家。我看着他衣领上沾的灰，忽然想起十五年前那个雨天——他把我爹递过去的半袋红薯干拍在地上，说以后别来他家丢人现眼。

那天表妹蹲在地上，一颗一颗把红薯干捡起来，装进自己口袋里。她对我爹说：“大伯，我每年都去看你们。”

我当县长第三天，表哥来了。我没收他的烟酒，拉着他直奔表妹家。

第1章 那个叫程建国的男人

表哥把烟酒往桌上一放的那一瞬间，我闻到了他头发上散发出来的头油味儿。

这味道我太熟悉了。十五年前，他把那半袋红薯干拍在地上那天，也是这个味儿。那时候他刚三十出头，在镇上开了家五金店，腰里别着个黑色的汉显寻呼机，走起路来那玩意儿在腰带上晃来晃去，他每走几步就撩起衣角看一眼，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腰里头有货。

“建华，哥来看看你。”

他叫我小名，语气亲昵得像十五年没联系这件事根本不存在。

我没应声，低头看了看那两条中华烟——硬盒的，不是软包。又扫了一眼两瓶茅台，飞天，53度，白盒红标，是真的。

他倒也舍得。

“坐。”我指了指客厅里那把掉了漆的木头椅子。

那是我爹活着的时候最爱坐的。椅子腿底下垫着三层硬纸板，最上面那层是从镇上废品站捡来的尿素袋，蛇皮袋子上头还印着“玉米专用复合肥”几个字。我爹去世七年了，那纸板一直没换。

程建国没坐。他站在那儿，眼睛把我这间老屋从东墙扫到西墙，从房梁扫到地面，最后落在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上。

“你这……当县长了，还住这儿？”

“住习惯了。”

“该换换了。”他叹了口气，像是我这破房子丢了他的人，“你娘呢？我姑呢？”

“去村口小超市了，一会儿回来。”

“那我等会儿。”程建国终于坐下了，屁股挨着椅面边沿，腰板挺得笔直，两条腿并得紧紧的，像是来政府机关开会。

我给他倒了杯水。玻璃杯，杯沿上有个小豁口，是有一回我娘洗杯子时手滑磕的。程建国接过去看了一眼杯口，没喝，把杯子搁在了桌角。

沉默在屋子里弥漫开来，像发霉的墙角味，闷得人胸口发紧。

“建华，”他清了清嗓子，“哥知道你心里有气。当年那事……哥做得不对。”

我没接话。

他掏出烟来，是中华。撕开塑料薄膜，抽出一根递到我面前，动作熟练得像是演练过无数遍。

“我不抽。”

“戒了？你以前不是抽吗？在工地上……”

“早戒了。”

他自己点上，深吸一口，吐出的烟雾在头顶盘旋，带着一种我形容不上来的、属于“成功人士”的悠然。

“哥这些年，生意做得还行，就是忙，忙得脚不沾地，也没顾上回来看看你们。”他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了我娘昨天刚扫过的地上，“这不，听说你提拔了，哥高兴得一宿没睡。你可是咱们程家第一个当官的人，光宗耀祖啊。”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了一件很小的事。

那是1997年，我七岁，爹领着我去镇上赶集。集上碰见了程建国，他刚开了五金店，站在店门口嗑瓜子，看见我爹，把头别了过去。

我爹却凑了上去，搓着那双裂了口子的手，陪着笑脸说：“建国，生意兴隆啊。”

程建国“嗯”了一声，把瓜子壳吐在地上。

“你弟……建华他上学的学费还差二百八，你能不能……先给叔拿上，等卖了秋粮就还你。”

“叔，我这也是刚开张，周转不开。”程建国说这话时，眼睛看着街对面卖糖葫芦的老头，压根儿没看我们爷俩一眼。

我爹站了足足有三秒钟，嘴唇哆嗦着，最后挤出一个笑：“没事，叔再想别的办法。”

转身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程建国。他还在嗑瓜子，把瓜子壳往同一个地方吐，地上已经积了一小堆。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爹一句话没说。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他忽然蹲了下来，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那年我七岁，第一次看见我爹哭。

“你来，有事吧？”我收回思绪，看着程建国，语调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

“也没啥大事。”他把烟屁股摁灭在烟灰缸里，我注意到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像是要把什么别的东西也一起摁下去，“就是你表弟，程小军，今年大学毕业了，想考公务员。你看……你能不能给安排安排？”

我没说话。

“不用多好的位置，能进体制就行，先端上铁饭碗，以后他自己慢慢熬。”他往前倾了倾身子，“你是县长，这事儿对你来说，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舍得拿中华和茅台了。

“表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清晰，清晰得像是从另一个人的嘴里发出来的，“我当这个县长，不是为了给自家人开后门的。”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笑容，那笑容像是糊在脸上的一张薄纸，风吹就破。

“建华，你这话说的……哥还能害你？小军是你亲表弟啊，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

我没再说什么，站起身来，走到门口。

院子里的老母鸡正带着一窝鸡崽在墙根下刨食。夏天的太阳毒辣辣地照着，晒得地面发白。远处的玉米地已经抽了穗，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地响。

“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我说。

程建国愣了一下，随即露出喜色，以为我答应了，赶紧站起身来，顺手把那两条烟和两瓶酒拎了起来。

“不用拿，放这儿吧。”

“那怎么行，这是哥的一点心意……”

“先放这儿。”

我的语气不容置疑。程建国把烟酒重新放回桌上，跟着我出了门。

我领着他走过村前的那条土路，路过我爹当年蹲着哭的那棵老槐树。槐树已经老了，树皮皲裂得更厉害，但枝干还是那么倔强地朝着天伸展。

走了约莫二里地，眼前出现了一个破旧的院子。院墙是土夯的，被雨冲刷得东缺一块西缺一块，墙头上长满了狗尾巴草。院门是两扇木头的，关着，上面的黑漆剥落了大半。

我停住脚步，指了指那扇门。

“表哥，还记得这是谁家吗？”

程建国的脸色“唰”地白了。

第2章 那些年我们家吃过的苦

这是表妹家。

准确地说，是表妹程小雨的娘家。她娘是我爹的亲妹妹，程建国他爹和我爹是亲兄弟，程小雨和程建国是亲兄妹。

一个爹妈生的，两副心肠。

我在那个院门口站了很久，久到程建国从尴尬变成了不安，从不安变成了焦躁。

“建华，哥知道你对小雨好，可哥也没说小雨不好啊。咱俩的事，跟小雨没关系……”

“十五年。”我打断他，“这十五年来，只有小雨年年来看我娘。”

程建国张了张嘴，又把嘴闭上了。

我推开了那扇木门。门轴发出“吱呀”一声响，那声音很长，像是把这十五年的光阴从缝隙里一点一点拽了出来。

院子里没人。三间土坯房，窗户上糊着塑料布，门虚掩着。东墙角堆着一小垛柴火，西墙角搭了个鸡窝，窝是空的，只剩几根鸡毛粘在地上。

“小雨不在家。”程建国松了一口气。

“我知道。”我说，“她今天在镇上卫生院。”

“那咱……”

“等她回来。”

我搬了两个小板凳，放在院子里的枣树底下。枣树不大，但结得很稠密，青绿的小枣挂满了枝头，把树梢都压弯了。

程建国不坐，站在太阳底下，一会儿看看手表，一会儿看看院门，像是屁股上长了刺。

“哥，”我缓缓开口，“你还记得1998年冬天吗？”

他没有回答，但我看得出来，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1998年冬天，我八岁，我爹的病已经很重了。

具体什么病，当时村里没几个人能说清。后来我长大了，查了很多资料，才知道那叫“扩张型心肌病”，心脏渐渐变大，像一只被撑开的口袋，跳不动了。这病没法治，只能养。可我爹哪有养的条件？他一天不上工，家里就没有进项。我娘的裁缝活儿时有时无，那点收入连买盐都紧张。

那个冬天特别冷。我家的煤炉子坏了，烧蜂窝煤老是熄火。每天晚上，我娘把家里所有的被子都给我和我爹盖，她自己裹着一件旧军大衣，缩在床脚，冻得嘴唇发紫。

有一天，我爹胸口疼得厉害，躺在炕上直哼哼。我娘吓坏了，要去镇上请大夫，可家里翻遍了，连十块钱都没有。

我娘跟邻居家借了五十块钱，去镇上抓了药。药很贵，一种白色的小药片，一瓶就花了四十二块。药吃下去，我爹的胸口不那么疼了，但人还是没力气。

过了几天，我爹好了一些，能坐起来了。他对我娘说：“得去建国那儿借点钱，这药不能断。”

我娘沉默了半晌，说：“我陪你去。”

他们去的那天，我在家看着弟弟。弟弟才三岁，不懂事，满院子追鸡玩。傍晚时分，我爹娘回来了。我娘眼睛红红的，我爹脸色灰白，像是被寒风吹透了的土墙。

后来我才知道，程建国不但没借钱，还把我爹提去的半袋红薯干拍在了地上。

“那半袋红薯干，是我娘把家里剩下所有的红薯，全切了、蒸了、晒了，装进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旧面袋里。总共五斤六两。”我看着程建国，声音很稳，“你把它拍在了地上。红薯干滚了一地，沾满了土。你指着门口，跟我爹说了一句话。”

我停了一下。

“你说：‘穷亲戚，丢人现眼。以后别来了。’”

程建国的脸抽了一下，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

“后来呢？”我继续说，“后来我爹蹲在你们家门口，一颗一颗把红薯干捡起来。我娘也蹲下去捡。只有小雨，从屋里跑出来，也蹲下去捡。她一边捡一边哭，说‘大伯，婶子，对不起，我哥他混账’。”

枣树上的蝉忽然叫了起来，一声接着一声，像是不耐烦地催促着什么。

“我爹没进你们家的门。他捡完红薯干，拉着我娘的手，在雪地里一步一步走回的家。那天晚上，他跟我娘说了一句话。我娘后来告诉我了。”

我看着程建国。

“我爹说：‘这孩子心凉了。’”

程建国终于低下了头。他的脖子像是一下子软了，撑不住那颗脑袋了。

“那半袋红薯干，我们一家吃了整整一个冬天。”我继续说，“我娘把沾了土的洗一洗，重新蒸了晒，晒了蒸，蒸了再晒。最后都硬得咬不动了，我娘就用温水泡，泡软了，熬成糊糊。就靠着那半袋红薯干，我们熬过了那个冬天。”

我爹在第二年开春走的。走的时候才三十九岁。下葬那天，程建国没来。他让村里人带了一句话：“店里忙，走不开。”

小雨来了。她那时候才十六岁，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从镇上蹬了二十里山路赶来的。自行车后座上还绑着一只老母鸡，活的，腿被草绳捆着，一路咯咯地叫。

她把母鸡递给我娘，说：“婶子，这是我养大的，给你和建华弟弟补身子。”

我娘当时就哭了。小雨站在我爹的灵前，磕了三个头，磕得额头都红了。

打那以后，每年过年，小雨都要来看我娘。有时候骑自行车，有时候搭同村人的拖拉机。年年来，从不间断。她带来的东西，可能是一壶菜籽油，可能是一袋白面，可能是她自己做的一双布鞋，也可能是几十块钱。但她从来不说“借”，只说是“给”。

2001年，我考上了县一中。学费要九百块。我娘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凑了六百四。还差二百六。又是小雨，她把自己的嫁妆钱拿了出来——那是她打了两年工攒下的，准备结婚用的。

“建华，你安心去读书，这钱姐不急着用。”她这样对我说。

后来我上了大学，学费靠的是助学贷款，生活费靠的是勤工俭学。但每年过年回家，总能在家里看到小雨来过的痕迹——一袋苹果、两斤猪肉、一件给我娘新做的棉袄。

程建国呢？他一次都没来过。

他爸——也就是我大伯——六年前去世。丧事办得很大，全村人都去了。我娘也去了，带着我。程建国在葬礼上看见我们，招呼都没打，转身去招呼镇上的领导了。

倒是在葬礼上，小雨把一个布包偷偷塞给了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五千块钱。她说：“建华，你研究生快毕业了，找工作要用钱，姐帮不上大忙，这点心意你拿着。”

我没要。我告诉她，我已经考上了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生，有工资了。

她高兴坏了，拉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说：“好，好，有出息了，你爹泉下有知，也该安心了。”

程建国站在不远处，听我们说话，表情极其复杂。

他大概从来没想到，那个当年连学费都交不起的穷小子，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我更没想到的是，我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十年，从乡镇科员干起，副镇长、镇长、县交通局局长、副县长，一路走到今天。半个月前，组织找我谈话，说经县委常委会研究，任命我为代县长。

消息传开，程建国的电话就来了。然后是人到了家门口。

“哥知道，哥这些年对不住你们。”程建国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嘶哑，“可是建华，小军他……他也算是你看着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了，想在本地发展。你帮帮他，哥这心里……”

“表哥，”我打断他，目光越过他的肩膀，望向院门口，“你记得吗？当年我爹去你家借钱的时候，我七岁。我不懂事，跟在你家小军的屁股后面，想跟他玩。小军说了一句话。”

程建国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他说：‘你一个穷要饭的，别碰我的玩具。’”我笑了笑，笑容很淡，像枣树叶子间漏下来的光，斑斑驳驳的，“那年小军五岁。一个五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叫穷要饭的？他都是听大人说的。”

程建国不说话了。他站在那里，额头上冒出了汗珠，顺着太阳穴往下淌。

“我不怪小军。他当时小，不懂事。可是表哥，有些话，大人不能乱说。有些事，大人不能乱做。你懂我的意思吗？”

程建国嚅动了一下嘴唇，最终挤出了一句话：“建华，你给哥一句准话，小军这事，到底行不行？”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听见院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很轻，但很稳。一步一步，踩在泥土上，踏实得像庄稼人的日子。

院门被推开了。

程小雨站在门口，穿着白大褂，手里拎着一个旧的帆布包。她看见我们，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跟她十六岁那年一样，干净得像山里的泉水。

“哥，建华，你们怎么来了？”

我把小板凳往前挪了挪：“小雨，坐。今天我有话要跟你说。”

第3章 表妹的这些年

小雨把白大褂脱了，叠整齐放进帆布包里，才在我们对面坐下来。

她瘦了很多。我记得她十六岁那年来我家，脸上还有两团红扑扑的肉。现在那两团肉已经不见了，颧骨微微凸起来，眼窝陷下去，但眼睛还是亮的，像两口深井，井水清冽。

“吃饭了没有？我屋里还有半锅面汤，给你们热热？”她说着就要起身。

我按住了她的胳膊：“不饿。你坐下，咱仨说说话。”

小雨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程建国，慢慢坐了回去。她不是个迟钝的人，她应该已经从我和程建国之间的气氛里嗅到了什么。

“姐，”我没叫她小雨，叫了姐，“这些年，你过得咋样？”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地问她这个问题。

以前每次见面都是匆匆忙忙的。她来看我娘，坐上个把小时就要走，说要回去做饭、要回去值班、要回去管孩子。我娘留她吃饭，她总说“下次下次”，可下次来了，还是说“下次”。

“挺好的。”小雨笑了笑，“卫生院里不忙，一个月三千来块钱，够花。”

“你男人呢？”

“在郑州工地上，一年回来两三次。”

“孩子呢？”

“晨晨上初一了，住校。成绩还行，班里前几名。”

她说话总是这样，问什么答什么，不愿意多说自己的难处。可我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一点也不“挺好”。

小雨二十岁那年嫁给了同村一个姓刘的小伙子。那小伙子人老实，干活也肯下力气。可婚礼那天我去吃酒，程建国做主，把小雨的彩礼钱压了又压。人家男方给的八千八，程建国扣下五千块，说是“娘家收的，规矩”。小雨结婚后，她男人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干不了重活了，家里就靠她一个人在卫生院当护士撑着。

她女儿晨晨有哮喘。冬天一到就犯，每年要住院一两次。医疗费一年下来，少说也得五六千块。她一个月三千来块钱，又要养老又要养小，还要供孩子念书，日子紧得不能再紧。

可她从来没有向我们开过口。

有一年腊月二十八，下大雪。我以为她不会来了。结果天快黑的时候，她出现在村口，头上裹着一条旧围巾，眉毛上全是霜。她徒步走了十二里山路，因为班车停了。她背着一个蛇皮袋子，里面装着一袋白面、两条冻鱼，还有她亲手给我娘做的一双棉鞋。

我娘那天晚上哭得不行，说：“小雨啊，你日子也不宽裕，你这是图个啥？”

小雨笑了笑，说：“婶子，我小时候，大伯对我好。他走了，我不能忘了。”

就这一句话，她能记一辈子，做一辈子。

“小雨，”我斟酌着措辞，“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你说。”她坐直了身子。

“县里有个人才引进计划，你听说了吗？针对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的。有正式编制，待遇比现在高。我想让你报名。”

小雨愣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建华，姐初中文化，怕是不行。”

“你有二十年的护理经验，这就是最大的资本。学历可以放宽，只要通过一个基本考试就行。考试的内容就是你平时干的那些活儿。”

“可是……”

“姐，名额不多。但你的条件，完全符合。”

我说的是实话。县里的确有这个计划，我也的确了解了小雨的情况。她虽然学历不高，但业务能力在镇卫生院是拔尖的。更重要的是，她这些年的难处，我比谁都清楚。

只是我从来没跟她说过。

在我被提拔之前，我一直在县里工作，离镇上不远。小雨的好些事情，我其实都知道。她女儿住院，她四处借钱；她男人不能干重活，家里的地都是她一个人在种；卫生院发不出工资，她照样每天第一个到岗。

这些我都知道。可我以前帮不了她。我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在基层摸爬滚打，工资不高，人情关系不硬，说不上什么话。

后来我的位置慢慢上来了，能说上一些话了。但我从来没有主动去找过小雨，没有给她任何特殊的关照。

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位置，也知道多少人盯着我。我帮自己的亲人，哪怕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到了别人嘴里，都能变成“假公济私”。所以我一直忍着，忍着看她吃苦，忍着看她一天天老下去。

这种滋味，不好受。

“建华，你的好意姐心领了。可我不想给你添麻烦。”小雨低下了头，手指头绞着衣角，像极了十六岁那年在我爹灵前的样子。

“姐，这不叫麻烦。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得到的。”我语气重了一些，“你干了二十年，经验丰富，群众口碑好，卫生院里谁不说你程护士好？凭本事拿编制，天经地义。”

小雨还是摇头，摇得很慢，但很坚定。

我看了程建国一眼。他坐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大概以为我今天来小雨家，是要干什么别的事。他没想到，我干的是这个。

“哥，”小雨忽然对程建国说，“你先回去吧。天热，别中暑了。”

程建国“啊”了一声，像是在梦中被叫醒。他看看我，又看看小雨，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说出什么，起身走了。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讨好，有不甘，有困惑，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忌惮。

他走了以后，院子里安静了许多。只有枣树上的蝉还在叫。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地上，碎成一地明晃晃的光斑。

“姐，你听我说。”我把小板凳往她跟前挪了挪，“我不是在帮你走后门。我是在做我该做的事情。这个计划是面向全县的，谁符合条件谁报名，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你报名，凭自己的本事考。考上考不上，全看你自己。”

小雨抬起头来，看着我。她的眼睛湿了，亮亮的，像两口盛满了清水的井，水马上就要溢出来了。

“建华，你跟你爹一样，心肠好。”

“我爹心肠好，可他受了一辈子穷。”我说，“我不想让咱家里心肠好的人，一直受穷。”

小雨终于哭了。她哭得很安静，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落在她那件洗得发白的花衬衫上。

我没有再说话，就坐在枣树底下陪着她。

蝉叫得愈发响了。院子外面，有人在赶羊回家，鞭子甩得“啪啪”响。东边天上飘过来一片云，把太阳遮住了，院子里一下子凉快了不少。

“建华，姐问你个事。”小雨擦了擦眼泪，声音有些哽咽。

“你说。”

“你当县长了，高兴不？”

我愣了一下。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接地问过我。

高兴吗？

我高兴。从七岁那年，我爹蹲在老槐树下哭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一天不想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我熬过了最冷的冬天，嚼过最硬的红薯干，睡过最潮湿的工棚，吃过最冷的馒头。我从最底层一点一点爬上来，为的就是有一天，能不再被人看不起，能不再让家里人受苦。

可是高兴的背面，是怕。

我怕我当不好这个官。我怕对不起那些在暗处看着我的人。我怕我的一举一动，被人戳脊梁骨，说我程建华是靠关系、靠运气、靠见不得人的手段上来的。

我更怕的是，我手里有了权力，却不能为小雨这样的人做点什么。

“高兴。”我回答她，“但也不高兴。”

小雨看着我，等着我往下说。

“高兴的是，我总算有了一点能力，能照顾咱家里该照顾的人。不高兴的是，这种能力，是用十五年的冷眼和嘲笑换来的。”

小雨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叹了口气：“你爹要是还活着，看见你现在这样，得多高兴。”

我笑了笑，没说话。可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眶也热了。

我爹走得太早了。他连我上初中都没等到。他要是活到今天，看见我坐在这个位置，可能不会像别人想象的那样高兴。他可能会说：“建华，这官不好当，你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良心。

这五个字，我记了一辈子。

第4章 我爹教我的事

我爹叫程守田。名字是他自己起的，他说庄稼人，守着一块田，踏实。

他是个老实到骨子里的人。村里人都这么说。老实得窝囊，老实得让人心疼。可我知道，我爹不是窝囊。他只是认死理。他认的道理很简单：人不能忘本，穷不能失志，再难不能走歪路。

我七岁那年，跟着他去镇上卖红薯。红薯是自家地里刨的，挑了最光溜的装进筐里。到了集上，我爹把秤摆出来，把红薯码得整整齐齐。

旁边有个卖菜的，是邻村的，认识我爹。他过来看了看我爹的筐，说：“老程，你这些红薯块头小，不如去菜市场捡些烂的，拌上泥，卖相好，压秤。”

我爹摇了摇头：“那是坑人。”

“这年头，不坑人哪挣得到钱？”

“挣不到就挣不到。睡觉踏实。”

那天我爹一共卖了十四块钱。回家的路上，他给我买了个烧饼，芝麻馅的。他自己没吃，说“不饿”。走了二里地，他蹲在路边，从布兜里掏出一个凉红薯，啃了起来。

那个红薯很小，歪歪扭扭的，是品相最差的那一个。他舍不得吃好的。

“建华，你记住，你爹没本事，但绝不亏心。”他一边啃红薯一边对我说，嘴里嚼得“吧唧吧唧”响，那声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爹病重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炕前。那时候他已经不怎么下床了，说话都费劲。他拉住我的手，手很瘦，像一把干柴。

“建华，爹不行了。爹走了以后，你是家里的男人。你要照顾好你娘和你弟。”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我那年才九岁，其实还不完全懂“走”是什么意思。

“记住，咱家穷，但不能让人看不起。”他停了一下，喘了几口气，“什么叫让人看不起？不是穷，是没骨头。没骨头了，人家才真正看不起你。”

“所以你要读书。读出去了，你才能有骨头。有了骨头，你走到哪儿都站得直。”

他说完这些话，累得闭上了眼睛。我在炕边坐了很久，看着他的胸口一起一伏，像一只破旧的风箱。

第二天，他走了。走的时候很安静，像睡着了一样。

我娘哭得昏死过去两回。我抱着弟弟，站在院子里，看着人们进进出出。小雨从镇上赶来，跪在灵前磕头。我大伯站在门口，抽着烟，表情麻木。程建国没来。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跑到村后的山坡上，对着黑漆漆的天，哭得嗓子全哑了。哭完之后，我对着我爹坟头的方向磕了三个头，说：“爹，我记住了。”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这条路，只能靠我自己走。

我上学晚，七岁才上一年级。家里穷，买不起书包，我娘用旧布给我缝了一个。不结实，用了一个月就开线了。我没敢告诉我娘，自己找了根麻绳把口子扎上，就那么背了三年。

我在村小的成绩一直很好，好到老师每次见到我娘都要夸几句。可我娘高兴不起来，因为每个学期开学，她都要为学费发愁。

小学还好，一年几十块钱。到了初中，学费多了，住宿费、伙食费，加起来一年要好几百块。我娘做裁缝，一天挣不到十块钱。弟弟还小，也要吃饭。我爹留下的积蓄，早就花光了。

那几年，我几乎每个学期都要拖欠学费。老师知道我家的情况，从来不催，但每次在班里报欠费名单的时候，我的脸都烧得像火炭。

我害怕同学看我的眼神，更害怕那种“被可怜”的感觉。所以我拼命学习，像一头饿急了的牛，逮着书本就啃。我知道，只有成绩好，我才能证明自己不低人一等。

初三那年，我参加县里的数学竞赛，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支钢笔和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我用那支钢笔给我娘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娘，等我出息了，你就再也不用熬夜缝衣服了。”

那封信我娘一直收着，放在她那台旧缝纫机的抽屉里。后来我回家，看见那封信的边角已经磨得发毛了，不知道被她拿出来看过多少遍。

高中三年，我一年回一次家。为了省钱，我每天只吃两顿饭，中午那顿是两个馒头加一包榨菜。有时候连榨菜都不舍得放，就着白开水啃。

有一年冬天，我感冒了，烧到三十九度五，躺在宿舍里起不来。舍友帮我请了假，我去校医院打了一针，花了八块钱。那八块钱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打完针，我坐在校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哭得像条狗。

不是为那八块钱哭。是为我娘的棉袄哭。那年冬天特别冷，我娘把自己唯一的厚棉袄拆了，棉花重新弹了一遍，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寄到学校。她自己穿着那件旧军大衣过的冬。

我考上大学那年，全村的鞭炮响了足足有十分钟。我大伯来了，程建国没来。小雨来了，带着一篮子鸡蛋。我娘把录取通知书拿给每一个人看，笑着笑着就哭了。

大学四年，我没有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是舍不得路费。寒暑假我都在打工，家教、发传单、工地搬砖，什么活都干过。大二那年暑假，我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四十五天，挣了两千二百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厚厚一沓，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我给家里寄了一千五，自己留了七百。我娘在电话里哭了，说：“建华，苦了你了。”

我说：“娘，不苦。比我爹当年强多了。”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有几个选择。去企业，年薪二十万起步；去高校当辅导员，安安稳稳；去考公务员，收入不高，但稳定。我选择了第三条路。

导师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想回县里。我想做点事。”

导师看了我很久，说：“你这一去，可能很多年都见不到成效。基层难，难在人心。”

我说：“我知道难。但我就是从最基层出来的，我不怕。”

我在乡镇干了三年。那三年，是我人生中最苦也最充实的三年。住在镇政府后院的平房里，夏天漏雨，冬天透风。厕所是旱厕，洗澡用脸盆。一个月工资两千四百块，除去吃住，能攒下一千。

但我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知道了一个村的水渠有多长，知道了一家贫困户一年需要多少救济款，知道了老百姓的诉求有时候很简单——路好走一点、水干净一点、孩子上学近一点。

也是那三年，让我彻底明白了什么叫“官小责任大”。一个乡镇干部，在县里不算什么，但对那些一辈子没出过村的庄稼人来说，你就是“上面的人”。你的一句话，可能让人家跑断腿；你的一个决定，可能让人家多等半年。

我爹说得对，这官不好当。但总得有人当。

后来我一步一步往上升，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有人劝我“灵活一点”，有人暗示我“要站队”。我都没听。我记着我爹的话：不亏心。

组织考察我的时候，找我谈话的领导问了我一个问题：“小程，你的亲戚朋友里，有没有找你办过事的？”

我如实回答：“有。”

“你怎么处理的？”

“能帮的，按规矩帮。不能帮的，说清楚。”

领导没说话，点了点头。

半个月后，我被任命为代县长。

消息传开的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一个人走到县政府大楼前面的广场上，坐了很久。夜风很凉，天上的星星很亮。我掏出手机，想给谁打个电话。翻遍通讯录，最后拨了小雨的号码。

“姐，我当选了。”

小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建华，你爹知道了，肯定高兴。”

我握着手机，泪流满面。

我没有打电话给程建国。他是在第二天得知的消息，然后就有了今天这一出。

我理解他。他真的以为，我当县长了，就能给他儿子安排工作。在他的认知里，官就是管事的，管事的就是能办事的。亲戚当了官，不找亲戚找谁？

他错了吗？从传统的人情世故来看，他没错。

可这个“没错”，恰恰是最让我心痛的地方。

因为我不能那么做。我要是那么做了，我对不起我爹临死前的嘱托，对不起我这些年的坚守，更对不起那些在暗处盯着我的人。

官再大，也不能把良心摘下来。

“建华，”小雨轻轻叫我，“你在想什么？”

我回过神来，看着她。她已经不哭了，但眼睛还是红的。阳光重新从云层后面钻出来，照在她脸上，照出几道细密的皱纹。她才三十六岁，看起来却像四十多。

“我在想，”我笑了笑，“当年你骑着二八大杠给我家送老母鸡的事。”

小雨愣了一下，也笑了：“那只老母鸡，后来下蛋了吗？”

“下了。下了整整两年的蛋。后来老死了，我娘把它埋在了后院的枣树底下。”

“你娘这个人，重情。”小雨叹了口气。

“你也重情。”我说。

小雨没说话，抬头看了看天：“快晌午了，我给你做碗面吧。家里没什么好菜，打个鸡蛋。”

“行。”

她起身往厨房走。走了两步，又停下，回头看了我一眼：“建华，那个报名的事，姐听你的。姐去考。”

我心里一暖，点了点头。

小雨笑了。那笑容像极了十六岁的她，干净、明亮，像是所有的苦难都遮不住的光。

第5章 程建国的心思

程建国从小雨家出来以后，没有直接回家。

他沿着那条土路走了一截，拐进了一片杨树林，找了块石头坐下来，点了一根烟。

烟是他从我家出来的路上买的。五块一包的软白沙。他平时不抽这个，他抽的是二十五块一包的芙蓉王。但今天，他不想在村里人面前显得太招摇。

他坐了很久，想了很多。

程建国今年四十八岁，比小雨大十二岁。他是家里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儿子。他爹娘从小惯他，说“建国以后要继承家业的”。后来家业没继承上，他爹那点老底子在一次生意中赔了个精光。他只能自己去闯。

他二十岁开始做小买卖，贩过菜、收过粮、倒腾过化肥。后来开了五金店，慢慢地，生意做起来了。他有钱了，成了村里第一个买摩托车的人，第一个盖楼房的人，第一个开上小汽车的人。

那些年，他是真的风光。走到哪儿，都有人给他递烟、让座、打招呼。“程老板”、“建国哥”，叫得他飘飘然。

人一飘，就忘乎所以了。

他看不起穷人。尤其是看不起亲戚里的穷人。他觉得他们像是一贴粘人的膏药，揭不下来，还带着一股子穷酸味儿。

那年我爹去借钱，他心里其实有些犹豫。他不是拿不出那几百块钱。他只是不想开这个口子。他担心借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程家穷亲戚多，要是都来借，他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所以那天他发了火。话说得重，重得超出了他的本意。可话已出口，收不回来了。

后来我爹死了，他没去。不是真的忙，是不知道去了该说什么。他怕面对我娘的眼睛。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他听说了。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也没太当回事。他觉得读大学也改变不了什么。现在大学生多如牛毛，出来还不是打工？

直到我考上研究生，进了政府部门，他才隐隐觉得不对劲。这个当年在雪地里捡红薯干的侄子，似乎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了。

但他还是没来。没来，是因为抹不开面子。他拉不下那个脸。

如今，我当了县长。

程建国这回是真坐不住了。他觉得，这是程家的大事。他是程家现在最年长的男人，他必须出面。于情于理，他都应该来看望一下我这个“有出息的侄子”。

当然，他来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他儿子程小军。

程小军是程建国的心头肉。从小娇生惯养，要什么给什么。这孩子不算笨，但吃不了苦。大学上了个三本，混了四年，毕业了，高不成低不就。在家里闲了三个月，程建国急了。

他找了很多关系，想给儿子安排个工作。可这年头，没有编制的工作看不上，有编制的工作进不去。他的那些关系，说白了都是些小商人、小老板，在县里说话没有分量。

我当县长的消息，像一道光，照进了他心里那个逼仄的角落。

“建华能帮我。”他想，“他是我亲侄子，血浓于水。小军是他亲表弟，他能不帮？”

他来了，带着烟酒，带着笑脸，带着积攒了十五年的“亲情”。

可他万万没想到，我把他带到了小雨家。

坐在杨树林里抽完第三根烟，程建国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了几下。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往家的方向走。

他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带他去小雨家？

是羞辱他？让他看看小雨的穷日子，让他难堪？

还是提醒他：这十五年来，跟程家保持联系的，只有小雨一个人？

“这小子，心思深。”他低声说了一句。

他开始意识到，我这个侄子，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跟在小军身后想一起玩的小屁孩了。我现在是一个县长，一个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了十年的成年人。我的每一步，都可能是有深意的。

带他去看小雨，也许是在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一个让他看清是非的机会。

可程建国不打算抓住这个机会。他更关心的是，儿子的事到底有没有戏。

回到家里，他媳妇刘红霞迎上来问：“怎么样？他答应了吗？”

程建国摇了摇头，把烟酒的事说了。刘红霞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他连烟酒都不收？”

“收了。放家里了。”

“那是答应了？”

“也没答应。”程建国烦躁地端起桌上的凉茶灌了一大口，“他把我带到小雨那儿去了。还跟小雨说，让她报名什么人才引进计划。”

刘红霞琢磨了一会儿，忽然眼睛一亮：“这就是说，他肯帮小雨？”

“应该是。”

“那他也能帮咱家小军啊！小雨是他表妹，小军是他表弟，一样的亲啊！”

程建国看了媳妇一眼，没说话。

他知道，在程建华的心里，小雨和小军，从来都不是“一样的亲”。

小雨是雪中送炭的人。小军……小军说过那句“穷要饭的”。虽然那时候小军只有五岁，可那话是跟大人学的。跟谁学的？不就是跟着他程建国学的吗？

他叹了口气，瘫坐在沙发上。沙发的弹簧硌着屁股，不舒服。这房子是他在镇上买的第一套商品房，装修豪华，家具都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可现在坐在这里，他觉得浑身不自在。

“我再去一趟。”他说。

“去我家？”

“去小雨家。”他说，“我去给小雨道个歉。”

刘红霞愣住了：“道什么歉？”

“你别管。”

程建国起身，从冰箱里拿出一箱奶，又拿了两盒脑白金。想了想，又塞进去一个红包，里面装了一千块钱。他拎着东西出了门。

他不会去道歉。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他只是觉得，想让程建华帮忙，就得先过小雨这一关。而小雨这孩子，从小就心软。只要他放下身段说几句好话，小雨会帮他在程建华面前美言几句的。

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小雨心软，但小雨不糊涂。

第6章 那碗面汤的温度

小雨的面做得很快。不到二十分钟，两大碗热腾腾的鸡蛋面就端到了我面前。

面很细，汤很清，上面卧着一个煎得金黄的鸡蛋，撒了一小撮葱花。我端起碗，先喝了一口汤。汤是咸的，还带着一股淡淡的猪油香。

“你家里还有猪油？”我有些意外。

“隔壁王婶给的。她家杀了年猪，剩了一碗猪油，说我家晨晨吃面没油水，就端过来了。”小雨坐在对面，把筷子递给我，“快吃吧，别凉了。”

我吃了一口面，面很筋道。不是买的挂面，是自己擀的。

“你什么时候会擀面了？”

“早就会。晨晨小时候不爱吃饭，我就变着花样给她做。后来发现她爱吃手擀面，我就慢慢练出来了。”

我看了看厨房，锅台上放着一块案板，案板边上沾着白白的面粉。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只余下一点点的烟气，从锅沿的缝隙里袅袅地升起来，在半空中散得无影无踪。

这面真香。香得让我恍惚间回到了小时候。那年冬天，我娘用最后一碗白面做了面条，卧了一个鸡蛋，全给我盛在了碗里。我吃得满头大汗，我娘和弟弟喝的是玉米糊糊。

“建华，你想啥呢？”小雨问我。

“想我娘。”我笑了一下，“想那碗面。”

小雨没再问。她小口小口地吃面，吃得很慢。我注意到她碗里没有鸡蛋。

“你鸡蛋呢？”

“我吃了呀。”她用筷子拨了拨碗底，果然还有半个鸡蛋。她只煎了一个鸡蛋，我们一人一半。

我没说话。低头把碗里的面吃了个干净，连汤都喝光了。汤很热，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暖得人想哭。

吃完饭，小雨去洗碗。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电话是打给县人社局局长的。我问他，人才引进计划报名的情况怎么样了。局长说，公告已经发了，各镇在汇总报名人员，但人数不多，符合条件的更少。我“嗯”了一声，没有多说什么。

挂了电话，我站在枣树底下，抬头看树上的青枣。枣子还小，只有指头肚那么大，但结得很密。到了秋天，这满树枣子红了，一定很好看。

小雨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天热，喝碗绿豆汤。”

我接过碗，一口气喝了半碗。绿豆汤不甜，但很解渴。

“姐，你卫生院的工作，具体干些什么？”

“啥都干。打针、输液、换药、巡房。有时候也帮着大夫处理一些急诊。镇上就那几个人，分不了那么细。”她在小板凳上坐下来，用围裙擦着手。

“干了二十年了吧？”

“十九年。”她说，“从卫校毕业就去了。当时还是我爹托人找的门路。后来我哥说不划算，让我辞了去他店里帮忙，我没去。”

“为什么不去？”

“我不喜欢做买卖。再说了，在医院里干，能帮到人。”她笑了笑，“你知道不，镇上好多大爷大娘，见了我都叫‘闺女’。有时候我值夜班，他们给我送吃的。那感觉，不是钱能换来的。”

我点了点头，想起了一件事。去年冬天，我还在县交通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去石桥镇下乡。路过镇卫生院，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哭。我下车问怎么了。老太太说，她老伴住院，交不起押金。我准备掏钱，旁边过来一个护士，对老太太说：“大娘，别哭了，院长说了，先治病，押金的事回头再说。”

那个护士就是小雨。她没看见我，把老太太扶起来，搀进了医院。我在外面站了很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后来我托人打听，才知道小雨替那老太太垫了一千块钱的医药费。那钱，她从来没去要过。

这就是程小雨。这就是我那个年年来我家的表妹。

“姐，你这样做，图什么？”我忽然问她。

小雨愣了一下，抬头看着我。阳光落在她脸上，照出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她摇了摇头：“啥也不图。就是看不得别人苦。”

“可你自己就够苦了。”

她笑了一下：“我不苦。我有手有脚，有工作，有晨晨。日子紧是紧点，但还过得去。”

“那你想过更好的日子没有？”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去，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围裙的带子：“谁不想呢？可有些事，急不来。我文化不高，能有个稳定工作，把孩子拉扯大，就知足了。”

“这次人才引进，你好好考。考上了，工资能翻一倍还多，以后养老也有保障。”

她抬起头来，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去：“我怕考不上。书都丢了好多年了。”

“你不是每天都在看护理方面的书吗？院长跟我说了，你年年参加业务培训，考得都挺好。”

她惊讶地看着我：“你咋知道的？”

“我关心你呗。”

她笑了，眼里闪着泪光：“建华，你真的是……跟你爹一模一样。嘴上不说，心里啥都有。”

我也笑了。

太阳已经偏西了。院子里的光线变得柔和起来，像是一层薄薄的橘色的纱。鸡在墙根下刨了一会儿，又跑到树荫里卧下了。远处传来谁家的收音机声，放着秦腔，咿咿呀呀的，听不太清。

“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我站起身。

“再坐会儿吧，吃了晚饭再回去。”

“不了，县里还有个会。”这是托词。我只是不想让她再为我忙活。

小雨没有强留。她把我送到院门口，站在门槛里面，目送着我离开。

走出老远，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门口，瘦小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像是一棵长在石缝里的树，单薄，却倔强地活着。

那天晚上，我回到县里，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面前摊着一堆文件，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小雨站在门口的那个身影。

我想起了很多人。我爹、我娘、小雨、程建国。还有那些在基层一线默默吃苦受累的人。他们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不会来事儿。他们只知道，天亮了要上工，天黑了要回家。他们像地里的庄稼，一茬一茬地长，一茬一茬地收，不声不响。

他们不该被遗忘。

我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人才引进计划，务必公平公正，优先考虑基层一线人员。”

写完之后，我合上本子，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

手机响了一声。是小雨发来的短信：“建华，面好吃不？下次来，姐还给你擀。”

我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我又补了一句：“姐，你一定要考上。”

她没有回复。过了一会儿，短信又来了：“我尽最大努力。”

我把手机放下，走到窗边。

县城的夜没有大城市那么亮。路灯稀稀疏疏的，照不亮整条街。远处的农田隐没在黑暗里，偶尔有手电筒的光闪过，是晚归的农人在赶路。

我忽然觉得，那条路很长，但走得踏实。

第7章 十五年的账本

之后的几天，我一直没有联系程建国。

他倒是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都没接。不是故意躲他，是我确实忙。刚上任，事情堆成山。各个部门要汇报工作，市里有会要参加，乡镇有项目要调研。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

我娘打来电话，说程建国又去了家里两次。一次是送了一篮水果，另一次是送了五百块钱。我娘没收，都让他拿回去了。

“建华，你表哥那个人吧，他也不是坏，就是糊涂。”我娘在电话里说，“你别太难为他。”

“娘，我心里有数。”

“你二舅昨天也来了。你二舅那个人你也知道，一辈子老实本分。他就是来看看我，没提任何事。我留他吃了碗面条。”

“好。娘，你身体怎么样？”

“好着呢。就是惦记你。你一个人在县里，吃好点，别亏着自己。”

“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桌子上放着秘书整理的工作日志。我翻开来，一条一条地看。看到最后，目光停在了一行字上：“石桥镇等三个乡镇农村公路改造项目，待审批。”

石桥镇。小雨所在的镇。

我把那份文件抽出来，仔细看了一遍。项目资金预算一千八百万，涉及三个乡镇的农村公路硬化。其中石桥镇有四个村的路段最为破旧，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老百姓出行极不方便。

这个项目，我在交通局的时候就在推动。现在资金到位了，可以启动了。

我拿起笔，在文件上签了字。然后打电话给交通局副局长，让他抓紧组织实施。

挂了电话，我想了想，又拨通了石桥镇镇长的电话。镇长姓赵，是去年换届刚上来的。我跟他聊了几句，话题转到项目上。赵镇长很激动，说石桥镇的路是老大难问题，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老赵，项目落地之后，工程质量一定要抓严。这是老百姓出行的路，不能做成‘豆腐渣’。”

“县长放心，我亲自盯着。”

“还有，”我顿了一下，“你们镇卫生院有个叫程小雨的护士，你了解吗？”

赵镇长愣了一下，说：“程小雨啊，知道，全镇都知道。好护士，认真负责，老百姓口碑好。对了，这次县里人才引进，我们镇已经把她列为推荐人选了。”

“推荐了就好。”我没有多说什么。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

程建国又发来了短信：“建华，哥知道你忙。你啥时候有空，哥请你吃个饭。就咱哥俩，说说话。”

我没回复。

过了十分钟，又一条短信：“建华，那烟酒你收着，是哥一片心意。小军的事，你考虑考虑。不着急。”

我还是没回复。

我知道，拖下去不是办法。程建国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目标，会像狗皮膏药一样贴上你。今天送烟酒，明天请吃饭，后天可能就找到我娘那里去。我不能让他一直这样下去。

我得想个办法，既让他死了这条心，又不至于撕破脸。

正想着，手机响了，是县委办的电话。县委书记临时召集常委会，有急事。

我拿起外套出了门。

常委会开了两个小时。研究了几个议题，最后书记提到了一件事：市纪委监委转来一封群众举报信。举报内容是关于县里某局的一名副局长，说他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为亲属安排工作。

书记没有点明具体是谁，但语气很严肃：“同志们，这封举报信，我要把它当作一面镜子，照一照我们每一个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是拿来做人情的。谁要是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组织绝不姑息。”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空调的风声。我坐在那里，面色平静，但心里像被人重重敲了一下。

不是心虚。我从来不做亏心事。只是，我想起了程建国。

那个副局长被举报的事情，十有八九是真的。如果程建国到处找关系，万一找到哪个居心不良的人，拿我的名头去办事，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得尽快解决这件事。

散会之后，我回到办公室，给程建国回了一条短信：“周六下午，我去你家。”

发完短信，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周六很快就到了。我没有带司机，自己开车去了程建国家。

他家在镇东头，一个独立的小院，三层小楼，贴了白瓷砖，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大众帕萨特。院子里种了几棵桂花树，树下摆着一张石桌、几个石凳。收拾得挺干净。

程建国在门口等着了，旁边还站着刘红霞。两人都是满脸堆笑，远远地就迎上来。

“建华来了，快进屋快进屋。”刘红霞热情得不像话，拉着我的胳膊就往屋里拽。

屋里开着空调，凉爽得很。客厅很大，地面铺着米黄色的大理石地砖，顶上是水晶吊灯，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十字绣，绣的是“家和万事兴”。沙发是真皮的，茶几上摆满了水果和零食。

“建华，坐，坐。喝茶还是喝饮料？”程建国手忙脚乱地张罗着。

“白开水就行。”

“好嘞，白开水，白开水最健康。”

他亲自去倒了杯水，双手递到我面前。我接过来，放在茶几上。

刘红霞在旁边坐下，把一盘切好的西瓜往我这边推：“建华，这西瓜是自家地里种的，沙瓤，可甜了。你尝尝。”

我拿了一块，咬了一口。确实甜。

“哥，嫂子，你们别忙了。坐，我们说说话。”

两人对视一眼，坐了下来。程建国挺直了身子，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小学生。刘红霞身体微微前倾，满脸期待。

“小军呢？”我环顾一圈，没看见程小军。

“在屋里打游戏呢。我把他叫出来？”刘红霞说着就要起身。

“不用了。咱们先说正事。”

程建国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堆起来：“建华，哥也不绕弯子了。小军的事，你给哥透个底。”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刚好。

“表哥，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希望小军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程建国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我会问这个。

“这个……当然是希望他有出息。当官，吃皇粮，光宗耀祖。”

“为什么想让他当官？”

“这还用问吗？当官多好啊。有权有势，到哪儿都有人巴结。不像我们做生意的，挣点钱还被人看不起。”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建华，你别误会，哥不是说当官就为了收好处。哥是说，有个稳定工作，体面，以后孩子找对象也好找。”

我笑了笑，轻声说：“表哥，你让小军考公务员，我不反对。走正常的招考程序，凭本事考。如果考上了，只要符合条件，我绝不阻拦。但如果想让我给谁打招呼、递条子、走后门，对不起，这个头我不能开。”

程建国的脸色变了。刘红霞的笑容也挂不住了。

“建华，你这话就太死板了。”刘红霞插嘴道，“现在哪个当官的不给自家人办点事？别人都这么干，你不干，吃亏的是你自己。”

“别人怎么干，是别人的事。我怎么干，是我的事。”

“可小军是你亲表弟啊！你当县长了，连这点忙都不帮，传出去让人笑话。”刘红霞的声音高了起来。

我看着她，平静地说：“嫂子，你觉得，一个县长因为给表弟违规安排工作，被纪委调查、被撤职、被通报，那才叫让人笑话。”

刘红霞语塞了。

程建国挥了挥手：“行了，你别插嘴。建华说得对，我们不能连累他。”

我看了程建国一眼，有些意外。他今天倒是比前几天清醒了一些。

“建华，”程建国搓了搓手，“哥明白你的难处。哥不给你添麻烦。可是，小军这孩子……也确实需要个机会。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看看县里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岗位，不要编制，先让他进去干着。以后有机会了再说。”

我摇了摇头：“不行。凡是我能影响到的岗位，都不行。”

程建国的眼神暗了下去，像是傍晚时分的太阳，一点点地沉入地平线。

“不过——”我顿了一下。

他猛然抬头。

“小军如果愿意，可以先从基层干起。县里正在招乡镇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编，但工作稳定，有社保，以后有机会可以参加内部考试转编。小军可以报名，凭自己的本事考。考上了，我保证一视同仁，绝不设置任何障碍。”

程建国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什么条件？”

“大专以上学历，三十五岁以下。小军本科学历，年龄也符合。”

“那在什么乡镇？”

“根据考试成绩和个人意愿，统筹安排。”

刘红霞又插了一句：“能不能安排在县里？乡镇太苦了。”

“没有县里的岗位。这次招的全是乡镇岗。”

刘红霞看向程建国，眼神里带着不满。程建国没有接她的视线，低着头，像是在盘算什么。

良久，他抬起头来，声音有些低沉：“建华，考上的几率有多大？”

“这个我说不准。最终还是要看小军自己的实力。不过，乡镇岗位竞争没有县城那么激烈，以小军的学历，只要认真准备，希望还是很大的。”

程建国点了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雾在他面前缭绕，遮住了他的脸。

“行。我让他报名。”

刘红霞“嗖”地站起来，瞪了程建国一眼：“你疯了吧？咱儿子的本事你还不知道？他能考上？你以为谁都跟建华一样会读书呢？”

“考不上就考不上，那是他自己的命。”程建国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总比去不了强。”

“可是……”

“别说了。”程建国打断了媳妇的话，“建华已经给面子了。别蹬鼻子上脸。”

刘红霞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坐在那里，不再说话。

我站起身来：“哥，嫂子，那就这么定了。你们让小军好好准备。有任何问题，直接找人社局，有正规的咨询渠道。”

“好。”程建国也站起来，把我送到门口。

走到桂花树底下的时候，他忽然说了一句：“建华，小军那孩子，小时候不懂事，说的那些混账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我早就不记这些了。我记着的，是我爹蹲在你家门口捡红薯干的样子。”

程建国的身子明显震了一下。

“哥，那半袋红薯干，我爹捡了一百二十一颗。沾了土的，他一颗都没有扔。都拿回家洗了。你知道吗，那个冬天，我们全家就是靠那一百二十一颗红薯干，活下来的。”

我说完，转身走了。没有回头。

身后传来打火机“啪”的一声响。程建国又点了一根烟，但他没有抽。我听见那根烟在他指间慢慢燃尽的声音，像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旧时光，化作了灰烬。

第8章 县长的日常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到了七月中旬。

天气愈发炎热。抗旱、防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压得人喘不过气。我几乎每天都泡在下面，跑完这个乡镇跑那个乡镇，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天下来，后背上全是白花花的汗渍。

秘书小周怕我中暑，车里常备着藿香正气水。我喝了不知道多少盒，喝到最后，闻到那个味道就想吐。

有一天下午，我去了石桥镇检查抗旱工作。赵镇长陪着我，顶着大太阳在田间地头走了两个多小时。玉米都蔫了，叶子上打着卷儿，像一只只被烤焦的手。地里的裂缝有指头那么宽，踩上去“咔嚓咔嚓”响。

“县里的抗旱专项资金拨下来了没有？”我问赵镇长。

“到了。已经在采购抽水设备了。就是电力跟不上，有的村电压太低，带不动大功率的水泵。”

“联系电力公司了吗？”

“联系了。他们说最快下周来架临时线路。”

“下周？下周再来，地里的庄稼还能等？”我语气重了一些，“你现在给电力公司王总打电话，就说我在现场等着。”

赵镇长赶紧拿出手机打电话。十分钟后，电力公司的人到了。又过了一个小时，临时线路架起来了。水泵“突突突”地响起来，白花花的水从管道里涌出来，顺着水渠流进了干渴的田地。

地头上的村民都围了过来，看着那水，脸上露出了笑容。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他的手很粗糙，像树皮一样，但很温暖。

“大爷，您放心，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就不能让大家的庄稼旱死。”我提高声音，对着周围的村民说。

人群中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不是敷衍，是那种庄稼人特有的、含蓄的表达。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了意义。这种意义，比任何职位的升迁都更踏实。

从石桥镇回来，天已经黑了。我让司机先回去，自己走到县政府旁边的面馆，要了一碗油泼面。正吃着，手机响了。

是小雨。

“建华，你在忙吗？”

“刚下乡回来，在吃面。怎么了，姐？”

“没什么事……就是问问你，那个报名的事，我这样填对不对。”

我放下筷子：“你说。”

她在那头有些紧张地说着报名表的各项内容。我耐心地听着，帮她把有疑问的地方梳理了一遍。最后她问：“考试时间定了吗？”

“下个月二十号。还有一个月时间，你好好复习。”

“好。我每天晚上都看书，就是有些内容记不住。”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

“别太累。你白天还要上班。学习的事儿，尽力就好。”

“嗯。晨晨放暑假了，我把她送到她姥姥那儿去了，这样我能安下心看书。”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

“是啊。这不正好吗，清静。”

我想了想，说：“姐，以后晚上一个人在家，把门锁好。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她笑了一声，“你一个大县长，还操这些闲心。”

“你是我姐，我不操心你操心谁？”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嗯”了一声，然后说：“你吃饭吧，面要坨了。我挂了。”

“好。”

挂了电话，我看了看碗里的面，果然已经有些坨了。我呼噜几口吃完了，用纸巾擦了擦嘴，起身回办公室。

晚上十点多，县委书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市里明天有个紧急会议，要各县汇报防汛工作。让我准备一下，重点讲讲我县的防汛形势和应对措施。

挂了电话，我打开电脑，开始整理材料。一直忙到半夜两点，才勉强把汇报稿弄出来。揉了揉酸痛的眼睛，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夜。

县城的夜很安静。偶尔有几声狗吠，从远处的村庄传来，若有若无。路灯下，一个环卫工人正在扫地，黄色的马甲在灯光下格外显眼。

我看着那个身影，忽然有些恍惚。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如果没有走出那个山村，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也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干着一份不起眼的工作。或者，像程建国一样，做点小买卖，过着不好不坏的日子。

但一定不会是县长。

这个位置，是运气，也是命。可坐到这个位置上，才真正明白，权力不是福利，而是沉重的责任。每天醒来，面对的都是实打实的问题：几万人的饮水安全、几千亩地的灌溉、几百个孩子的上学路。任何一件事处理不好，都是失职。

我常常想起我爹。他不识字，没什么见识，但他知道什么叫“对得起良心”。这四个字，是我在官场里摸爬滚打十年，唯一没有丢掉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坐车去了市里。会场很大，人坐得满满当当。我按照准备好的材料做了汇报，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市领导在总结时，点了我县的名，说防汛工作抓得实、抓得细，值得肯定。

散会出来，有几个兄弟县的县长过来寒暄。其中一个跟我比较熟，姓钱，是隔壁县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老程，听说你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把交通、水利、民政好几个部门的底都摸透了。你是劳模啊。”

我笑了笑：“不摸透不行啊。汛期到了，哪块出了漏子都是人命关天的事。”

“也是。咱们这个位置，不好干。”他叹了口气，“你我都一样，如履薄冰。”

如履薄冰。这个词，他说得没错。

回县里的路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接起来，对方自称是县电视台的记者，想约我做一期专访，主题是“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担当”。

我婉拒了。宣传工作有分管的同志负责，我不太适合直接出头。

对方倒也不坚持，只是说了一句：“程县长，我了解到您家是农村的，父亲早逝，家境困难。您能走到今天，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付出。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做一篇深度报道，让更多人知道基层干部的真实故事。”

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钟。

“谢谢你的关注。但我个人没什么好报道的。如果你真想做新闻，多关注关注那些在基层一线默默工作的医护人员、教师、农技人员。他们才是真正值得写的人。”

挂了电话，我望着车窗外掠过的田野，心里泛起一丝说不清的情绪。

记者说得没错。我有故事。每个人都有故事。可那些故事，说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别人听了，最多感叹几句“不容易”，然后各自散去。

真正有意义的，是我坐在这个位置上，能做多少事。能让多少个像我一样的农村孩子，不再因为贫穷而失去机会。能让多少个像小雨一样默默奉献的人，不再被辜负。

车在高速上飞驰。路两边的白杨树整齐地排列着，像一列列哨兵。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十五年前的那个雪天，我爹蹲在程建国家门口，一颗一颗地捡红薯干。他的背影那么瘦小，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落叶。

可他到底还是把那些红薯干都捡起来了。然后他站起来，拉着我娘的手，走进了风雪里。

他的背挺得很直。

第9章 一封没寄出的信

八月上旬，人才引进计划的报名截止了。

全县共有二十三人报名。经过资格审查，十八人进入笔试环节。小雨的名字在列。

我把人社局送来的名单看了两遍，然后放进了抽屉。

笔试前一周，我收到了小雨发来的一条长短信。她说自己很紧张，怕考不好，怕辜负了我的期望。我给她回电话，说：“姐，你考不上也没关系。你本来就有工作，有饭吃。这次考试，只是给你自己一个变得更好的机会。你尽力就行。”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建华，我不想让镇上的人说闲话。他们都知道我是你表姐。我要是考不好，丢的是你的人。”

“你记住，你不丢任何人的脸。你干了十九年护理工作，救过的人、帮过的人，比我这个县长还多。你要有这个底气。”

她笑了，笑得有些不好意思：“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不是夸张。是事实。你信不信，就凭你在石桥镇的口碑，就算没有这个计划，老百姓也会替你说话。”

“好了好了，不跟你贫了。我再看会儿书。”

“别熬太晚。”

“知道了，县长大人。”她难得开起了玩笑。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前。天已经黑透了。远处有闪电划过天边，要下雨了。

果不其然，半夜时分，雨下了起来。起初是豆大的雨点，打在窗户上“啪啪”直响。后来变成了瓢泼大雨，像是有人在天上往下倒水。

我半夜醒来，听着窗外的雨声，心里有些不踏实。拿起手机看了看，没有任何消息。又放下，翻来覆去睡不着。

凌晨四点，手机响了。

是赵镇长打来的。

“县长，大事不好。石桥镇刘家沟水库的水位超过警戒线了。下游的四个村已经进水。我正组织人员转移。情况紧急。”

我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所有的困意瞬间消失。

“马上启动应急预案。联系消防、武警。我这就过去。”

挂断电话，我一边穿衣服一边给县委办打电话。十分钟后，车到了楼下。我钻进车里，对司机说：“石桥镇，快。”

雨大得吓人。雨刷开到最大档，前方的视线还是模糊的。车灯照出去，只看见白花花的水幕。路面上的积水越来越深，车轮碾过去，溅起的水花打在车窗上，像是什么东西在拍打。

“慢一点。安全第一。”我对司机说。

“好的，县长。这雨太大了。”司机老刘开了三十多年车，此刻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脸上的表情很凝重。

车子在雨中艰难前行。我坐在副驾驶座上，不停地给各个部门打电话，协调救援力量。

“县消防中队已经出动了。武警支队的人也快到了。”秘书在电话里报告。

“好。你通知卫生部门，所有救护车待命。另外，让石桥镇卫生院做好接收伤员的准备。”

“收到。”

挂了电话，我盯着前方的路。车窗外，暴雨如注。雨声、风声、雷声，混在一起，震得人耳朵发麻。

四十分钟后，车子到达了石桥镇境内。路况更加糟糕了。低洼处的水已经没过了车轮。司机不敢再开了。

“县长，前面水太深，过不去了。”

“停车。我走下去。”

“县长，危险……”

“没事。你在这里等救援队的车，跟着他们过来。”

我推开车门，冲进了雨里。冰冷的雨水瞬间浇透了我的全身。我踉跄了一下，站稳脚跟，往水库的方向走。

水已经漫过了脚脖子。越往前走，水越深。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进，天黑得什么也看不清，只能凭着闪电的亮光辨认方向。

远处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和手电筒的光柱。赵镇长他们在那儿。

我加快了脚步。

终于，我来到了人群前。赵镇长一身泥水，正在指挥几个年轻人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的村民。看到我，他吃了一惊。

“县长，您怎么跑这儿来了？这里危险……”

“别废话。现在什么情况？”

“刘家沟水库的水位还在涨。大坝出现了一条裂缝。下游的四个村，已经转移了三个。还剩刘家沟村，有两户人家死活不走。”

“在哪？”

“就在大坝下面。”

“带我去。”

赵镇长犹豫了一下，还是带着我往大坝方向走。雨太大了，砸在脸上生疼。我们走了大约十分钟，来到了两户人家的门前。水已经没过了膝盖。

那两户人家，一户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一户是个中年男人带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他们都站在门口，抱着铺盖卷，舍不得离开。

我走上前去，扯着嗓子喊：“大娘，大哥，我是县长。这坝快保不住了，你们必须马上转移。房子没了可以再盖，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那老太太哭了起来，说她在房子里住了一辈子，死也要死在这里。

那男人也犹豫着，说他家里的猪还在圈里，不走。

我看着他们，心里又急又痛。我理解他们。对于一个庄稼人来说，房子和牲畜就是他们的一切。让他们丢下这些去逃命，比割他们的肉还难。

可是，命比什么都重要。

我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前去，拉住老太太的手。她的手冰冷，满是皱纹，跟老槐树的皮一模一样。

“大娘，您听我说。您现在跟我走。我保证，水退了以后，政府帮您把房子修好。您要是担心家里的东西，我给您写个字据，摁上手印。我程建华说到做到。”

老太太抬头看着我。闪电划过的瞬间，她的眼睛亮了一下。

“你……真是县长？”

“我是。我叫程建华，刚上任不到两个月。大娘，您信我。”

老太太哭了。她松开抱着铺盖的手，任由铺盖卷掉进了水里。然后她冲我点了点头。

“我走。我信你。”

我搀扶着老太太，往安全的方向走。赵镇长去劝那一户中年男人。好说歹说，那男人终于松口了。他把猪圈的门打开，把猪撵出来。猪也不傻，在水里拼了命地往高处游。男人抱着孩子，跟在我们后面。

转移的路上，我回头看了一眼大坝。雨幕中，那座大坝像一头被困住的巨兽，随时可能咆哮而出。

我加快了脚步。

凌晨六点，所有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大坝也在四十分钟后出现了险情，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我站在临时安置点里，浑身湿透，嘴唇冻得发紫。赵镇长递给我一件军大衣，我裹在身上，还是止不住地发抖。

“县长，您喝口热水。”有人递过来一个搪瓷杯。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热水从喉咙流进胃里，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卫生院的人来了没有？”

“来了。程小雨他们在那边给群众做检查。”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不远处，几个穿白大褂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小雨戴着口罩，正蹲在地上给那个老太太量血压。

我走过去。小雨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

“建华，你……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快把湿衣服脱了，会生病的。”

“没事。你忙你的。”

她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一边，从药箱里翻出一条干的毛巾，递给我：“把头发擦干。一会儿我去给你找几件干衣服。”

我擦了擦头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一阵温暖。

天渐渐亮了。雨也小了一些。安置点里，人们三三两两地坐着，有人在吃泡面，有人在低声说话。孩子们倒是无忧无虑，在人群里跑来跑去。

我靠在墙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但心里，是踏实的。

赵镇长走过来，低声说：“县长，这次转移了三百八十四人，无一人伤亡。大坝的险情也暂时控制住了。接下来就是安置和重建的工作。”

“好。你把受灾情况统计一下，尽快报上来。县里会统筹安排救灾资金和物资。”

“是。”

我转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小雨。她正在给一个孩子听诊。那个孩子发烧了，小脸通红，窝在母亲怀里小声地哭。小雨温柔地哄着他，用听诊器在他小小的胸口上轻轻移动。

那一刻，我觉得她穿着白大褂的样子，比任何时候都美。

那天下午，我回到县里，参加了防汛救灾调度会。会上，书记表扬了石桥镇的转移工作，特别提到了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

我摆了摆手：“都是基层同志的功劳。他们比我先到，也比我先下到水里。我做的只是我应该做的。”

散会之后，我回到办公室，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发呆。

手机响了一声。是小雨发来的短信：“衣服已经洗好，明天给你送过去。”

我回了一个：“不用送。我让司机去取。”

“还是我给你送吧。顺便去看看婶子。”

“那行。谢谢你，姐。”

“谢啥。建华，你今天吓着姐了。那么大的雨，你就在水边站着。姐在那边都看见了。”

我笑了笑，回了一句：“你不是也站在那儿吗？”

她没有再回复。

我放下手机，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信封。信封已经发黄了，边角磨损得厉害。里面是我爹的遗物——他生前写的唯一一封信。

信是我爹在去世前一个月，偷偷写下的。他没有给我娘看，只是把它夹在一本旧书里。我是在他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现的。

信上只有短短的几行字：

“守田这一辈子，没本事。但有骨气。建华，你要读书。你娘要照顾好。弟弟还小，你是哥。爹走了以后，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记住，穷不怕，苦不怕，怕的是丢了良心。”

这封信，我带了十五年。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我爹，你在那边，看见了吗？

今天，你儿子没有给你丢脸。

第10章 考试

笔试在一个星期后如期举行。

考场设在县第三中学。我原本不打算去。但那天上午，我正好要去学校视察秋季开学准备情况。路过考场的时候，我看见校门口围了不少人。

因为人才引进计划，很多考生的家属来送考。也有一些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在场，维持秩序。

我没有靠近，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考场里静悄悄的，窗户上贴着“严肃考纪”的标语。一排排考生伏案疾书，像极了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模样。

小雨就坐在其中的某一间教室里。我没有去找她，也没有发短信。这一刻，她不需要任何人打扰。

我在学校转了一圈，检查了教室、食堂、宿舍。开学在即，各项工作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校长一路陪着，不时地汇报着情况。我一边听，一边点头。

“校园安全是底线。尤其是校车管理和食品安全，要盯死看牢。孩子们的事，没有小事。”

“县长放心，我们一定把好每一道关。”

正说着，我的手机响了。是县委办主任打来的。说市委组织部今天派人下来了，要跟我谈话。问我在不在办公室。

我看了看表，说：“我一个小时后回去。”

挂了电话，我结束了学校的视察，坐车返回县政府。

市委组织部来的是两位同志。跟我单独谈了约一个小时。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县里的班子建设和干部工作。他们问了我对全县干部队伍的看法，以及下一步的用人思路。

我没有提任何具体的人名，只是从工作出发，谈了谈自己的一些想法。谈完之后，他们又找了书记和其他几位常委分别谈话。

我不知道这次谈话的具体目的，但凭经验判断，应该是县委班子要有所调整。可能是书记要走，也可能是我这个代县长要“转正”了。

这些事，我不便过问，也不想过问。该来的自然会来。我要做的，就是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下午五点，小雨发来短信：“考完了。感觉还可以。”

我回了一句：“那就好。回家好好休息。”

过了几分钟，她又发来一条：“建华，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方便接电话吗？”

我拨了过去。

“姐，怎么了？”

她的声音有些犹豫：“今天考试的时候，中间有一道题，我想到你爹了。就那道‘结合工作实际谈一谈你对基层工作的理解’。我写着写着，就想起大伯了。想起他那时候带我去地里捡麦穗。他说，地里掉一棵麦穗，捡起来，冬天就多一点粮食。”

我“嗯”了一声，没有打断她。

“我写着写着，眼眶就湿了。我觉得，我干的这活儿，不也就是捡麦穗吗？虽然每一棵都不多，但捡得多了，也能攒出一碗面来。你说是不是？”

我握着手机，喉咙有些发紧。小雨没有读过很多书，但她说的这番话，比很多有文化的人说的都要深刻。

“姐，你说得对。捡麦穗的人，最知道粮食的珍贵。”

她笑了笑：“好了，不打扰你了。我得去接晨晨了。她姥姥说，这孩子想我想得不行了。”

“去吧。路上慢点。”

挂了电话，我站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渐渐西沉的太阳。橘红色的光洒在远处的屋顶上，像镀了一层薄薄的金。

我突然很想回家。回那个破旧的老屋，看看我娘，看看我爹坟头上的草。

第二天是周末。我推掉了所有应酬，自己开车回了村。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我娘正在院子里晒辣椒。红彤彤的辣椒铺了一地，在太阳底下闪着油亮亮的光。老母鸡带着鸡崽在辣椒旁边转悠，被辣椒的气味呛得直打喷嚏。

“娘，我回来了。”

我娘抬起头来，笑了。那笑容，跟小时候她站在村口等我放学时的笑容一模一样。

“回来就好。饿了吧？我给你做饭。”

“不饿。先歇会儿。”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娘坐在地上，继续翻动着辣椒。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土。这些年，她一个人守着这个院子，种菜、养鸡、缝衣服，从来不给我们添麻烦。

“娘，你累不累？别干了，歇会儿。”

“不累。庄稼人，哪有不干活的。”她笑了笑，“你这次回来待多久？”

“明天下午走。”

“那明天中午给你包饺子。园子里的韭菜长得正好。”

我点了点头。娘继续翻辣椒。太阳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撒了一层盐。

“娘，我爹的坟是不是该去看看了？”

娘的动作停了一下：“去吧。带点纸钱。你爹在那边，也不知道缺不缺钱花。”

“好。”

下午，我去村里的商店买了纸钱和香，一个人上了后山。

我爹的坟在半山腰上，坐北朝南，视野开阔。坟头没有立碑，只是堆了一堆土，上面长满了杂草。我蹲下来，拔掉那些草，又用土把坟头培了培。

点燃香，烧了纸。火光在风中摇曳。灰烬飘起来，像一群黑色的蝴蝶，越飞越远。

“爹，我来看你了。”

我坐在坟前，点了一根烟。我平时不抽烟，但每次来看我爹，都会点一根，放在坟前的土上，让他“抽”。

烟慢慢燃着，烟雾袅袅升起，在夏日的午后显得格外安静。

“爹，我当县长了。你一定想不到吧。那个当年连学费都交不起的穷小子，现在管着一个县了。”

“我答应你的事，我都记得。我照顾好娘了。弟弟也工作了，在外地，挺好。我当官，没丢你的脸。我记着你的话，穷不怕，苦不怕，怕的是丢了良心。”

“小雨姐，我也照顾着呢。她参加县里的人才引进考试了。她那么好的护士，应该有更好的待遇。你当年走得早，没能看见她这些年的好。我看见了。”

“表哥……我也见了。他变了，也没变。他还是那个样子，但我不恨他了。真的。恨一个人，太累了。我只要做好我该做的事，就行了。”

“爹，你在那边，好好的。”

我把烟蒂摁灭在土里，站起来，对着坟头磕了三个头。

下山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坟头很小，但能看见很远的地方。远处是层层的山，山间有河，河边有田。田里的庄稼正绿着，像一汪流动的翡翠。

我爹一定喜欢这样的风景。

回到家里，娘已经准备好了晚饭。一锅稀饭，几个馒头，一碟炒辣椒，还有一小碗她腌的萝卜条。我吃了两个馒头，喝了两碗稀饭，吃得肚子滚圆。

“娘，你做的饭还是那么香。”

“香什么，就是家常饭。”她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秋天的菊花。

晚上，我睡在我的小屋里。床还是那张旧木板床，一翻身就“吱呀吱呀”地响。屋顶上有一个小洞，能看见外面的一角天空。星星很亮，一颗一颗，像撒在黑色绒布上的碎钻。

我躺在床上，听着院子里的虫鸣，慢慢睡着了。

第11章 成绩出来了

笔试成绩在八月底出来了。

小雨考了第六名。全县十八人参加考试，计划录用八人。第六名的成绩，进面试没有问题。

我没有给她打电话。是她自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建华，出成绩了，我第六。谢谢你。”

我回了一个笑脸表情。心里松了一口气。她总算没有辜负自己的付出。

接下来的面试在九月初进行。面试的成绩占百分之四十。小雨没有面试经验，我有些担心。但她跟我说，卫生院院长和同事们都帮她做了模拟练习，让她不要紧张。

面试那天，我没有去现场。但通过人社局的人了解到了结果。小雨面试得分不低，总分排在了第五名。

按照程序，接下来是体检和考察。只要不出现意外，她可以顺利获得编制。

我放下心来。

可就在这时候，程建国又来了。

这次他没有去我家，而是直接来了县政府，在楼下等了我一个下午。秘书告诉我，有一位自称是我表哥的中年男人，在大厅里坐了很久。

我让秘书把他请上来。

程建国进门的时候，明显有些局促。他穿了一件白衬衫，领口扣得紧紧的，脚上的皮鞋擦得很亮。他手里什么都没拿。

“哥，坐吧。”

他在沙发上坐下，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不自觉地绞在一起。

“建华，哥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个事。”他的声音很低，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什么事？”

“就是……小军报考了那个乡镇工作人员的考试。成绩出来了。没考上。”

我“嗯”了一声。我已经知道了。程小军的成绩离分数线差了很远。

“哥不怪你。”程建国赶紧说，“是他自己不好好准备。这次怪不了别人。”

我看着他，有些意外。他今天的状态，跟前几次明显不一样。像是想通了什么，又像是放弃了什么。

“那你的意思是？”

“哥今天来，不是找你帮忙的。”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子上。是一张存折。“这是三千块钱。你帮我转交给小雨。让她给自己买两身衣服。她在卫生院干那么多年了，也没个像样的衣服。”

我没有拿那张存折，看着他，问：“你为什么不自己给她？”

程建国苦笑了一下：“她不一定收。而且……我这个人，嘴笨。说不来好话。”

“你知道她不收？”

“知道。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你爹。”他低下头，声音更低了，“这些年，小雨没跟我要过一分钱。她结婚、生孩子、孩子住院，都自己扛着。我这个当哥的，跟死了一样。”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这钱，不是补偿。就是一点心意。”他抬起头来，眼睛有些红，“建华，你跟她说，就说她哥还活着，知道好歹。”

我沉默了很久。

程建国这个人，我不能说原谅他。他做过的事，不能一笔勾销。但这一刻，他身上有了一点我很久没有看到的东西。

那东西叫悔意。

“钱，你自己给她。”我缓缓开口，“你亲自去。她知道是你给的，她不收，你可以再想办法。但你要有勇气，当面说一句‘对不起’。”

程建国抬起头来看着我，嘴唇抖了抖。

“另外，小军的事，没考上就下次再考。才刚毕业，不着急。乡镇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只要肯干，不是没有出路。”

程建国叹了口气：“我也知道。就是他心气高，不想去乡镇。”

“心气高，也要有本事撑着。你让他自己想清楚，到底要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他点点头，把存折收了回去，“建华，哥能问你一句话吗？”

“你说。”

“你现在……还恨哥不？”

我看着他，缓缓地摇了摇头：“不恨。”

他愣了一下。

“恨一个人，消耗的是自己。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能把精力浪费在这上面。”我站起身，走到窗边，“哥，我们都在变。我希望你能变好。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自己。”

程建国从沙发上站起来，站在我身后。我没有回头，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后背上，带着一种复杂的东西。

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建华，你是程家的骄傲。”

然后他走了。脚步声很轻，却每一步都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家门口放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烟、两瓶酒。是程建国送来的那套烟酒。

我娘说，是程建国下午来的，把东西放在门口就走了。他留了一张纸条：“建华，东西我不拿回去了。你收着也好，送人也好，处置权在你。哥不要了。”

我看着那张纸条，手有些抖。

这个男人，终于开始明白了。

九月下旬，人才引进的录用公示发布了。小雨的名字赫然在列。

同时，县里的乡镇工作人员招录也公示了。程小军榜上无名。

同一天，两件事，两种结果。

生活就是这样。有人欢喜有人愁。但它从不亏待认真生活的人。

公示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回了一趟村。

娘告诉我，小雨上午来过了。她穿了一身新衣服，还给娘带了一盒月饼。她说，她知道自己考上了。她说，她要好好干，不辜负我的期望。

我问娘：“她高兴不？”

娘笑着说：“高兴。走的时候，眼眶都是红的。她说，她终于可以给晨晨报个英语辅导班了。”

我沉默了。我想象着小雨说这话时的样子，一定是笑着的，眼里有光。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秋意渐浓，枣树上的枣子已经红了。风一吹，偶尔有几颗掉下来，“啪”地落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红点。

我捡起一颗，擦干净，放进嘴里。很脆，很甜。

这时，手机响了。是县委办主任打来的。

“县长，市委组织部的领导来了。您方便来一趟办公室吗？”

我看了看时间，应了一声，起身出门。

我知道，又一段新的旅程要开始了。

第12章 转正

十月中旬，县人代会召开。我作为代县长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很长，涵盖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我讲了将近两个小时，台下的代表们听得很认真。

报告结束，掌声热烈而持久。

当天下午，大会选举。我全票当选为县长。

站在主席台上，面对着台下数百名代表，我鞠了一躬，鞠得很深。

那一刻，我的脑海里闪过了很多人。我爹、我娘、小雨、那些在洪水中转移的群众、那些在田间地头抗旱的村民。他们的面孔一张张地浮现，又一张张地褪去。

最后留下的，是我爹蹲在雪地里捡红薯干的背影。

那个背影告诉我：这条路，很长。你要一步一步走稳了。

会议结束后，不少人来向我道贺。我一一握手致意。脸上笑着，心里却很平静。县长这个头衔，在别人眼里是光环，在我这里，只是一份更重的担子。

晚上，县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庆功宴。我没有多喝酒，只喝了两小杯。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

手机里塞满了祝贺的信息。我翻了一遍，有小雨的，只有很简单的四个字：“建华，恭喜。”

我回了一个“谢谢姐”。然后我把手机关掉了。

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吹着秋夜的凉风，看着远处点点的灯火。这个县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十万人的生活，从今天起，更加紧密地压在了我的肩上。

我突然有些想家。

第二天是周末。我开车回了村。

娘听说我要回来，早早地就在门口等着了。看见我的车停下，她小跑着过来，眼角的皱纹里全是笑。

“娘，走，咱们去小雨家。”

娘愣了一下：“去小雨家干啥？”

“她转正了。正式编制。今天她值班。咱们去等她下班，给她一个惊喜。”

娘没多问，拿了件外套就上了车。

车子行驶在乡间的路上。秋收刚过，田野里的庄稼已经收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玉米秆，在风里摇摇晃晃。路两边晒着金黄的玉米粒，铺得整整齐齐。

车到小雨家的时候，院门关着。我敲了敲门，没人应。邻居说她去上班了，晚上六点才回来。

“那咱们去镇上。我请娘吃碗面。”

我们开车去了石桥镇上。镇上不大，一条主街贯穿东西。街道两边有杂货铺、小饭馆、理发店。下午时分，人不多，太阳懒懒地照着。

我找了一家面馆，点了两碗扯面。等面的工夫，娘一直在张望。我知道，她在找卫生院的方向。

“娘，别看了。等小雨下班了，我们再去。”

娘“嗯”了一声，低头吃面。

吃完面，时间还早。我带着娘在街上走了走。路过一家服装店，我让娘进去挑件衣服。娘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的衣服还能穿。”

“你看你，我当县长了，给你买件衣服还不应该？”

娘拗不过我，挑了一件深红色的外套。我在旁边站着，看她试衣服。她站在镜子前，左看右看，脸都红了。

“太红了。我穿不出去。”

“红的好。精神。”

最后娘还是买了那件外套。她坚持自己付钱，从包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数了又数。我站在她身后，心里又酸又暖。

六点钟，我们来到镇卫生院门口。

小雨下班走出来。她穿着白大褂，手里抱着一个文件夹，正跟同事说笑着。她的脸上气色很好，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

“小雨！”娘喊了一声。

小雨抬起头，看见我们，愣了一下，随即绽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婶子！建华！你们怎么来了？”

“来请你吃饭。”我笑着说，“庆祝你转正。”

小雨的眼睛一下子湿了。她快步走过来，拉住我娘的手：“婶子，我哪有那么大的功劳……”

“你有。你比谁都有。”娘拍着她的手背，“你对我家好，我记着。今天这顿，婶子请你。”

那天晚上，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了顿饭。三个人，四菜一汤，简单而温暖。小雨破天荒地喝了一杯啤酒，脸红扑扑的，说了很多话。说了她年轻时候的事，说了她刚来卫生院时的紧张，说了她这些年吃过的苦，说着说着，又开始掉眼泪。

我娘一边听一边擦眼泪。我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

这一餐饭，吃到九点多。我把小雨送回家，又送娘回了村。

回县里的路上，我打开车窗，让夜风吹进来。乡间的夜晚，空气里有泥土和秸秆的味道。天上的星星很亮，像一盏盏微弱的灯。

我想，所谓幸福，大概就是这样吧。在最亲近的人身边，吃一顿简单的饭，说一些琐碎的话，心里踏实而温暖。

第13章 表哥的真话

程建国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是在十一月初的一个傍晚。

天已经有些凉了。他从镇上的五金店赶回来，身上还带着一股铁锈味儿。他站在我家门口，没有进门，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我正要出门。四目相对，他的眼神有些躲闪。

“建华，我……给小雨送钱去了。”他的声音低沉，“她没收。”

我看着他，没说话。

“她说，她不缺钱。她说，我要是真有心，就常回家看看。”程建国苦笑了一下，“我哪有脸回去。”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把那个塑料袋递给我，“这是五千块钱。你拿着，给小雨买点东西。就当是我这个哥，迟到了十几年的心意。”

我没有接。

“表哥，我上次跟你说的，你忘了吗？你要给，就自己给。她不收，你多去几次。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只要有诚意，她不会把你往外推的。”

程建国收回手，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可我每次见她，都不知道说啥。她也不怎么搭理我。”

“你有没有真心实意地跟她说过一句‘对不起’？”

他沉默了。手里的塑料袋随着风轻轻晃动，发出“沙沙”的响声。

“没有。”他终于承认。

“那就去说。这三个字，你欠她的。也欠我爹的。”

说完，我上了车，发动了引擎。车窗摇下来，我对他说：“哥，你什么时候把这三个字说出口了，什么时候再来找我。在这之前，你送什么，我都不会收。”

车子缓缓开动了。程建国站在路灯下，影子被拉得很长。他一直站着，没有动。

半个月后，小雨打来电话。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建华，我哥今天来了。他……给我道歉了。”

我“嗯”了一声。

“他说他错了。他说他以前太混蛋。他说他以后会改。建华，我咋感觉……他像变了个人似的。”

我笑了笑：“人都是会变的。给他一点时间。”

“嗯。”小雨沉默了一会儿，“他还说，想请你吃顿饭。就咱仨，在镇上。问你有空没。”

“有空。你定时间。”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轻轻吐了一口气。

程建国这个人，我太清楚了。他算不上坏人，只是一个被生活惯坏了的小人物。他曾经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选择了冷漠，也因此在多年后不得不低下头来。我不恨他，也谈不上原谅。但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这跟血缘无关，跟人性有关。

任何人都有被救赎的可能。只要他愿意伸出手。

第14章 槐树下的背影

元旦过后，我回了趟村。

天寒地冻，路两旁的杨树都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根根瘦骨嶙峋的手臂。地里的麦苗刚刚冒出地面，嫩绿的，在寒风里顽强地活着。

我爹的忌日快到了。

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回来。时间不定，有时候早几天，有时候晚几天。但从不缺席。

我没有带任何人，一个人上了后山。坟头的土冻得硬邦邦的。我没有烧纸，天太干了，怕引起山火。我只是在坟前坐下来，点了一根烟，放在土上。

“爹，我来看你了。”

风很大，烟很快就被吹散了。我裹紧了棉衣，抬头看了看天。天是灰蓝色的，有几朵薄云。

“我当县长已经三个多月了。工作还算顺手。你放心吧，我没有给你丢脸。”

“我娘身体还行。就是腿不太好，一变天就疼。我让她搬到县里去住，她不肯。她说她得守着这个家。”

“小雨姐转正了。现在工资涨了不少。她家的晨晨成绩也好。我见过那孩子一次，挺懂事的。”

“表哥……他变了。说不上多好，但至少，他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我去看小雨那天，他在门口站着，跟我说了那句‘对不起’。不是对我，是对小雨。可我也听见了。”

“爹，你走的那天，我在你坟前发誓，说一定要出人头地。现在，我算不算出人头地了？”

“可出人头地了又怎样呢？你回不来了。这个家，没有了你，就永远缺了一个角。”

风刮得更猛了。我抹了一把脸。手心里湿漉漉的，不知道是风泪还是别的什么。

我站起来，把烟头埋在土里。然后我下山了。

走到村口，远远地看见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里摇晃。树上挂着一串风干的玉米棒子，是村里人秋天挂上去的，说是来年能有个好收成。

我站在树下，伸手摸了摸那皲裂的树皮。这棵树，见证了我爹的眼泪，也见证了我的成长。

我相信，它还见证了一个家族的起落，一个时代的变迁，以及一个男人如何从最卑微的泥土里，一点一点地长成参天大树的全部过程。

“爹，我走了。下次再来看你。”

我轻声说了一句，然后上了车。

车子在乡间道路上缓缓行驶。后视镜里，老槐树的影子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了冬日的暮色里。

可我知道，有一根无形的根，始终扎在那里。不管我走多远，都扯不断。

第15章 大年三十

今年春节，我调了两天假，回村过年。

腊月二十九到的家。娘已经把年货备好了。猪肉、豆腐、白菜、粉条、白面。还有她自己蒸的一锅馒头，白白的，胖胖的，摆在堂屋的供桌上。

大年三十上午，我带着娘去赶集。镇上人山人海，热闹得像一锅煮开了的水。卖春联的、卖鞭炮的、卖糖葫芦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我娘这儿看看、那儿瞅瞅，什么都想买。最后在一个卖发卡的小摊前停下来，挑了一个枣红色的发卡。

“这个好看不？”

“好看。娘戴上一定精神。”

她笑了，把发卡别在头发上。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几十年前的她，那个年轻的、爱美的姑娘。

下午回到家，我开始帮我娘包饺子。我包的饺子很难看，一个个歪歪扭扭的。娘一边笑一边教我。面皮在手里旋转着，像变戏法一样，捏出来的饺子一个个挺胸叠肚，白白胖胖。

“你呀，跟你爹一样，手笨。”娘笑着说。

“我爹包的饺子不也那样？你还不是吃了那么多年。”

“是啊。”娘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你爹包的饺子，样子丑，可馅儿实诚。不像有些人包的，馅儿太少，光剩皮儿。”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那半袋红薯干。我爹这个人的一生，不也是这样吗？外表不起眼，甚至有些寒酸。可内里，是实打实的厚道和骨气。

傍晚时分，我把准备在除夕夜放的鞭炮拿出来。小雨打来电话，说她和晨晨在石桥镇娘家过年。她哥——也就是程建国——中午来了一趟，送了一大袋年货。她没拒绝。

“建华，我哥这个人，可能真的有变化了。”小雨说。

“嗯。给他时间吧。”

“你什么时候回县里？”

“初五。怎么了？”

“我初四想去看看婶子。你还在吧？”

“在。你来吧。”

挂了电话，我看了看身边的娘。她正在给菩萨上香。青烟袅袅上升，满屋子都是檀香的味道。她的嘴唇翕动着，在说着什么。我猜，她一定又在为我和弟弟祈祷。

除夕夜，我们娘俩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娘不时地笑，笑得很开心。到了十二点，村里鞭炮齐鸣，礼花在天空中炸开，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

我走出屋子，站在院子里。冷风裹着硝烟味扑面而来，却让人觉得亲切。这是“年”的味道。

手机里塞满了拜年的短信。我一一看过，能回的尽量回了。小雨的消息在零点整准时到达：“建华，新年快乐！祝你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我回了一句：“姐，新年快乐！也祝晨晨学习进步，你越来越年轻。”

她回了一个大笑的表情。

正月初四，小雨带着晨晨来了。晨晨是个清秀的小姑娘，个子比我还高，扎着马尾辫，眼睛像小雨。

“舅舅好。”晨晨甜甜地叫了一声。

“晨晨好。又长高了。”我摸了摸她的头。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冬日的阳光温温的，像一件薄棉衣。小雨说，她现在工资高了，每个月可以攒下一千多块钱。她想攒两年，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一下。

我说：“姐，你翻修房子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帮你申请危房改造补贴。”

她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我不给你添麻烦。”

“不是添麻烦。是政策。你是符合条件的。该享受的政策，为什么要推？”

小雨笑了，点了点头。

晚上，我下厨做了一顿火锅。说是火锅，其实就是把各种菜切好，放进锅里煮。锅底是鸡汤，娘中午炖好的。一家四口人围坐在一起，热气腾腾的锅里，红红绿绿的菜翻滚着。

“舅舅，你做的火锅真好吃。”晨晨吃得满嘴流油。

“那以后多来，舅舅经常给你做。”

晨晨笑了，露出一对好看的小虎牙。

那一刻，我觉得整个屋子都被温暖填满了。我娘坐在对面，笑得合不拢嘴。小雨在旁边，帮晨晨夹菜。这就是家的样子，平凡而具体。

初五，我该回县里了。娘给我收拾了一大包吃的。小雨和晨晨也在。我把小雨拉到一边，塞给她一个红包。

“这是给晨晨的压岁钱。你替她收着。”

“建华，你这……”

“拿着。我是她舅舅。舅舅给外甥女压岁钱，天经地义。”

小雨犹豫了一下，收下了。她看着我，眼里有光在闪烁。

“建华，谢谢你。”

“别谢我。姐。这十几年，是你一直在替我撑着一个家的念想。我谢你才对。”

她笑了笑，没再说话。

车子启动了。我摇下车窗，冲她们挥手。娘站在老槐树下，小雨和晨晨站在她身边。三个人的身影，在冬日的上午，显得格外清晰。

车子拐上公路。后视镜里，她们还在挥手。直到车开出很远，才慢慢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了视野里。

我回过头来。前方，是一条宽阔笔直的路。

路还很长。我会一步一步走下去。

尾声

故事的最后，说几个后来发生的事。

小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干得很好。第二年，她升任了镇卫生院的护士长。虽然职位不高，但那是她应得的认可。晨晨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离我们更近了。每个周末，小雨都会带着晨晨来看我娘。有时候，也来看看我。

程小军第二年又参加了招考。这次他认真准备，终于考上了。分到了离县城不远的一个乡镇。程建国高兴得不行，逢人就夸他儿子有出息了。刘红霞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酸刻薄，见了我们，客客气气。

程建国自己变了不少。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鼻孔朝天了。偶尔会回村里看看，带些米面油给村里的孤寡老人。我娘说他“改好了”。我只是笑了笑。有些人，醒悟得慢一点，但总好过一辈子不醒。

而我，继续在县长的岗位上干着。事情很多，困难很多，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我的身后站着很多很多人。有活着的，也有走了的。他们的目光，是我前行的动力。

有一个晚上，我又回了村。站在我爹的坟前，我轻声说了一句：

“爹，你儿子，做到了。”

山风呼啸。星星满天。

我转过身，朝着来路走去。月光把那条崎岖的山路，照得一片银白。

——全文完——

创作声明： 本故事为原创虚构内容，人物与情节均系艺术创作，请勿对号入座。

作者： 郑钱说事

故事就写到这里了。感谢您一路读下来。如果您觉得程建华做得对，请点个赞；如果您想对身边那个默默支持您的人说句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人间值得，是因为有那些在暗处依然为我们掌灯的人。愿您和您的家人，平安喜乐，万事顺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