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娶了隔壁村母老虎，新婚夜刚钻被窝，她扬手就要打我

那年我二十四，全公社都等着看我的笑话。

因为我娶了隔壁刘家坪的刘春梅。方圆十里，谁不知道刘春梅？外号“母老虎”，二十三了还没嫁出去。不是长得丑，恰恰相反，她长得比电影画报上的姑娘还俊。可就是性子太烈，脾气太暴，一张嘴能骂得爷们抬不起头，一双手能抡得壮汉满地找牙。媒婆提起她都摇头，说这闺女，怕是得烂在家里。

我娘也不同意。她坐在灶台前，一边往灶膛里添柴火，一边抹眼泪：“儿啊，你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那刘春梅，十里八乡打听打听，哪个敢娶？你娶了她，往后这日子可咋过？”

我没吭声，蹲在院子里磨柴刀。磨石和刀锋摩擦的声音，在秋夜的寂静里显得格外尖利。

我爹蹲在屋檐下抽旱烟，抽完一锅，把烟灰往鞋底上一磕，闷声说：“让他娶。娶了，就知道锅儿是铁打的了。”

我叫赵向东，家在山南县红旗公社赵家坳。我爹是生产队的饲养员，我娘有风湿病，干不了重活，我是家里老大，底下还有两个妹妹。家里穷得叮当响，土坯房三间，东屋漏雨，西屋透风，只有堂屋还算周正。

按说以我这条件，能娶上媳妇就不错了。可我要娶刘春梅，在所有人看来，就是自寻死路。

我不是傻。我有我的道理。

那年夏天，七月里，天热得能把地皮烤出油来。我赶着生产队的驴车去公社粮站交公粮。满满一车麦子，堆得跟小山似的。那驴是队里最老的一头，瘦得肋骨根根分明，走三步歇两步，比人还娇气。

我坐在车辕上，嗓子干得冒烟，心里直骂这鬼天气。正是晌午最热的时候，日头毒辣辣地烤着，土路两边的杨树叶子都晒得打卷儿，知了在树杈上不要命地叫，叫得人心里发慌。

好不容易快到粮站了，前面是个岔路口，一边通公社，一边通刘家坪。那驴突然犯了倔，站在路中间不走了。我拿鞭子抽它，它尥蹶子，差点把我掀下去。

我正跟驴较劲，听见前面土路上有人喊：“让开让开！骡子惊了！”

我抬头一看，一辆骡子车从岔路口冲出来，车上是满满一车粮包。那骡子不知怎么惊了，四蹄翻飞，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一样。车夫被甩在路边，抱着脑袋喊救命。粮包摇摇晃晃，最上面的几个已经掉下来了，砸得尘土飞扬。

更可怕的是，那骡子直奔路边冲去。路边水塘边上，蹲着个五六岁的小孩，正在割草。那孩子背对着路，后脑勺对着冲过来的骡子车，对身后的危险毫无察觉。

我心里一凉，扔了鞭子就往那边跑。可离得太远了，少说还有二三十丈，我这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那发了疯的骡子。

完了。我心想，这孩子今天要交代在这儿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一个红色的身影从路边的沟里蹿出来，像一道闪电，扑向那个小孩。那身影动作快得吓人，抱住孩子就地一滚，滚出去好几步远。粮包擦着她的后背砸在地上，砰的一声，整个地面都震了一下。灰尘扬起来，呛得人睁不开眼。

我跑到跟前的时候，她才从地上爬起来。灰头土脸的，胳膊上蹭掉一大块皮，血珠子往外渗。她怀里紧紧护着那个孩子，那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倒是一点伤没有。

她把孩子抱起来，拍着孩子的背，哄道：“没事了没事了，姐在这儿呢。”

那个孩子不是她家亲戚。后来我才知道，她根本不认识那孩子。她那天是去沟里摘野菜，看见骡子冲过来，想都没想就扑上去了。

她把孩子交给闻讯赶来的大人，拍了拍身上的土，转身就走。我去找她，想问她胳膊要不要紧。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大而亮，像两口新开的井，清凌凌的，照得人心慌。

“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她说完就走了，走得风风火火。红色的的确良衬衫在风里鼓起来，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走远的背影，心里有个东西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又像被什么东西点燃了。那感觉很奇怪，说不清道不明，就是觉得，这个姑娘，我忘不掉了。

后来我打听到，她叫刘春梅，刘家坪的。十七岁上她爹就死了。刘春梅她爹叫刘老栓，在县里的小煤窑上挖煤。那年煤窑上放炮炸石头，刘老栓没跑出来，人抬出来的时候，浑身焦黑，连个全乎样儿都没有了。煤窑上给了两百块钱，就把人打发了。那年刘春梅十七，大弟弟十三，小弟弟九岁。她娘周秀兰身体不好，常年咳嗽，干不了重活，就靠生产队里那点工分勉强糊口。

她一个姑娘家，硬是撑起了半个家。挑水、砍柴、挣工分，样样不输男人。村里人都说，刘家那大丫头，比个小子还顶用。也正因如此，她脾气越来越硬，说话越来越冲。用别人的话说，不硬不行，家里没个能顶事的，她不硬，全家都得被人欺负死。

我从那以后，心里就再也装不下别人了。

我跟我爹娘说了这个事。我娘当时就急了，说：“儿啊，你是不是中暑了？那刘春梅是好惹的？上次她跟队里会计吵架，把人家的算盘都摔了。上上次她嫌分粮不公，站在晒场上骂了半个时辰，愣是让队长重新分了一回。这样的女子，你娶回来，不是要了咱全家的命吗？”

我爹不说话，只是抽旱烟。抽完一锅，又是一锅。最后他问我：“你认准了？”

“认准了。”我说。

我爹又沉默了半天，然后说：“认准了就去试。不过老子提前告诉你，你要娶她，行。但家里的地、房子、牲口，一样不会多给你。你要有本事，就自己挣。”

我娘还想说什么，被我爹拦住了。我爹说：“孩子大了，娶媳妇是他的事。好坏他自己受着。”

我感激我爹。虽然他的话听起来冷冰冰的，但我知道，他是同意了。至少不拦着了。

第二天，我托了本村最能说会道的王婶去刘家坪提亲。王婶是我们赵家坳的金牌媒婆，一张嘴能把死人说活。我拎着两瓶酒、一条烟去了王婶家，求她帮我跑一趟。

王婶上下打量我半天，脸上的表情像在琢磨一件稀罕事。她说：“向东啊，你听婶子一句劝。那刘春梅，不是一般的姑娘。你让我去提亲，这不是让我砸自己的招牌吗？我这媒人当了二十年，还没听说谁敢去刘家提亲的。”

我不说话，把烟酒往她面前推了推。

王婶叹了口气：“行吧，我就去试试。不过话说在头里，事成了你得谢我。事不成，你可别怨我。”

第二天王婶就去了刘家坪。当天下午她回来，脸上的表情像吞了只活苍蝇。

“向东啊，婶子把话带到了。那刘春梅说了，她不嫁。谁来了都不嫁。说这辈子就守着她娘和弟弟过，不伺候老爷们。”

我娘一听，反而高兴了：“不嫁了好，不嫁了好。儿啊，咱另找，另找。隔壁陈庄的陈秀兰，比你小一岁，人也老实本分……”

我打断她：“不找。就她了。”

我娘气得直抹泪：“你这孩子，怎么就不听劝呢！”

我没说话，第二天自己去了刘家坪。

刘家坪在赵家坳西边，中间隔着一道黄土岗，走小路约莫七八里地。那天我起了个大早，穿了件干净的蓝布褂子，用皂角把头洗了，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路上我采了一把野菊花，黄的白的，开得正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采花，就是觉得，空着手去，不像回事。

走到刘家坪，问了个在村口磨镰刀的老汉。老汉听我找刘春梅，抬起头打量我一番，眼里明摆着三个字：又一个。他往村西头努了努嘴：“最西头，院墙塌了半截那家就是。”

我顺着土路往西走。路过一处打谷场，几个妇女正在纳鞋底。她们看见我，交头接耳，那眼神像在看什么稀罕物件。有个大胆的冲我喊：“后生，是不是走错村了？这儿没有你要找的人。”

我没理会，径直往前走。

刘春梅家住在村西头，三间土坯房，比我家还破。房顶上的瓦缺了不少，有几处用草席子盖着。院墙塌了半截，用玉米秆子临时堵着。柴门歪歪斜斜地挂在门柱上，风一吹就吱呀吱呀地响。

我推开柴门进去。院子不大，靠墙码着一堆劈好的柴火，整整齐齐，比刀切的还齐整。靠东边有一小块菜地，种着白菜、萝卜，绿油油的，看得出经常打理。井台上放着个木盆，盆边蹲着个人。

那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瘦得厉害，脸色蜡黄，正就着井水洗土豆。她听见门响，抬起头看我，眼里有些警觉。

“你找谁？”她问。声音沙哑，像嗓子里有团棉花。

“婶子，我是赵家坳的赵向东。”我规规矩矩地站好，“我来找刘春梅。”

她看着我，又看看我手里的野菊花，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朝屋里喊了一声：“梅子，有人找。”

屋里没动静。过了好一会儿，里屋的门帘一掀，刘春梅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袖子挽到肘弯，头上包着块蓝布帕子。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皱起眉头。

“你怎么来了？”她的语气不太客气，“我不是让媒人跟你说了吗？我不嫁。”

“媒人说了。”我说，“但我想亲耳听你说。”

“那你现在听见了？”她走到井台边，蹲下来，继续洗盆里的土豆。她的胳膊露在外面，被我那天救孩子时看到的那处伤已经结了薄痂，红红的一道，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听见了。”我说，“但我不死心。”

她用力搓着一个土豆，像要把所有的气都撒在土豆上：“你这人怎么跟牛皮糖一样？我都说了不嫁不嫁不嫁，你还来干什么？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听得懂。”我看着她，不慌不忙地说，“但我这人有毛病，认准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她抬起头，瞪着我，眼里像能喷出火来。她娘在旁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轻轻叹了口气，站起来回屋去了。

“刘春梅。”我叫她的名字，声音很认真，“我赵向东没什么本事，家里三间破房。但我跟你说一句实话。我不是来逼你嫁人的。我来，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认准你了。”

她看着我，眼里的火气慢慢降下来一些，但还是一脸防备：“你认准我什么？我凶，我泼，我连我爹死了都没掉过一滴泪。我不温柔，不贤惠，不会说好听的，不会讨人喜欢。你到底图什么？”

“图你那天不顾自己救人。”我实话实说，“图你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图你凶，图你泼，图你天不怕地不怕。”

她愣了一下，然后“噗”地笑出来。笑了半声，又觉得不对，赶紧把脸板起来：“你有病吧你。”

“有病。”我一本正经地说，“这病非得娶你才能治。”

她低头继续洗土豆，不再理我。我也不走，就蹲在井台边上，看着她洗。她把一盆土豆洗完了，端起来就进屋。我跟着她走到门口，她“咣”一声把门关上了，差点撞着我的鼻子。

我在院子里站着，站了半下午。太阳从头顶挪到了西边，影子从东墙拉到了西墙。院子里那只瘦骨嶙峋的老母鸡围着我转了几圈，大概觉得我没啥威胁，又去刨土里的虫子去了。

天快黑的时候，门开了。刘春梅端着一碗水出来，往我面前一递：“喝了赶紧走。天黑了山路不好走。”

我接过碗，一口气喝了。那碗水很甜，像放了糖。

“碗还你。”我把碗递回去，没走。

她瞪我：“你还赖在这儿干嘛？”

“你还没答应我。”

“我什么时候说要答应你了？”她的音量又上去了，“赵向东，我告诉你，我不嫁人。我这辈子谁也不嫁。我娘身体不好，我弟弟还小，我走了，他们怎么办？我爹走的时候，我发过誓，我要撑起这个家，我不能丢下他们。”

她说着，眼睛红了。但她倔强地昂着头，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看着她，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知道，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她不是不嫁人，她是不敢嫁。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因为只有那样，她才能保护她生命里仅剩的亲人。

“刘春梅。”我轻声说，“我保证。你嫁过来，你娘还是你娘，你弟弟还是你弟弟。我跟你一起养。你娘以后就是我娘，你弟弟以后就是我弟弟。我赵向东说到做到。”

她看着我，不说话。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晚风从西边吹过来，带着田野里稻禾的清香，还有远处谁家烟囱里飘来的、烧秸秆的味道。

她的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最终只是摇了摇头：“你走吧。我不值得你这么上心。”

说完她转回身，又进了屋。这一次，门没有关死，留了一条缝。那条缝里透出昏黄的煤油灯光，照在她的半边脸上。她站在门后，一动不动，像一尊沉默的雕塑。

我在院子里又站了很久。天完全黑下来了，星星一颗一颗地从天幕深处钻出来，亮得耀眼。我听见屋里传来她弟弟的声音：“姐，那个人还没走。”

“别管他。”她的声音低低的，“他自己会走。”

我没有走。我在柴门外面坐了一夜。秋夜很凉，露水打湿了我的衣裳。我裹紧了衣服，靠着那堵塌了半截的土墙，闭着眼睛，脑子里全是她白天说话时的样子。凶是凶，可她眼里的那层水光，骗不了人。

天快亮的时候，门又开了。刘春梅走出来，看见我还在，整个人都僵住了。

“你……你在这儿坐了一夜？”她的声音变了调。

我睁开眼，冲她笑了笑。脸上全是露水，头发也湿了，估计狼狈得很。

“这不就等到了吗。”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

她看着我，眼里的情绪复杂得像一锅煮沸了的水。她张了张嘴，又闭上，再张开，最后还是只说出一句：“你傻不傻。”

“傻。”我说，“不傻能来找你吗？”

她走到我面前，蹲下来，抓起我的手腕。她的手很热，力道很大，像要确认我是不是冻坏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松开手，站起来，背过身去。

“你回去吧。”她说，“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我给你答复。”

我心里一喜，嘴上却故作镇定：“好。三天后，我再来。”

她没回头，只是点了点头。

那三天，是我这一生中最难熬的三天。我娘见我不下地、不吃饭、整日整夜地发呆，以为我魔怔了。我爹则一声不吭地抽他的旱烟，偶尔抬头看我一眼，那眼神里竟有几分理解。

第三天一大早，我又去了刘家坪。这次我带了两包点心，一包给刘春梅她娘，一包给她两个弟弟。我特意绕到公社供销社，挑了最贵的那种，用黄纸包着，麻绳扎得方方正正。

走到刘家坪村口，上次那个磨镰刀的老汉看见我，咧嘴笑了：“后生，还来？有股子倔劲儿。”

我冲他点点头，继续往西走。

到了刘春梅家门口，院门开着。她正拿着把铁锹在院子里翻菜地。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看见是我，她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来了。”她说。就两个字，轻飘飘的，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来了。”我说。

她把铁锹往地上一插，走过来，站在我面前。她比我矮大半个头，要抬着头才能跟我对视。但她目光硬，硬得不像是在跟一个来求婚的男人说话。

“赵向东。”她叫我的名字，声音很清晰，“我跟你交个底。我刘春梅不是好性子的人。我要是嫁了你，你日后要对我不好，我就拿刀剁了你。你要敢在外面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我就把你家房点了。你要敢对我娘、我弟弟甩脸子，我就跟你玩命。”

她顿了一下，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这些，你都能受得了？”

我看着她，嘴角慢慢弯起来。

“受得了。”

她点点头，然后伸出手：“东西给我。”

我把两包点心递过去。她接过去，转身就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又回头：“杵在那儿干嘛？进来吃饭。”

我这才反应过来。她这是答应了。

那天中午，我在刘家吃了第一顿饭。刘春梅下厨，炒了四个菜。她娘坐在炕沿上，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说：“吃，多吃点。这丫头嘴硬心软，你能看上她，也是她的福气。”

刘春梅在厨房里喊：“娘，你别乱说！什么福气不福气的！”

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十四，一个十岁，坐在炕下的小板凳上，头也不抬地扒饭。大弟弟叫刘春生，小弟弟叫刘春林。两个孩子都瘦，像两根豆芽菜。但眉眼里有股子倔劲儿，跟她姐一模一样。

吃完饭，我帮着她把锅碗洗了。她洗碗的时候，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结实的小臂。水花溅起来，打在她脸上，她也不躲。阳光从窗户纸外面透进来，给她脸上镀了一层淡淡的光。

“你爹娘那边，怎么办？”她忽然问我。

“我爹同意了。”我说，“我娘……她会同意的。”

她没说话，低头继续洗。过了好一会儿，她轻声说：“要是你娘不同意，你就别为难了。我不怪你。”

“不会不同意的。”我坚定地说，“我娘最疼我。她见我喜欢，也会喜欢的。”

她“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那年秋天，我们领了证。没有彩礼，没有嫁妆。她娘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杀了，炖了一锅汤，算是给我俩践行。她两个弟弟站在村口，一直看着我们走远。大弟弟没哭，小弟弟眼睛红红的，拽着她的衣角不松手。

她蹲下来，把弟弟的领子正了正：“在家听娘的话，别惹事。姐过两天就回来看你们。”

小弟弟点点头，眼泪还是掉下来了。

她站起来，拽着我的胳膊就走。走得很快，不回头。可我看见她的肩膀在轻轻发抖。

她嫁过来那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红布衫，脚上一双黑布鞋，头发梳成两条大辫子，脸上什么脂粉也没擦。她的嫁妆就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他爹当年留下的一支旧钢笔，和几张她娘年轻时纳的鞋垫。

全村人都出来看热闹。有人嚼舌根，说赵向东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被刘春梅攥住了。也有人说，等着吧，不出三天，赵家就得鸡飞狗跳。更多的人抱着胳膊，等着看笑话。

我爹我娘虽然心里不踏实，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接受。我娘把家里下蛋的老母鸡宰了一只，炖了一锅汤，又炒了几个菜，算是办了个席。请了本家几个叔伯婶子，来吃了顿饭。席间没人敢多说话，生怕哪句话惹着了新娘子。

刘春梅倒是不拘谨。她进厨房就干活，切菜、掌勺、端盘子，动作麻利得像在自家一样。她炒的菜比饭店里的还香，我那些叔伯们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直说“向东有福气”。

我娘开始还绷着脸，后来看刘春梅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锅台擦得锃亮，脸色也缓和了不少。再加上刘春梅一口一个“娘”叫得自然，我娘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

我爹放下碗，抹了抹嘴，难得地说了句：“有这手艺，日子差不了。”

晚上，送走了最后一批亲戚，院子里空了下来。月亮很大，很圆，银盘一样挂在东边的山梁上。风里有稻秆烧过的焦味，秋天要过去了。

我走进堂屋，她正坐在床沿上。屋里点了盏煤油灯，火苗突突地跳。她脱了鞋，两只脚缩在床沿下，脚背上有道新伤，是前天劈柴时被木屑划的。

我走过去，想看看她的脚。她猛地把脚缩回去，警惕地看着我：“你干嘛？”

“你脚上有伤。”我说。

“小伤，不碍事。”

我转身去打了盆热水，端到她面前：“烫烫脚，消消毒。”

她看看我，又看看那盆水，犹豫了半天，才把脚伸进去。热水一泡，她整个人都松了下来，肩膀微微塌下去，像卸下了一副无形的担子。

我坐在她旁边，也脱了鞋袜，把脚伸进同一个盆里。她皱眉：“你凑什么热闹？”

“一起洗，省水。”

她没再说什么。我们的脚在热水里碰了一下，她像被烫了一样缩回去，又慢慢伸回来。我低下头，看见她脚踝很细，皮肤很白，跟她的性子完全不搭。可她脚底全是老茧，硬邦邦的，像穿了一辈子铁鞋。

洗完脚，我先上床。她磨磨蹭蹭地在屋里转，收拾这个，摆弄那个。我知道她紧张。

“睡吧。”我躺在被窝里，给她让出大半边。

她“嗯”了一声，轻轻掀开被子，钻了进来。她侧躺着，背对着我，身体绷得像一根弦。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又轻又急，像只受惊的兔子。

我翻了个身，想跟她说句话，让她别紧张。可就在我转过去的瞬间，她猛地坐起来，扬手就朝我脸上扇过来。

我本能地一偏头。那一巴掌擦过我的下巴，打在枕头上，发出闷闷的一声。

她还要打第二下，我眼疾手快，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腕。

“你疯了？”我压低声音。

她看着我，胸口剧烈起伏，眼睛瞪得老大，可那里面不是凶狠，是恐惧。从骨子里渗出来的、压了很多年的恐惧。

“你别碰我！”她的声音在发抖，“你敢碰我一下，我就弄死你！”

我松开她的手，慢慢坐起来。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把她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显得格外瘦小。

“我不碰你。”我轻声说，“你告诉我，怎么了？”

她没说话，只是把被子紧紧抱在胸前，像是抓着最后的防线。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浑身都在轻轻颤抖。月光从窗户纸外面透进来，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眼角有泪，在月光下亮晶晶的，可她硬是忍着，不让它掉下来。

我等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夜风都停了，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她终于开口了。

“赵向东。”她叫我的名字，声音轻得像从另一个世界飘过来的，“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说我嫁不出去？”

我摇摇头。

“不是因为我凶。是因为……”她顿住了，攥着被子的指节发白，“是因为我爹的事。”

我没有插嘴。我知道她要说出一件很久远、很沉重的事。

“我十七岁那年，我爹在煤窑上出了事故。他是被炸死的。上面给了两百块钱，就把人打发了。”她的声音很平，平得没有一丝起伏，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妈拿着那两百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我看着她，觉得天都塌了。”

她停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月光照在那双手上，粗糙，干裂，关节粗大。那不是一个二十三岁姑娘该有的手。

“可日子总得过下去。我去找生产队要救济，队长跟我说，要救济可以，但得拿东西换。”她的声音开始发紧，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弦，“我不干。我把他家窗子砸了。他就满村说我不守妇道，说我勾引他不成，恼羞成怒。从那以后，十里八乡都知道了，刘春梅是个泼妇，是个疯姑娘。”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是烧到了头的灰烬：“后来，又有几个男人，趁我上工的路上堵我。有一个把我按在草垛上，我咬掉了他半块耳朵。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来提亲了。”

我的拳头在被子底下攥紧了。指关节咯吱作响。

“他们说你凶，说你母老虎，就是这么来的。”她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让人难受，“赵向东，我告诉你这些，不是让你可怜我。我是让你知道，我不是什么好姑娘。你要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明天就可以回刘家坪。”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大，很亮，像浸在冰水里的黑珍珠。它们那么硬，那么倔，可在最深最深的地方，藏着这么多年被逼出来的、几乎要溢出来的委屈。

“谁说我要后悔了？”我说。

她愣了一下。

“刘春梅，我赵向东娶你，不是图你是个好姑娘。是因为我就想娶你。你凶，我受着。你打，我躲着。你哪天不想打了，我就把你手攥着，咱们好好过日子。”

她看着我，眼里的冰开始裂开，裂缝里涌出滚烫的东西。

“你傻不傻。”她别过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傻。”我说，“不傻能娶你吗？”

她破涕为笑，随即又绷起脸，抬手就打了我一下。这一下没用力，软绵绵地落在我胳膊上。

“睡不睡了？”我故意板起脸。

她横了我一眼，重新躺下，背对着我。我凑过去，从后面轻轻环住她的腰。她身体僵了一瞬，然后慢慢软下来。

“赵向东。”她叫我。

“嗯。”

“你今天不碰我，会不会觉得委屈？”

我笑了笑：“委屈啥。你是我媳妇，又不是我俘虏。什么时候你愿意了，我再碰你。你不愿意，我就这么抱着，也中。”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来，把脸埋进我胸口。她哭了，哭得压抑而猛烈，像要把这些年的眼泪一次全流干。我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抱着她，让她的泪水浸透我的衣襟。

那天夜里，我抱着她，像抱住了一只终于肯从刺里钻出来的小兽。她的呼吸一点一点平稳下去，身体不再颤抖。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落在我手上。

我想，来日方长。

婚后的日子，没有旁人想的鸡飞狗跳。

头几天，刘春梅还绷着。她的话不多，干什么都带着一股子小心翼翼的劲儿。她在自己家独当一面惯了，到了陌生的婆家，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怯的。她不知道我爹娘的脾性到底如何，也不知道该用多大的力气，才能既做好媳妇，又不让人觉得她太强势。

但她有个最大的本事：能干活。而且不嫌累。

她嫁过来第三天，天还没亮就起来了。我睡得迷迷糊糊，听见院子里有扫地的声音。我爬起来一看，她已经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连墙角那堆陈年柴火都重新码了一遍。灶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响动，我走进去，看见她正蹲在灶前生火。火光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鼻尖上沾了块炭灰。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起了？再去睡会儿，饭好了我叫你。”

我没去睡。我蹲在她旁边，帮她添柴。她没说什么，只是往灶里塞了把稻草。火轰地一下蹿起来，热浪扑在脸上，暖烘烘的。

那天的早饭是苞米面糊糊配咸菜。我娘起了床，看着满桌摆好的碗筷，愣了一下。刘春梅盛了碗糊糊，双手端到我娘面前：“娘，您尝尝，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

我娘接过来，低头喝了一口。然后她抬起眼，看了刘春梅好一会儿，轻轻叹了口气：“好喝。比娘煮的香。”

刘春梅笑了。那是我嫁过来后，第一次看她笑。她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的，嘴边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跟她平时的“母老虎”形象完全不搭。

我娘后来偷偷跟我说：“这闺女，嘴硬，心软。你可得对人家好点。要是敢欺负她，娘第一个不饶你。”

我爹对刘春梅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不冷不热，慢慢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认可。我爹那人嘴笨，不会说好听的。但他有他的方式。每年入冬前，他都会把院子里最粗的那捆柴火放到我们屋门口。刘春梅开始没留意，后来我告诉她，她才明白过来。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她给我爹碗里夹了块红烧肉，我爹没说话，低头吃了。可我看得出来，他眼角有笑。

真正让刘春梅在我家站稳脚跟的，是那年腊月的一件事。

我娘的风湿病犯了。老毛病了，每到阴天下雪，两个膝盖就肿得像馒头，疼得下不了炕。往年都是我爹伺候她，端茶倒水、揉腿热敷。可那年冬天我爹被公社叫去修水库了，得半个月才能回来。

我白天要下地挣工分，刘春梅就一个人在家伺候我娘。她把我娘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早上，她先烧一大锅热水，兑好温度，端到我娘炕前，给她洗脸、擦手。然后把熬好的草药汤端过来，一口一口地喂我娘喝。我娘说腿疼，她就用手搓热了，给我娘揉膝盖。她的手掌又大又热，像两个小火炉。我娘说，比热水袋还管用。

有一天夜里，我起夜，看见我娘屋里的灯还亮着。我走过去，隔着门缝看见刘春梅坐在我娘炕沿上，正给我娘洗脚。她把我娘的脚放进热水盆里，轻轻揉搓着，嘴里还念叨着：“娘，你忍着点，水烫了才有效果。等过了这几天，我再去卫生所给您抓几副药。我问过郎中了，您这病得慢慢养，不能急。”

我娘靠在炕头的被垛上，看着她的眼神，温柔得跟看自己闺女一样。

“梅子啊。”我娘说，“你嫁到咱家，委屈不？”

刘春梅低着头，手上的动作没停：“不委屈。您跟爹待我好，向东待我也好。这日子，比以前强多了。”

“你不怪娘当初不同意？”

刘春梅笑了笑：“不怪。换我，我也得掂量掂量。谁叫我是个母老虎呢。”

我娘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什么母老虎。是娘眼瞎了。你是好闺女。”

我站在门外，听着屋里低低的声音，心里像被温水浸泡着，又酸又胀。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娘打心眼里，认下了这个儿媳妇。

第二年开春，刘春梅跟我商量，想把她娘和两个弟弟也接到这边来。她说她娘一个人在刘家坪，她不放心。

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早就知道，这件事迟早要办。

可我也知道，这事在我爹娘那里，不一定好过。果然，我跟爹娘一提，我娘脸上就挂不住了。

“家里就三间房，哪住得下这么多人？再说了，她娘常年有病，两个弟弟又正长身体，这一来，咱家的口粮……”

我娘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刘春梅当时正坐在院子里纳鞋底，听见我娘的话，手上的针停了一下。她没抬头，也没有说话。

我走到她身边，蹲下来，小声说：“你别急，我再去跟娘说。”

她摇摇头，抬起头看我。眼里的情绪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

“算了。”她说，“我娘在刘家坪也习惯了。我多回去看看就行。”

我握住她的手：“不行。我答应过你的事，就一定要办到。你娘就是我娘。这家里再难，也不能让你娘一个人。”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后来，是我爹拍板解决了这件事。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爹放下筷子，对我娘说：“他娘，我看这样。西边那间柴房，拾掇拾掇，能住人。她娘和两个小子过来，住那儿。粮食的事，我来想办法。今年队里分了自留地，咱多开点荒，还能饿着不成？”

我娘看看我爹，又看看刘春梅，最终点了点头：“行吧。都是一家人。”

刘春梅当时眼圈就红了。她站起来，给我爹鞠了个躬：“爹，谢谢您。”

我爹摆摆手，没说话。可那张老脸上，有掩饰不住的笑意。

那年三月，刘春梅她娘和两个弟弟搬了过来。我爹领着我和刘春梅，把西边的柴房翻修了一下，换了个门，盘了盘炕，又开了扇小窗。屋子不大，但干净亮堂。刘春梅她娘住里间，两个弟弟住外间。

刘春生已经十五了，能下地干活了。刘春林还小，去村里的小学插了班。两个孩子虽然日子苦，但都懂事。放了学就往家里跑，一个去地里帮忙，一个在家喂鸡、扫院子。

我娘开始还有点不习惯家里多了几口人，可没过多久，她就跟刘春梅她娘成了好姐妹。两个老太太经常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一边纳鞋底一边说家常。刘春梅她娘说话温声细语，我娘说话大嗓门，可两人相处得出奇地好。

后来我娘跟我说：“你丈母娘是个苦命人。那么好的一个女人，男人走得早，又落了一身病。她闺女能嫁到咱家，也是天意。”

我听着，心里暖和。

那几年，日子虽然紧巴，但一家人热热乎乎地过着。刘春梅把我家和刘家两个家，真正地合成了一体。她不偏不倚，对我爹娘怎么样，对她娘和弟弟也怎么样。做饭的时候，有好吃的，先给两个老人盛出来，再给弟弟们夹。自己碗里最后剩什么吃什么，有时候就就着咸菜喝点稀的。

我心疼她，让她多吃点。她冲我瞪眼：“你又不下奶，吃那么多好的干什么？我壮得跟牛一样，饿不着。”

她说的是实情。她是真壮实。地里的活，她一个人能顶我一个半。挑粪、翻地、拉板车，没有她不会的。生产队上，她的工分从嫁过来第一个月起，就拿了满工。连队里那些以前笑话她的人，也不得不服气。

可我也知道，她的壮实底下，是拿命撑着的。

八三年冬天，包产到户了。我们家分了十五亩地。刘春梅站在地头，看着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眼里发着光。

“赵向东，这地是咱的了？”她的声音有些发颤。

“咱的了。”我说。

她蹲下去，捧起一把土，凑到鼻子前闻了闻，然后抬头看我，笑得眉眼弯弯。

“以后我非得让这片地打出两倍的粮食来。”

她说到了，也做到了。

她种地比谁都精细。别人撒种撒个大概，她一颗一颗数着下。别人锄草锄一遍，她锄三遍。她天不亮就下地，中午顶着日头不回来，晚上摸黑才进家门。我劝她别那么拼命，她不听。她说，自己的地，不好好种，对不起这片土。

那年夏天，我们家的麦子比谁家的都长得旺。金灿灿的，风一吹，麦浪滚滚，像铺了一地的碎金子。刘春梅站在麦田里，手里攥着一束刚割下来的麦穗，笑得比那麦子还灿烂。

可她到底不是铁打的。那年麦收，她中暑倒在了地里。我急疯了，背着她跑了七八里地，到公社卫生所。医生说她劳累过度，再这么下去，身体得垮。

我守在她床边，看着她烧得红扑扑的脸，心疼得像被人攥住了心脏。

她醒来的时候，第一句话是：“麦子收完了吗？”

我气不打一处来：“你都啥样了，还惦记那几亩破麦子！”

她虚弱地笑了笑：“那是咱一年的口粮。不惦记它惦记谁？”

我握住她的手，声音发哽：“刘春梅，你要是把身体累垮了，要那几亩地有什么用？你听我的，以后地里的活，咱俩一块干。你不许再一个人逞能。”

她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之后，她稍微收敛了一些。但只是“稍微”。骨子里那股子不认输的劲儿，是怎么也改不掉的。

八五年腊月，我爹走了。

脑溢血。那天早上他还好好的，吃了两大碗面条，然后去院子里劈柴。柴劈到一半，我听见“咚”的一声。跑出去一看，他已经倒在了地上，眼睛紧闭，脸色青紫。

我把他背到卫生所，医生说，来不及了。我那会儿觉得天都塌了。我爹虽然话不多，可他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人。他像一座山，站在我身后，我从来没想过，山也会塌。

我跪在灵堂前，哭得昏天黑地。刘春梅跪在我旁边，一身重孝。她没哭出声，只是不停地往火盆里添纸钱。火光映着她的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我娘受不住打击，当场昏了过去。醒来后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房梁。

那段时间，是刘春梅撑起了这个家。她一边料理我爹的后事，一边照顾我娘。白天她要接待来吊唁的亲戚，晚上就守在我娘床前，怕我娘想不开。

我爹出殡那天，天上下着小雪。刘春梅扶着我娘，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她瘦了一圈，眼眶深陷，可她的腰板挺得笔直。

到了坟地，我娘哭得瘫软在地。刘春梅搀着她，一声不响地陪着她跪在雪地里。雪花落在她头上、肩上，慢慢化成水，渗进衣服里。

我爹的棺木下葬后，刘春梅跪在坟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爹，您放心走。这家里有我。”

她声音不大，可在寂静的雪地里，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我的心里。

丧事办完，我娘整整三个月没缓过来。她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天就坐在我爹生前常坐的那把椅子上发呆。有时候会突然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

刘春梅寸步不离地守着她。她把我娘的铺搬到了堂屋，自己就睡在旁边的小床上。晚上我娘有点动静，她立马就醒了。我娘要喝水，她就端水。我娘要翻身，她就帮着翻身。我娘半夜哭，她就坐起来，把我娘搂在怀里，拍着她的背，像哄孩子一样。

“娘，别哭了。爹在天上看着呢。您要是哭坏了身子，爹也走不安生。”她一遍一遍地说，声音又轻又柔。

我娘说：“梅子啊，娘不是想不开。娘就是……就是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

刘春梅说：“我懂。娘，您要是想哭，就哭吧。我陪着您。”

我娘哭了整整三个月。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她突然起身，自己下了床，走到院子里。阳光很好，照着那棵老槐树。她站在树下，回头对我们说：

“我没事了。咱家的日子，还得往下过。”

那一刻，我看见刘春梅转过身去，悄悄擦了一把眼泪。

我娘病好后，干了一件让全村人都意外的事。她挨家挨户去串门，专门找那些以前说过刘春梅坏话的人。她不吵不闹，就跟人拉家常，说的都是刘春梅怎么孝顺、怎么持家、怎么把两个家都扛起来。她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把那些年刘春梅背着的骂名，给洗掉了。

后来村里再提起刘春梅，没几个人说她是母老虎了。都改口说：“刘春梅啊，那是赵家的福星。没有她，赵家那几口子早散了。”

八六年秋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那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一天。刘春梅从早上开始肚子疼，一直折腾到第二天凌晨。村里的接生婆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脸上的表情一次比一次凝重。

“向东，你媳妇太累了，身子骨亏得厉害。这孩子怕是要难产。”接生婆说。

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张婶，求求您，一定要救她。我赵向东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

张婶赶紧把我扶起来：“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快起来，我去再想想办法。”

我蹲在门外，听着屋里刘春梅一声高过一声的惨叫，心像被一刀一刀地剜。我咬着自己的拳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我娘坐在旁边，一个劲儿地烧香磕头。

天快亮的时候，屋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我“腾”地站起来，冲到门口。张婶抱着个裹在小被子里的娃娃出来了，脸上终于有了笑。

“是个带把的！母子平安！”

我冲进屋里，看见刘春梅躺在炕上，脸色白得像纸，头发被汗水湿透了，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她看见我，虚弱地笑了一下。

“赵向东，我给你生了个儿子。”

我握住她的手，感觉她的手在抖。她太累了，可眼睛亮得惊人。那是她嫁给我后，我第一次见她那么安静、那么柔软。像一块被太阳晒暖了的石头，终于肯让人靠近了。

“你受苦了。”我声音发颤。

她摇摇头，摸了摸我的脸：“不苦。赵向东，我有家了。”

我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

儿子取名赵平安。小名安安。刘春梅说，不图他大富大贵，就图他平平安安。

安安的出生，给这个家添了太多的生气。我娘像变了个人，整天围着孙子转，脸上笑得合不拢口。刘春梅她娘也高兴，身体似乎都好了不少。两个老太太抢着抱孩子，有时候还会为了谁抱得多久拌上两句嘴。

我爹要是还在，该多好。我常常想。可我知道，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

安安长得像刘春梅，浓眉大眼，虎头虎脑。可性子随我，安安静静的，不爱哭闹。刘春梅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是个疼媳妇的。我笑她：“才多大点，你就操心他娶媳妇了？”

她撇撇嘴：“那当然。我这个当婆婆的，以后可得把好关。不能是个姑娘就娶进来。”

我笑着说：“你以前不也担心自己嫁不出去吗？以后人家姑娘还担心嫁不进来呢。”

她打我一下：“滚一边去。我儿子才没那么好欺负。”

说归说，闹归闹，可刘春梅对安安的教育，比谁都上心。她虽然读书不多，但她认死理：做人要正直，要孝顺，要有骨气。她对安安说：“你爹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对人好。你将来也得这样。不能欺负人，也不能让人欺负。”

安安三岁那年，刘春梅又怀孕了。第二胎是个女儿，取名赵安宁。小名宁宁。这丫头随了刘春梅的性子，能闹腾。刚会走路就敢追着鸡满院子跑，摔倒了也不哭，爬起来接着追。刘春梅说：“这丫头，以后比她爹有出息。”

我说：“随你。”

她笑了，笑容里全是满足。

那几年，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除了种地，还在农闲时去县城的工地打零工。刘春梅在家操持家务，带孩子，伺弄那几亩地。她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没日没夜地拼命，可还是闲不住。院子里被她种满了菜，什么黄瓜、豆角、西红柿，一茬接一茬。吃不完的，她就腌成咸菜，拿到集市上卖。后来她腌的咸菜在镇上出了名，有人专程跑十几里地来买。

再后来，我攒了些钱，跟着村里人去县里学手艺，学了木工。我在镇上开了间小木匠铺子，给人打家具、做门窗。日子不富裕，但比从前好多了。

刘春梅把我家那三间土坯房翻新了，盖成了砖瓦房。她亲手在院子里栽了两棵石榴树，说以后安安和宁宁大了，就有石榴吃了。

日子像流水一样，看似平淡，却一天一天地往前淌。我们吵过架，红过脸，可谁也没提过“离”字。她生气的时候，还是不肯好好说话，有时候几天不搭理我。我就厚着脸皮凑上去，给她端洗脚水，帮她揉肩膀。她推开我，我再凑上去。几次下来，她的火气也就散了。

有一回，我晚上跟队里的朋友喝了点酒，回来晚了。她坐在屋里，脸黑得跟锅底一样。我进门就赔不是，她抄起扫帚就打。我躲，她追。从屋里追到院子里，把鸡都惊得飞上了墙。

最后我跑不动了，靠在墙根上喘气。她也累得直不起腰。我们俩就那样在院子里，一个靠着墙，一个拄着扫帚，你瞪着我我瞪着你。

然后她“扑哧”一声笑了。

“赵向东，你咋这么怂。”她笑着说。

我也笑了：“在媳妇面前，怂点不丢人。”

她走过来，把扫帚扔了，用脚踢了我一下：“还不快滚去洗洗。一股子酒味，别熏着孩子。”

我爬起来，趁她不注意，凑到她脸上亲了一口。她愣了一下，然后追着我打。安安和宁宁趴在窗户上，笑得前仰后合。

九八年秋天，刘春梅在地里晕倒了。

那天是个周六，安安上初中住校，宁宁在家。刘春梅说去地里看看晚熟的玉米，去了两个时辰没回来。宁宁跑到地里去找，发现她娘倒在田埂上，人事不省。

我接到消息赶回来的时候，人已经送到了县医院。医生说是肝炎。由常年劳累和营养不良引起。她身体里的各项指标差得吓人，再晚送半天，命就没了。

我坐在病床前，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瘦，青筋暴起，像一把枯树枝。她闭着眼睛，脸色蜡黄，呼吸微弱。我摸她的脸，冰凉冰凉的。

“刘春梅。”我轻轻叫她。她没有应。

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我想到二十三岁那年她去赴约时穿的红布衫，想到新婚夜她扬手要打我时眼里的恐惧，想到她站在麦田里笑得灿烂的样子，想到我爹出殡时她跪在雪地里说的那句话。

这个比石头还硬的女人，原来也会倒下。

安安和宁宁站在我身后，眼睛都哭肿了。我把他们揽进怀里，说：“没事。你妈命硬，不会有事的。”

可我心里怕得要死。

那一年，我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亲戚朋友，欠了一屁股债。我带着刘春梅去市里的医院，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医生说，好在发现得不算太晚，肝损伤有，但不是不可逆。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她出院了。

出院那天，她瘦了二十多斤，整个人像变了个人。走路的时候，风一吹，衣服里面空荡荡的。可她精神却好得出奇。她笑着跟我说：“赵向东，你看我是不是变漂亮了？苗条了。”

我心疼得说不出话，只紧紧攥着她的手。

她拍拍我的手背：“别哭丧着脸。我还没把你熬老呢，死不了。”

她的身体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重活累活不能再干，药要常年吃，每三个月要复查一次。我让她在家歇着，她不肯，说闲下来浑身难受。我就在村口盘了间小铺子，让她卖点烟酒杂货。不图挣钱，就图她有个事做，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

她在铺子里坐不住，总想帮我下地。被我骂了一顿，才老老实实守着小店。可每次我下地回来，灶台上一定热着饭菜，缸里的水一定是满的。她坐在门口，借着天光纳鞋底，见我回来就笑，说：“洗手吃饭，给你炖了豆腐。”

那笑容，让我想起二十年前井台边那个光脚洗衣的姑娘。岁月在她脸上刻了太多的痕，可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那么硬，那么软。

这些年，日子慢慢好起来了。我攒了钱，把家里重新翻盖了一遍，两层小楼，带个院子。院子里的石榴树也长大了，每年秋天都结满满一树的红石榴。安安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建筑。宁宁也考上了师范，毕业后回镇上当了老师。

刘春梅身体稳定了，可到底伤了底子，一到阴雨天就浑身疼。她不吭声，可我夜里听见她在被子里翻来覆去，咬着牙不让自己哼哼。

我伸手过去，替她揉腰。她打我的手：“别动，累了一天了，快睡。”

我不理她，继续揉。她的腰细得厉害，以前那么壮实的人，现在瘦得像一把干柴。揉着揉着，她忽然转过身来，看着我。

“赵向东。”她叫我。

“嗯。”

“当年你娶我，后悔过没？”

我手上动作没停：“后什么悔？不娶你，我这会儿指不定还打光棍呢。”

她轻轻打了我一下：“跟你说正经的。”

我认真地看着她：“刘春梅，我赵向东这辈子做过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娶了你。别人都说是你占了便宜，其实是我捡了宝。没你，这个家早就塌了。”

她看着我，眼里有泪光闪。她别过头去，声音发哽：“都半截入土的人了，还说这些，也不嫌害臊。”

我凑过去，从后面抱住她。她的身体暖烘烘的，像一个烧了很久的火炉。我闻到她发间淡淡的、熟悉的、只有她身上才有的味道。

“春梅。”我在她耳边轻声叫。

“嗯。”

“下辈子还嫁我不？”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扑哧”一声笑了。

“嫁。不过下辈子，我得先打你一巴掌。不然我心里不痛快。”

我也笑了。屋外北风呼呼地刮，窗纸扑棱棱地响。可这屋里，暖得像春天。

去年秋天，安安结婚了。姑娘是他在省城认识的，城里人，长得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安安带她回来见我们，刘春梅拉着人家的手，问长问短，脸上的笑就没停过。

等姑娘走了，刘春梅问我：“你觉得咋样？”

我故意说：“不咋样。太文静了，怕是跟咱安安处不来。”

她瞪我：“文静还不好？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喜欢母老虎？”

我笑着说：“我就喜欢母老虎。”

她又打我。

婚礼上，刘春梅穿着新做的枣红色外套，坐在主位上，笑得合不拢嘴。儿媳妇给她敬茶的时候，她接过茶，抿了一口，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布包。

“这是妈给你的见面礼。”她说。红布包打开，是一只金镯子。是她用这两年攒的钱，偷偷去镇上金店买的。

儿媳妇推辞不要。刘春梅拉过她的手，把镯子套上去：“戴着。以后安安要是欺负你，你就回来告诉我。我收拾他。”

儿媳妇眼睛红了，叫了声“妈”。

我坐在旁边，看着她笑。她转过来，对我撇了撇嘴：“你笑啥？”

“笑你终于没打人。”我说。

她瞪了我一眼：“大喜的日子，我打人像什么样？”说着，手在桌子底下偷偷拧了我一把。

我没躲，任她拧。四十多年了，她的手劲还是那么大。

晚上回到屋里，她坐在床沿上，一件一件地数着今天的红包。数完了，她把钱拢成一叠，拿红纸包好，递给我：“明天存起来，给安安他们攒着。以后有了孩子，开销大。”

我接过来，把红包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脱了鞋躺上床，拉开被子，拍了拍身边的空位。

“过来。”

她看了我一眼，没动。

“你让我过去我就过去？我偏不。”她还是那副拧脾气。

我笑了：“那你站着吧。我睡了。”

说完我作势要闭眼。她磨磨蹭蹭地洗漱完，还是钻进了被窝。一进来就给了我一脚：“往那边去点，占那么大地方。”

我往边上挪了挪，顺势把她搂进怀里。她挣扎了一下，然后不动了。

“赵向东。”她轻声叫。

“嗯。”

“谢谢你，当年没被我那一巴掌打跑。”

我笑了，鼻子有点酸。

“当年你要真打着我，我也认。谁让我稀罕你。”

她没说话，只是把头靠在我肩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像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新婚夜一样，清清冷冷的，落在我手上。

只是如今，她不再背对着我。

尾声

昨天，我陪春梅去医院复查。医生说她恢复得不错，只要按时吃药，再活个二三十年不成问题。回来的时候，她走得快，我在后面跟着。

“你走那么快干嘛？”我喊。

她回头，冲我招了招手：“赵向东，你磨蹭啥？家去给你包饺子。平安今天带着孙女儿回来。”

我加紧步子，走到她身边。阳光很好，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

她忽然牵起我的手。我愣了一下。这么多年，我们上街从来不牵手。不是不亲，是那个年代的人，不兴这个。

“你手真凉。”她说，却没松。

我反手把她的手攥紧了，揣进自己的口袋里。她白了我一眼，却没挣开。

我们就这样牵着手，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边的杨树叶子黄了一半，风吹过来，哗啦啦地响，像在诉说着什么古老而温暖的故事。

远处，炊烟从村里升起来。那是我们的家。

刘春梅，母老虎。我的媳妇，我的命。

四十三年了。

那天下午，我们全家一起包饺子。刘春梅和面，我擀皮，儿子和儿媳妇包。小孙女在旁边捏面团玩，弄得脸上、身上全是面粉，像只小花猫。刘春梅一边包一边数落儿子：“你看你闺女，跟你小时候一个德行，就知道捣乱。”

平安笑着说：“妈，您不是老说我和宁宁小时候乖吗？”

“乖个屁。”刘春梅撇了撇嘴，“你小时候也没少让我操心。有一回你把隔壁陈二家的烟囱给堵了，人家找上门来，你爹还护着你。”

我看着平安：“还有这事？我怎么不记得了。”

刘春梅瞪我：“你当然不记得。你那会儿在镇上干活，家里的事你管过几件？鸡飞狗跳的，全是我一个人折腾。”

我说：“你不是说，有你在，这家里塌不了吗？”

她哼了一声：“那是。没我，你们爷几个早饿死了。”

全家人都笑了。小孙女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也拍着手跟着笑。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热腾腾的，像这锅里的饺子一样，一个个涨鼓鼓的，装满了滋味。

晚上送走儿子一家，刘春梅坐在沙发上，忽然不说话了。我走过去，看见她正盯着一张老照片出神。那是我们结婚那年，村里一个来走亲戚的照相师傅给拍的。黑白照片，我和她并肩站着，背景是我们家的老院子。她穿着那件红布衫，我穿着蓝布褂子。两个人都板着脸，像两个刚下战场的战士。

“看什么呢？”我坐过去。

“看咱们年轻的时候。”她把照片递给我，“你看你那时候，傻乎乎的。”

我看着照片里的自己，又看看身边的她：“你那时候就好看。”

“现在不好看了？”她斜了我一眼。

“现在更好看。就是脾气没变。”

她抬手要打我，我连忙举手投降：“错了错了，脾气也好，越来越好了。”

她放下手，叹了口气：“赵向东，你说咱这一辈子，值不值？”

我看着她的侧脸。岁月把她脸上的棱角磨得柔和了一些，但那股子劲儿还在。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像四十多年前在黄土路上回头瞪我的那一眼。

“值。”我说，“太值了。”

她靠过来，把头枕在我肩上。我伸手揽住她。窗外月光很亮，照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那些石榴已经红了，挂在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

“赵向东。”她的声音很轻。

“嗯。”

“下辈子，你还敢娶我吗？”

我低头亲了一下她的头发。

“敢。不但敢，我还得早点去。省得你一个人在那儿硬撑着。”

她笑了。那笑声轻轻的，像月光落在水面上。

“好。下辈子，我等着你。”

夜深了。我搂着她，听她的呼吸渐渐平稳。她的手还攥着我的手指，攥得紧紧的，像要抓住什么无比珍贵的东西。

我知道，她抓住的，是我们这一辈子。

从那个新婚夜扬手要打我的母老虎，到如今依偎在我怀里的小老太太。从三间破土房，到如今窗明几净的小楼。从两个人，到一大家子。刘春梅用她的一辈子，告诉了我一个最朴素的道理：

最好的爱情，不是什么花前月下，不是什么甜言蜜语。是两个人，肩并着肩，把日子一天一天地熬过去。熬过了苦，熬过了穷，熬过了生老病死，最后还能牵着手，走在回家的路上。

刘春梅，母老虎。我的媳妇，我的命。

这一辈子，我认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