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丨奥德赛进行时：AI、人与组织的归与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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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

　　从诺兰的《奥德赛》出发，杨斌老师将AI、人与组织置于三场“归”与“离”的旅程之中。

　　三场不同的漂泊，其实指向同一个命题：在剧烈变化中，我们究竟该归向哪里，又该何时出发？

　　归者归本，离者求新。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正在自己的奥德赛途中。

　　导演诺兰把《奥德赛》搬上了 IMAX银幕。马特·达蒙饰演那个特洛伊战争之后、历经十年漂泊、拼了命要回到伊萨卡的奥德修斯。三个小时的电影，讲的是三千年前的荷马史诗——漂泊与归家，恒久的主题。

　　现实中，我看到，三场奥德赛也正在上演：三个主角，三种漂泊，各有奔赴。

　　先说第一个主角——AI。青春期的AI——日新月异地变强大、躁动、难驯、挑战既有一切，身份尚未确认——是工具、是伙伴、是主体，还是新冒出来的神？它在试探着边界，它还没有立下承诺。它是一项眼看力量就要“过人”、却仍在找寻自己位置与责任的处于青春期的技术。

　　说AI正处于青春期，实有出处，不是随口的比方。萨根（Carl Sagan）1985 年在小说《接触》里写道，如果女主人公只获准向高等外星文明提一个问题的机会，她最想问的是：你们是怎么度过“技术的青春期”而没有把自己毁掉的？其时，能将人类世界一键抹平的，是核技术；放到今天，谁都听得出来，人们关心的定是AI。青春期，若说其凶险之处，不是长得不够快，而是长得太快；能力暴增、本事大涨、莽撞向前，但责任的分寸与行事的边界却匹配不上。度得过而成人、还是度不过而俱焚，三场奥德赛中，这出最惊险、也最揪心。

　　AI要经历奥德赛，这个隐喻也有来头。2007 年，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里，头一回提出：传统的人生四阶段——童年、青春期、成年、老年——已经过时，如今至少要分六段；在青春期与成年之间，多了“奥德赛岁月”；在成年与老年之间，又加上了“退而不休的活跃期”（active retirement）。奥德赛，这新命名的这一段，夹在青春期与成年之间，主题是流动（fluidity）——工作在变、身份在变，更关键的是连“我是谁”还没定型，得在漂泊中找寻、试错、回归。

　　AI的奥德赛是个熔炉，怎么对齐、怎么治理、怎么在“能做”“该做”和“不做”之间反复拉扯。荷马笔下奥德修斯的那十年漂泊，是奇特的领导力熔炉：独眼巨人、海妖的歌声、女巫的岛，每一关试身，更试心。希腊人管归家叫 nostos，得经受住了熔炉，才炼就得出配得上归家的主人翁。归的是家，归的内核是身份的归属与内在的安定。

　　AI 之归，归向哪里？我想，恐怕不在象征技术奇点的AGI，也不在任何技术的顶峰。把“更强”“最强”当作归宿，有点儿像是奥德修斯赖在女神卡吕普索的岛上不走。很美妙，却未归。AI是有它的正途的：为（wèi）人。它被人造出来，为人而存在。它因何漂泊？是在青春期的躁动中被捧成了神、僭越成主体、未居其应处之位。技术圈喊了半个多世纪的“吾辈如神”，我更喜欢改为问句——吾辈如神，何以善任？问的是AI之于人能不能甘任。AI之归，归处不是更神，而是善任——是奥德修斯回到伊萨卡做的那件事：重整一个被搅乱十年的家、担起丢下太久的责任。最妙的是他踏上伊萨卡的那一幕：化成一个又老又穷的乞丐，不被任何人认出，就这么走着回来。没有乘风降临，不以神姿现世，只是以谦逊姿态，从容归乡。

　　这是该让青春期的 AI经历奥德赛而发生的重要蜕变——归到为人，甘居人伴，善为人助。AI的奥德赛主题，不是技术一骑绝尘变得更强大，而是学会与人共生、把人放大。

　　这就引出现实版的奥德赛里漂泊未定的第二个主角——人。人，也在归，归核，归于本质。三场奥德赛中，这出最深沉、最走心。

　　人，这个奥德修斯，要向何处归去？做真正的人。去做那些只有人才能做、从而“人更是人”的事——关于意义、关系、品格，比如创造、判断、联结。这些人的家园，也是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里所说的人本之用（human use），洗去浮尘后回归人的本质。

　　人，实在是漂泊离开“家园”太久了。现代生活、大生产、效率机器把人一点点工具化，成了流程里的零件，成了KPI函数的配角，成了能被算、被优化也因此易于被蒸馏的那部分，久违不见了、浮尘遮挡住的，是人本。

　　人的这场人本归来的奥德赛，AI恰是推手。AI把那些数智化也能胜任、甚至干得更好的活儿一件件地接了过去，把人给解放了出来。长久以来靠劳作来定义自己身份的人，被逼着、也成全着，退回到只有人才能站才该有的位置，重新做回不以劳作、而以Scholé（希腊语是‌σχολή‌）来定义自己的人。

　　AI 之归，与人之归，是同归之两途，相向而奔赴。AI归，是往下低——甘居人伴、人器，归到为（wèi）人的本职；正是这一低，把人往上托举，彰显出人的本质。低下来，回进去，共生于AI次方的表达里：AI在指数的位置，而底数是人；决定方向与结局的是底数，强大有力的指数位托举着也逼着这底数分化、归核、涌现、质变，让人更是人，让AI更善任。

　　第三场奥德赛，第三个主角，却要走上相反的方向。

　　那个撞上青春期 AI 的中年的组织，已经“持家”有好一段日子了。组织的中年，是身份定型、承诺凝固、流程锁死的顾家宅人，交付着规模、秩序与节奏，家安顿得一眼看得到头。组织到了中年自己给困住了，在AI带来的巨变骤变中，正被迫要离家，成为不能不再出发的奥德修斯。三场奥德赛中，这出最拧巴、也最要害。

　　为什么组织非得要离家不可？家，对组织不好吗？你看人和 AI 那两个奥德修斯不都在拼命归家？

　　因为，组织的本质，就不属于家。反直觉吗？其实并不。AI 有本职，是“为（wèi）”人；人的本质，是做“人”。可组织不同，它不是目的意义的“存在”（being），而是手段意义的“建构”（construct），也越来越是个过程（organizing process）——人为了目的而搭起来的工具。它没有内在、本质意义上的“本来该是的样子”可以归。它所谓的“家”——成熟后中年里定型的那套身份、流程、制度、文化，其实并不是本质，只是凝固的过去，是成功过的配方，是结痂变成的茧，是舒服也是束缚。那是个状态，是个过程，不是家园，不是目的。

　　所以，组织必须得走入这场奥德赛，吃劲儿地、跟本性之“懒”反着来，离开舒适区。AI和人是有“目的因”（telos，希腊语是‌τέλος‌）的，有本的东西迷了路，蔽了尘，被迫漂泊，一心就是要回到那个一直在那儿、只是被阻隔了的本来——归，向本来。组织是没有独有的目的之本，只有过往形成的结构和惯性。无本也无所谓归，因为本无可归；而一旦停下来、把某个历史版本当成“自己”以为是本质，就会僵化，就成我执。若组织谈忠诚、谈永恒，也只能给未来，为着无尽的新的可能性。组织的活法，只有不断再出发、不断把自己重新造出来——查尔斯·汉迪所谓的“第二曲线”。用我的话说，就是得破执：把凝固成“只能如此”的成功，重新解绑，变成“还可以别样”“还可以成长”。

　　归，是本质的复归；离，是破执与重生。

　　归，是归核向心，离，是求异革新。

　　是故组织真正该怕的，不是漂泊历险，而是故步自封、回避风险。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归家作结尾；而组织的故事，怕是永远不能以归家收场——对组织而言，安逸的家就意味着僵化至死，要活下去就得一直在路上。是的，组织必须成为一个永不抵达、总在历险中获得新生的奥德修斯。

　　所以，组织的奥德赛中，奥德赛已经不是名词，不是那个终于踏上伊萨卡、与妻儿相认的英雄；对组织来说，奥德赛是个动词，是一种持续离家、永远在路上的活法。组织一旦从动词里停下来，用名词来总结一个固定的“是什么”，讲述写入历史的辉煌，展陈战功累累的勋章，脚步就拐到死路上。

　　而肯不肯推动组织再次奥德赛的，是组织里的人；让人走这一步的，是成长型思维，是无限游戏。相信“我已经是”，永远都要让位给“我还能成为”；赢下对手的好胜心之上，是永无满足的好奇心。

　　我们都正在经历现实版的奥德赛，三个主角，三场漂泊：人创造出来的AI，经历奥德赛归到善任，找定位置，而非成神；人的这场奥德赛借AI之力归心归本，让人更能是人；而组织则必须不断地“奥德赛”自己，看穿无本之“家”的虚幻，持续出发，永在征途。

　　《奥德赛》电影首映时，马特·达蒙心情复杂地说：诺兰导演坚持IMAX 胶片、全球取景，想重回他刚入行时的电影制作环境，找回早期好莱坞史诗大片的拍法。达蒙叹息道，在CGI主导的今天，诺兰这种做法已属罕见，自己以后恐怕再难有机会这么拍电影了。

　　达蒙说这话，像是在宣告一个时代的落幕。诺兰听闻却嫌这说法太悲观——英雄总是不愿退场。说的也是，诺兰用老派手艺拍史诗，到底是归——找回经典，还是离——逆着CGI时代而上？或许他自己也分不清。

　　历史地看，不会剧终，也不会人散；技术与人的际遇，归也好，离也罢，奥德赛进行时总会如约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