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生了远近闻名八朵金花，七姐却出轨二姐夫，二姐至死不愿见她

我妈生我们八个闺女的时候，接生婆换了三个。头一个姓赵的婆子，接了大姐二姐三姐，到四姐的时候，她累得手抖，说陈家这媳妇骨盆窄，生娃跟打仗一样。我爹又请了个姓孙的婆子，接生了四姐五姐和我。到七妹的时候，孙婆子也撑不住了，最后请来了周婆子。周婆子从产房里出来，冲我爹摆摆手说：“你家祖坟冒了青烟，尽是女娃，一个带把的都没有。”

我爹蹲在院子里抽旱烟，烟锅子磕在青石板上，当当响。他这辈子最听不得这话，偏生周婆子嘴碎，逢人就说老陈家得了八朵金花，一个赛一个水灵。说也奇怪，我爹虽然盼儿子，但对我们八个闺女，从没亏待过。家里再穷，过年时每人一身新衣裳，红头绳一人一截，他亲手给绑在辫子上，说：“我陈老栓的闺女，走出去不能让人看扁了。”

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陈家八姐妹，模样好，手脚勤快，谁家后生能娶回去，那是祖上积德。我爹常说：“我这八个闺女，顶得上八个儿子。谁敢说闺女不如儿，我跟他急。”话是这么说，可每到夜深人静，我还能听见他在院子里叹气。有一回我起夜，看见他蹲在枣树下，烟锅子的火光一明一灭。他自言自语：“老了以后，谁给老陈家续香火呢？”

第二天，我妈就骂他：“你叹什么气？八个闺女一人给你端一碗饭，你能吃八碗。儿子能给你端几碗？”我爹嘿嘿笑，说：“那倒是。我那八个女婿，往后就是八个儿子。”

我爹在我们姐妹中间最疼七妹。七妹出生那年，我爹在镇上卖了整整一冬的柴火，给她买了个银锁片，薄薄的，正面刻着“长命百岁”。七妹从小就戴在脖子上，稀罕得跟什么似的。我们姐妹几个谁也没这待遇，连大姐二姐都没有。我妈说：“你爹那是老来得女，稀罕。”其实我爹也疼我们，只是七妹最小，又生得格外惹人怜，圆脸杏眼，嘴角两颗梨涡，见人就笑，谁看了都心软。

七妹打小就野。三岁上树掏鸟窝，五岁下河摸泥鳅，七岁跟着村里男娃子爬墙头偷人家的枣。我爹不骂她，反而笑呵呵地说：“这丫头，随我。”我妈就叹气：“一个闺女家，成天疯跑，像什么样。”我爹说：“闺女咋了？闺女就不能野了？我看秋子这性子好，将来不受欺负。”

确实，七妹从没受过欺负。她嘴巴甜，人机灵，走到哪儿都招人喜欢。村里的老人都说：“陈七妹这丫头，将来准是个有出息的人。”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最招人喜欢的丫头，后来成了陈家最大的伤心事。

我爹走的那年，我十三岁，七妹才十岁。爹是突然走的，早晨起来还去村东头挑水，回来的时候栽倒在门槛上，没留下一句话。我妈抱着他，喊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哑了。我们姐妹八个跪了一地，白花花的一片。

丧事办完，我妈像被抽干了力气，在床上躺了三天。第四天一早，她起来，洗了脸，梳了头，把我们八个叫到跟前，说：“从今天起，这个家就靠咱们自己了。你爹走了，咱们得活，还得活出个样来，不能让别人看笑话。”

从那天起，我妈就跟个男人一样干活。生产队里挣工分，她专挑最重的活干。别人休息，她不休息，回到家还要给我们做饭、洗衣、补衣裳。她的手裂了又裂，冬天缠满胶布，夏天泡在冷水里，肿得像发面馒头。我们姐妹几个看了心疼，都争着帮她干活。

大姐二姐是家里的顶梁柱。大姐十六岁就开始在生产队上工，二姐十五岁跟村里人学编筐，编一个筐能换两分钱。三姐四姐在家里带孩子、喂鸡、做饭。我带着五姐七妹八妹满山遍野地割猪草、捡柴火。

日子苦，但家里干净。我妈有句口头禅：“穷可以，但不能脏。人穷志不能短。”我们姐妹几个的衣裳，打满了补丁，但洗得发白，叠得整整齐齐。头发每天梳得光溜溜的，辫子编得紧紧的。村里人都说，陈家的闺女，走到哪儿都体面。

二姐是我们姐妹里最俊的。她小时候还没长开，到了十五六岁，出落得跟画里走出来的人一样。皮肤白净，眼睛又大又亮，像是山泉水里泡过的黑葡萄。她性子温和，不争不抢，谁找她帮忙她都乐意。村里后生路过我家门口，总要找借口多停留一会儿，就为了多看她两眼。

二姐的婚事是我爹在世时就定下的。那时候我爹去镇上卖鸡蛋，认识了周家粮店的掌柜周世昌。周世昌有个儿子，叫周建国，读过初中，人长得周正，能说会道。两家一来二去就熟了，后来我爹和周世昌喝酒，喝到兴头上，就把二姐和周建国的亲事定了。

二姐十九岁那年嫁到了镇上。出嫁那天，她穿着大红棉袄，头上盖着红盖头，坐在毛驴背上，从村口一直哭到村外。我那时候小，不懂，还问她：“二姐，你哭啥？镇上多好，有柏油路，有电灯。”二姐掀开盖头看了我一眼，眼睛红红的，说：“种子，你不懂。姐是舍不得你们。”

二姐嫁到周家后，日子确实过得殷实。周家在镇上开粮店，生意不错，家里有粮，手里有钱。周建国人又活络，朋友多，镇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请他去张罗。二姐头胎生了个儿子，周家上下欢喜得不行，取名叫周阳。隔了两年又生了个儿子，叫周明。周家老太太逢人就夸：“还是我儿子有本事，娶了个好媳妇，连生两个大孙子。”

二姐回娘家的时候，总是大包小包。给每个妹妹都带东西，大姐一条丝巾，三姐一双胶鞋，四姐一盒雪花膏，五姐一支钢笔，我一条连衣裙，七妹一个头花，八妹一包糖。我妈也有，一块的确良布，让她做身新衣裳。我妈总说：“雨水，你别总花钱，攒着点，孩子将来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二姐就笑：“妈，给您你就拿着，我还年轻，能挣。”

二姐笑起来最好看，眼睛弯弯的，嘴角翘翘的，像是能把春天的暖意都聚在她脸上。可后来我仔细回想，二姐回娘家的时候，虽然笑着，但笑容里总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累。她话不多，不像周建国那样八面玲珑。有时候我们闹腾，她就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眼睛里全是羡慕。

我那时候小，不懂。后来想起来，二姐在周家的日子，可能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光鲜。

七妹十六岁那年，二姐生了第二个孩子周明。出了月子，二姐忙不过来，跟周建国商量了一下，就把七妹叫到镇上去帮忙。说是帮忙看孩子，给七妹开点工钱。

七妹高兴坏了。她早就想离开村里，到镇上去看看。她跟我说：“六姐，等我去了镇上，挣了钱，给你买双新凉鞋。”我说：“你挣那点钱，自己攒着吧。”她冲我做了个鬼脸，一溜烟跑了。

七妹去了镇上，住在周家。周家房子大，前头是粮店，后头是住家。七妹住在一间小厢房里，每天早上起来帮忙做饭，白天带周明，晚上洗衣服。周家老太太对她不错，说她手脚麻利，比镇上那些懒姑娘强多了。

二姐也很照顾七妹，给她买新衣裳，买雪花膏，让她也打扮打扮。七妹长得好，稍微打扮一下，走到街上，回头率不低。镇上的年轻后生开始注意到这个来帮工的小姨子，有人托人打听，有人直接往周家粮店跑，就为了多看她一眼。

七妹那时候才十六七岁，情窦初开，对这些事又好奇又害羞。二姐就跟她聊，问她喜欢什么样的。七妹红着脸说：“我喜欢有本事的。像二姐夫那样的。”

二姐当时没说话。后来七妹跟我说起这事，说她当时也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周建国人能干，能说会道，在镇上吃得开。她从小在村里长大，没见过什么世面，觉得周建国这样的就是顶有本事的了。

七妹在周家帮了两年工，从十六岁长到十八岁，出落得越发水灵。她不像二姐那样温婉，她身上有一股子野气，眼睛亮亮的，说话脆脆的，笑起来嘴角两颗梨涡，像是能把人的心搅乱。镇上的人开始说：“陈七妹比她姐还俊。”

周建国待七妹也好。七妹说想吃肉了，他就让厨房多做点。七妹说要去赶集，他就多给点零花钱。七妹说想家，他就套了驴车送她回来，第二天再接回去。我那时候还觉得，这个二姐夫真不错，对七妹像亲妹妹一样。

现在想想，所有的事情都有预兆，只是我们当时太傻，太信任，太把人心想得简单了。

七妹十八岁那年，二姐开始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周建国经常晚归，说是应酬，说是朋友找。二姐从不怀疑，周建国在镇上人缘好，应酬多，这她知道。可有一回，周建国说去邻镇谈生意，走了三天。三天后回来，二姐给他洗衣服，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电影票，是跟前一天他在镇上跟周阳一起看的那场连号。

二姐问了一句。周建国笑着说：“那是朋友给的，我忘了。”二姐没再追问，但心里埋下了一根刺。

后来二姐跟我说，她不是没察觉，只是不敢往深处想。她有孩子，有家，不能因为一张电影票就闹得天翻地覆。她选择相信，选择忍耐，选择把所有的疑虑都咽进肚子里。

可那根刺越扎越深。周建国对二姐越来越冷淡，回家越来越晚，说话越来越少。二姐是那种苦往肚子里咽的人，她谁也没说，自己一个人扛着。有一段时间，她整夜整夜睡不着，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直到有一天，二姐的邻居，一个姓方的婆娘，拉着二姐到一边，吞吞吐吐地说：“雨水，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二姐说：“方婶，你说。”方婆娘说：“前些天，我看见你家男人和你妹妹……在小树林那边……”

二姐当时就懵了。她说：“方婶，你一定是看错了。”方婆娘说：“我也希望看错了。可那天我认认真真看了，是你家七妹没错。两人抱在一起，亲亲热热的。”

二姐回了家，没有声张。她照常做饭、洗衣、带孩子。只是那天晚上，她把七妹叫到房里，关上门，问她：“秋子，你跟姐说实话，你跟建国是怎么回事？”

七妹脸色变了。她毕竟年轻，藏不住事，一下子慌了神。二姐看着她的反应，心里全明白了。她身子晃了晃，扶住墙才没倒下去。七妹去扶她，被二姐甩开。二姐说：“秋子，姐对你怎么样？”

七妹哭了，说：“二姐，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就……”

二姐说：“他是你姐夫。你亲姐夫。你两个侄子的爹。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七妹不说话，只是哭。二姐也哭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她说：“秋子，你还小，你不懂事。可这是断送你自己的路啊。你让姐怎么办？让阳阳明阳怎么办？”

七妹说：“二姐，我走。我离开镇上，再也不见他了。”

二姐说：“你走？你走了，他就干净了？你们做的事情，就没人知道了？”

七妹无言以对。

那天晚上，姐妹俩在房里哭了很久。第二天一早，二姐收拾了几件衣裳，带着周阳周明回了娘家。她没有跟周建国闹，只是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带孩子们回娘家住几天。”

回到娘家，二姐没跟任何人说原因。我妈只当她是跟周建国吵了嘴，回来住几天散散心。可住了三天，二姐还是没说要回去。我妈觉得不对劲，把二姐拉到一边问：“雨水，出什么事了？”

二姐“哇”地一声哭出来，跪在我妈面前，喊了一声“妈”，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太阳，白晃晃的，照得人睁不开眼。二姐跪在堂屋里，两个孩子一左一右拽着她衣襟，周明才三岁，吓得直哭。我妈站在那里，身子抖得像风中的叶子，半晌才问了一句：“真的？”

二姐哭得喘不上气，只说：“妈，我没法活了。”

七妹那时候不在家。她还在镇上，我们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妈让大姐把二姐扶到里屋，给她煮了两个荷包蛋，二姐一口没吃。到了晚上，七妹回来了。她推开门，看见我们都在堂屋里坐着，没人说话，她还笑：“今天怎么这么齐整？”

我妈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抬手就是一耳光。

“你给我跪下。”

七妹捂着脸，一愣，随即看见里屋的门帘掀开，二姐的脸露出来，她全明白了。她没跪，反而挺直了背，说：“我和建国是真心的。”

二姐在里屋“嗷”一嗓子哭出来，像母兽受了重伤。我妈浑身发抖，手扶着八仙桌，指节发白：“你再说一遍？”

七妹说：“二姐和建国早就没感情了，他们在一起不幸福。建国有理想有抱负，二姐不懂他。我懂他。”

我妈没等她把话说完，抄起墙角的笤帚就朝她身上打。七妹不躲，直直站着，笤帚把子打在背上，闷闷地响。大姐和四姐上去拉，我妈谁都不听，一边打一边骂：“我陈桂兰造了什么孽，生出你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二姐哪里对不起你？你小时候发烧，你二姐背着你走了十里路去镇上打针！你上学的学费，是你二姐编筐卖钱攒的！你良心让狗吃了！”

七妹咬着嘴唇，不哭，也不求饶。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七妹的脸。她的嘴角有血，不知道是咬破的还是被打的。她的眼睛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又倔强又绝望。那一刻，我觉得七妹既熟悉又陌生。她好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爱笑爱闹的小妹了，而是一个被什么鬼迷了心窍的人。

二姐从里屋冲出来，一把夺过我妈手里的笤帚，扔在地上。她看着七妹，眼睛红肿，但目光冷得吓人。她说：“从今天起，我没你这个妹妹。陈家没你这个女儿。”

七妹看着我二姐，眼泪终于掉下来：“二姐……”

二姐转过身，给我妈磕了个头，说：“妈，这个家，有她没我，有我没她。”

那天晚上，七妹走了。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只拿了自己的几件衣裳，用一块蓝布包着。我追出去，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拽住她。

“七妹，你去哪儿？”

她回头看我，月光底下，脸上泪痕未干，但眼神倔强：“六姐，我不信。我不信我爱一个人有什么错。”

我说：“可那是二姐夫啊。”

她摇摇头：“他会离婚的。他答应过我。他说二姐不幸福，我也不幸福，我们在一起才是对的。六姐，你没爱过一个人，你不懂。”

我说：“我是不懂。但我知道，不管你爱谁，不能这样伤害二姐。她是我们的亲姐姐。”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二姐会有更好的日子。她那么要强，离了周建国，她也能活。可我没有周建国，就活不下去。”

我拽着她胳膊的手慢慢松开。那一刻我知道，我拽不住她。她心里的火，烧得正旺，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七妹走了。月光下的老槐树轻轻摇晃，树叶簌簌作响。我站在原地很久，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村外的土路上。她的脚步很快，没有回头。风里有一丝凉意，吹得我打了个哆嗦。

回到家，二姐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她没哭，也没说话，就那么坐着，眼睛直直地望着院子里那棵枣树。月亮照在她脸上，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二姐没看我，只说：“种子，姐是不是很傻？”

我摇头：“二姐，你不傻。你是最好的姐。”

二姐扯了扯嘴角，没笑出来。她说：“我嫁到周家那么多年，给他生了两个孩子。我哪点对不起他？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偏偏是秋子？”

我答不上来。这个问题，至今我也答不上来。人心这个东西，有时候比山里的路还难走。你以为看清楚了，一转弯，全变了。

七妹走后的第三个月，周建国真的离了婚。据说周家老太太一开始不同意，说周家丢不起这个人。周建国就搬出去住，说离就离，不离他就不回来。周家老太太拗不过儿子，最终松了口。

离婚那天，二姐是带着两个孩子去的。她没哭，也没闹。在镇上民政所门口，周建国跟她说了句：“雨水，对不住。”二姐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周建国，你对不住的不是我。是那两个孩子。”

离了婚，二姐带着周阳周明回了娘家。周家给了点钱，二姐一分没要，说：“我陈雨水就是讨饭，也不吃周家一粒米。”

我妈把东厢房腾出来给二姐住。东厢房原来堆杂物，阴暗潮湿。我们姐妹几个花了两天时间，打扫干净，刷了白墙，开了窗户，又用旧木板拼了一张床。二姐带着两个孩子住进去，虽然窄，但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二姐从前在周家没下过地，回来后什么都干。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晚上编草帽辫子卖钱。她的手从白嫩变得粗糙，指甲里全是泥，手背上裂开一道一道的口子。冬天的时候，口子里渗出血来，她也不吭声，用胶布一缠，继续干活。

我们几个姐妹轮流帮她带孩子。大姐家离得近，三天两头过来。我在家的时候多，就常带着周阳周明玩。念念还没出生，两个孩子就是我的心肝。周阳那时候七岁，周明四岁。周阳懂事早，知道家里出了事，从不提他爹。周明还小，有时候半夜哭着要爸爸，二姐就把他抱在怀里，轻轻拍着，不说话。

有一回，周明哭着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我们不在自己家住了？”二姐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我赶紧把周明抱出去，带他去村口看牛车。周明坐在我腿上，小脸红扑扑的，还挂着泪。他说：“六姨，是不是我不乖，爸爸不要我了？”我鼻子一酸，把他搂紧：“明明最乖了。爸爸怎么会不要你。他……他忙。”

周明眨着大眼睛，似懂非懂。我抬头看天，太阳很刺眼，照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二姐像变了个人，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笑。她把自己熬得跟男人一样，肩膀晒得黑黢黢的，手上全是老茧。我妈心疼，劝她再找个人家，二姐只摇头，说：“妈，我这辈子，就守着阳阳和明明过了。我不想别的。”

后来有媒人上门给二姐说亲，说的是邻村一个鳏夫，四十来岁，有两个孩子，人老实巴交，不嫌弃二姐带两个娃。我妈有些动心，去问二姐。二姐说：“妈，你别操心了。我不嫁。我现在这样挺好。”

我妈说：“好什么好？你才三十出头，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两个孩子还小，你一个人怎么扛？”

二姐说：“扛不动也得扛。妈，您一个人把八个闺女拉扯大，不也扛过来了吗？我扛两个，还能不如您？”

我妈叹了口气，不再劝了。她知道二姐的脾气，表面温和，骨子里比谁都硬。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七妹和周建国结了婚。他们结婚那天，我们陈家没有一个人去。大姐偷偷去看了，回来说，七妹穿着红衣裳，笑得很开心。周建国在镇上摆了酒席，请了不少朋友，场面很热闹。我妈在堂屋里坐了一整天，没吃饭。

我那天也没吃饭。我坐在院子里，看着老枣树发呆。枣子快熟了，青里透着红。我摘了一颗，放进嘴里，又酸又涩。我想起小时候，七妹最爱吃枣。每年打枣的时候，她爬得最高，摘了最大的枣，总是先塞给我。她说：“六姐，给你吃。这个最甜。”

现在，那个给我摘枣的小姑娘，在另一个院子里笑着，离我们越来越远。

七妹结婚后，我们姐妹几个谁也不跟她来往。有一回，四姐去镇上赶集，在街上碰见七妹。七妹喊她：“四姐！”四姐像没听见一样，低头走了。七妹追了几步，后来还是停下了。四姐回来跟我们说，七妹瘦了，脸色不好。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谁也没接话。

只有我知道，四姐说完那句话后，我妈进了里屋，好半天才出来。她的眼睛红红的。

第二年，我嫁给了李满囤。我妈终究还是拗不过我，她说：“种子，你跟着满囤要吃苦的。”我说：“妈，我不怕吃苦，就怕像二姐那样，心里苦。”

满囤是我的小学同学，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坐我后排。他话不多，人老实，但心里有数。小时候一起割猪草，他总把甜草根留给我。有一回我崴了脚，他背着我从山上走回家，一路上哼哧哼哧喘着粗气，却不让我下来。到我家门口，他把我放下，一句话没说就跑了。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后生有点意思。

后来长大了，他家托人来提亲。我妈犹豫，说李满囤家兄弟多，土坯房三间，他排老三，分家都分不到一间像样的屋。我跟满囤说：“没房子，我们盖。没地，我们开。只要人好，比什么都强。”

满囤听了，眼睛亮晶晶的，说：“种子，你等着。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们结婚时，满囤家给了三间土坯房中的一间。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就满满当当了。墙上我糊了报纸，贴了几张年画，窗户上贴了大红喜字。二姐来帮我布置，忙前忙后。她手巧，剪了一对鸳鸯贴在窗上，活灵活现。

结婚那天，二姐给我梳头。她手很粗，但动作轻。镜子里，她的眼睛还是那么好看，只是眼角有了细纹。她说：“种子，嫁过去好好过日子。满囤是个实在人，比那些花言巧语的强一百倍。”

我知道她说的是周建国。我说：“二姐，你也别太苦了。”

她笑了笑，没说话。那笑容让我鼻子发酸。

婚后我和满囤在村里种地，日子不算宽裕，但踏实。满囤对我好，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紧着我。他下地干活，从来不要我去。我偏要去，他就让我在地头歇着。我说：“我是嫁给你过日子，不是来当祖宗的。”他就嘿嘿笑，让我干点轻活。

我生了念念那年，满囤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抱着孩子，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说：“闺女好，闺女是娘的小棉袄。”念念长得像他，圆脸，小眼睛，一笑两个酒窝，特别招人喜欢。

二姐常来我家帮我看孩子。念念跟二姐亲，看见二姐就扑过去，喊“二姨”。二姐抱着她，脸上难得有笑容。周阳周明也常来，俩小子调皮，但知道疼妹妹，兜里有块糖都留给念念。

有一回，念念问二姐：“二姨，你为什么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二姐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二姨有阳阳和明明，还有念念，够啦。”念念不满意：“那不一样。我要二姨生的。”二姐没说话，只是把念念搂得更紧了些。我在旁边听见，心里一阵酸楚。二姐还年轻，却已经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静得像村前那条河。我们谁都不提七妹，也不提周建国，好像这两个人从没在我们的生活里出现过。可我知道，二姐心里没有一天放下过。

她有时候会突然发呆，坐在院子里，眼睛望着村口的方向。周阳说，妈妈一个人在房里的时候，会拿出一个旧盒子，里面放着一些照片。有一张是我们八姐妹的合影，那时候七妹才八岁，笑得跟花一样。二姐盯着那张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

有一回我去镇上赶集，在街上碰见七妹。她胖了些，穿着件枣红色的褂子，肚子微微隆起。她也看见了我，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朝我走过来。

“六姐。”她喊我。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应。她走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六姐，你过得好不好？”

我说：“好。”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说：“我有了。五个月了。”

我说：“恭喜。”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六姐，你帮我跟二姐说说，我想见她。孩子生下来，我想让她看看。”

我看着她，心里翻江倒海。她脸上的梨涡还在，只是眼神不再像从前那样亮。我说：“七妹，你觉得二姐会想见你吗？”

她手一僵，松开了我。

我转身走了。走出去很远，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街上，人群从她身边流过，她像块石头一样杵在那里。

那年秋天，七妹生了个儿子。周建国来村里报喜，站在我家门口，我没让他进门。他老了，两鬓有了白头发，背也不像从前那样直。他说：“六妹，你就这么恨我？”

我说：“我不恨你。我只是心疼我二姐。”

他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七妹生孩子后，托人给二姐送过几回东西，有小孩的衣服，有红糖，有鸡蛋。二姐一样没留，全让人退了回去。周阳周明渐渐大了，懂事了，知道母亲心里的结，从不在她面前提七姨。

可我无意间发现，周阳偷偷去过镇上，看过七妹。那天周阳从镇上回来，背着一个旧书包，书包里塞满了练习本和铅笔，都是新的。我问他哪来的，他低着头不说话。后来才承认，是七姨给的。他说：“六姨，七姨对我很好。她那天在街上看见我，拉着我就哭。她说她对不住我们。”

我问：“你告诉二姐了吗？”

周阳摇摇头：“我不敢。我妈会伤心的。”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做得对。好好念书，别让你妈操心。”

周阳点点头，转身跑了。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心里百感交集。这孩子，承受了太多本不该他承受的东西。

念念五岁那年，二姐查出了病。

一开始她瞒着，谁也不说。后来疼得受不了，被周阳硬拉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肝癌，晚期。医生摇摇头，说回家吧，想吃啥给做点啥。

我们姐妹几个抱头痛哭。二姐躺在床上，瘦得脱了相，一双眼睛大得吓人。她还安慰我们：“哭啥，人早晚有这一天。我就是放不下阳阳和明明。”

阳阳那年在镇上读初中，明明读小学。二姐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拉着他们的手说：“妈走了以后，你们要听姥姥的话，听几个姨的话。好好念书，别学坏。”

阳阳哭得不行，明明还小，不太懂，只是看着妈妈哭，也跟着哭。

我妈坐在二姐床边，一夜一夜不睡。她头发全白了，像顶着一头雪。她抓着二姐的手，说：“雨水，你放心，孩子有妈呢，有妈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他们。”

二姐说：“妈，这辈子让您操心了。”

我妈说：“傻孩子，说什么呢。”

那几天，我天天往娘家跑。满囤把家里的事全揽了，让我安心去照顾二姐。有一天，我从二姐屋里出来，在院子里碰见大姐。大姐拉着我到一边，小声说：“种子，你说……要不要告诉七妹？”

我一愣。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但二姐说过，有她没七妹。现在二姐都这样了，让七妹来，二姐会不会更难受？

大姐说：“可二姐这一走……七妹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她这辈子……”

我摇摇头：“大姐，二姐的脾气你知道。她要是看见七妹，气都气死了，还怎么走得安生？”

大姐叹了口气，没说话。

可二姐自己提了。

那是她走前的第三天。她精神好了一些，让我扶她靠着枕头坐起来。她看着窗外，院子里那棵枣树正开花，细碎的小花落了满地。她说：“种子，我想吃镇上的枣泥糕。”

我说：“我去买。”

她摇摇头，说：“让秋子送来吧。”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二姐从没主动提过七妹，更别说叫七妹的小名。我看着她，她转过脸来，瘦得颧骨高耸，但那双眼睛里有种我从没见过的平静。

“种子，你去找她。就说我想见她。”

我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我知道，二姐熬不住了，她心里那道墙，撑了这么多年，终于要塌了。

我去了镇上，找到七妹家。这是一间临街的铺面，周建国开了个杂货铺。七妹抱着儿子坐在门口，看见我，愣住了。

“六姐。”她站起来，声音发抖。

我说：“二姐想见你。”

她手里的拨浪鼓掉在地上，响声清脆。她嘴唇哆嗦着，眼泪成串地往下掉：“二姐……二姐肯见我了？”

我说：“跟我走吧。她要吃枣泥糕，你顺路买点。”

七妹把孩子塞给旁边的周建国，慌慌张张去换衣裳。她换了三套，问我哪套好看。我说：“二姐现在没力气看衣裳。你随便穿吧。”她眼泪又掉下来，最后穿了件素净的月白色褂子，跟着我出了门。

周建国站在门口，眼睛也红了。他张了张嘴，最终只说了句：“路上小心。”

我带着七妹往村里走。路上，七妹问了我很多，二姐瘦了多少，疼不疼，吃什么药。我一一回答，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到了村口，她忽然停住脚，说：“六姐，我有点怕。”

我说：“怕啥。二姐想见你，就不怕了。”

她深吸一口气，跟我进了门。

堂屋里，姐妹们都在。看见七妹进来，大家都站起来，没人说话。七妹走到里屋门口，掀开门帘。二姐靠在床头，看见她，轻轻说了句：“来了。”

七妹扑过去，跪在床前，喊了一声：“二姐！”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二姐伸出手，轻轻抚了抚七妹的头发。七妹瘦了，头发也乱了。二姐说：“枣泥糕呢？”

七妹慌忙从怀里掏出油纸包，打开，递到二姐面前。二姐拿了一块，小小地咬了一口，说：“还是这个味道。”

七妹哭得浑身发抖，脸埋在二姐的被子上。二姐叹了口气，说：“别哭了，坐下。让姐看看你。”

七妹抬起头，满脸是泪。二姐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说：“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七妹拼命点头，又拼命摇头，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二姐说：“他对你好吗？”

七妹说：“好。可我心里……一天都没好受过。二姐，我错了。我当年太不懂事，我该死。”

二姐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睁开，说：“都过去了。姐不怪你了。”

七妹哭得更凶了。二姐说：“秋子，你听姐说。姐的日子不多了。以前的事，姐不想再记着了。你把你的日子过好，把你的孩子带大。姐走了以后，阳阳和明明……你帮我多照看。”

七妹连连点头，抱着二姐的手不放。二姐说：“去吧，去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七妹站起来，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二姐看着她的背影，等门帘落下来，她才转过脸来看着我。她笑了笑，说：“种子，姐是不是很傻？”

我握着她的手，说：“二姐，你傻不傻，都是我们的二姐。”

二姐走的那个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妈坐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我们姐妹几个都守在外屋，谁也不敢睡。后来我妈喊了一声：“雨水！”我们冲进去，二姐已经没有了呼吸。她闭着眼睛，脸上很安详，嘴角似乎还带着一点笑。

我妈没有哭。她抬手，把二姐额前一缕头发拨到耳后，轻声说：“走了好，走了就不疼了。”

我们姐妹几个哭成一团。七妹从镇上赶来的时候，二姐已经入了殓。她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然后守了三天三夜，一粒米没进。

出殡那天，七妹走在最后面。村里人都看着，谁也没说什么。走到半路，七妹忽然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我们姐妹几个又跟着掉眼泪。

二姐就葬在村后的山坡上，旁边是我爹的坟。墓碑上刻着“陈雨水之墓”。那天下了点小雨，路很滑。埋完二姐，大家往回走。七妹走在最后，头发上全是泥水。

我妈突然停住脚步，转身向七妹伸出手：“秋子，过来。”

七妹愣住了。我妈说：“你二姐原谅你了。这个家，也该让你回来了。”

七妹“扑通”跪下，在泥地里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被我妈拉起来，搂在怀里。我妈拍着她的背，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们姐妹几个站在雨中，谁也没打伞。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分不清。

二姐走后第二年，我妈也走了。她走得很平静，睡了一觉就没再醒来。我们把她和爹葬在一起。八个闺女跪了一地，白花花一片。

七妹哭得最凶。她说：“妈这辈子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为我们操碎了心。”

丧事办完后，我们姐妹几个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七妹做了满满一桌子菜，都是妈生前爱吃的。饭桌上，谁也没说话，只听见碗筷轻轻碰撞的声音。

后来，七妹把二姐的两个儿子接到了镇上，供他们上学。周阳考上大学那年，七妹给二姐上了坟，在坟前坐了一下午。回来说：“二姐，阳阳出息了。你放心。”

再后来，周建国生了场病，走了。七妹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孩子。她的杂货铺越开越大，成了个小超市。周阳大学毕业后回来，帮七妹一起经营。明明也争气，考上了师范，当了个老师。

每年二姐的忌日，我们姐妹几个都回村里。在二姐坟前坐一坐，说说话。七妹总是第一个到，把坟头的草拔得干干净净，摆上二姐爱吃的枣泥糕。

她总说：“六姐，你说二姐真的原谅我了吗？”

我说：“二姐亲口说的，你忘了？”

她笑笑，说：“我总觉得，我欠二姐的，这辈子都还不完。”

我说：“那就下辈子接着还。下辈子，让二姐当妹妹，你当姐姐，你来疼她。”

七妹眼睛里亮晶晶的，说：“那她当妹妹，我也当姐姐。我把她宠上天。”

我们姐妹几个都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又掉下来。

去年春天，念念出嫁。她嫁到了镇上，对象是个老师，人很本分。婚礼上，我们姐妹八个聚得最齐的一次。我数了数，七朵金花都在，就缺二姐。

七妹那天喝了不少酒，她拉着我走到院子里。月亮很圆，照得她脸上的皱纹清清楚楚。她说：“六姐，我想二姐了。”

我说：“我也是。”

她抬头看着月亮，说：“你说，二姐在那边，跟咱爹咱妈团聚了，还缺不缺什么？”

我说：“缺个枣泥糕吧。明天你带点去坟上。”

七妹笑了，笑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嘴角两颗梨涡深深的。只是那梨涡里，盛的不再是蜜，是岁月沉淀下来的苦和甜。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月光也是这么亮。她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说“没有周建国，我就活不下去”。

如今，周建国也不在了。可她还活着，活得很好。

人这一辈子，谁没走过弯路？谁没犯过错？重要的是，那条弯路的尽头，还有没有人在等。

我们姐妹几个，一直站在原地等。等七妹回来，等二姐原谅，等时间把所有的伤疤都磨平。

现在，我们还在等。等有一天，在另一个世界，八朵金花，重新聚齐。

我妈总说，她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生了我们八个。八个闺女，像八朵金花，开在陈家的小院里，开了一年又一年。

如今，金花谢了又开，开了又谢。小院里，只剩下一棵老枣树，年年结满了枣子。风吹过来，枣花簌簌地落，像极了二姐走时，那个春天的早晨。

我们都在老去。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老。比如二姐的眼睛，比如七妹的梨涡，比如我妈站在院子里喊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

那些声音，穿过几十年的时光，还在耳边回响。

“大寒子，雨子，蛰子，春子，明子，种子，秋子，霜子，回家吃饭了！”

我们抬起头，朝着家的方向，应了一声。

“哎，来了。”

可是，故事真的到这里就结束了吗？不，远远没有。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细节，那些在暗处生长了几十年的情绪，那些你以为已经遗忘却会在某个瞬间突然袭来的记忆，它们还在继续。它们像河底的暗流，表面上平静无波，底下却汹涌澎湃。

二姐去世后的头几年，我时常在梦里见到她。梦里的二姐还是年轻时的模样，穿着那件白底碎花的褂子，站在老枣树下，冲我笑。她说：“种子，姐不疼了。”我跑过去想抱她，她却突然消失。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

满囤知道我难过，从不说破。他只是默默地把念念抱到我身边，说：“闺女喊你呢。”念念的小手拍着我的脸，奶声奶气地喊：“妈妈不哭。”我把她搂在怀里，亲了又亲。我知道，生活还要继续，二姐走了，但我还有念念，还有满囤，还有这个家。

可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当年七妹没有做那件事，如果二姐没有回娘家，如果周建国没有离婚，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二姐是不是就不会那么早就走了？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心底，时不时就会冒出来。我知道这样想没有意义，可人就是这样，越是不能想的，越要想。

七妹后来的日子，外人看着风光，其实也难。周建国离了婚后，在镇上名声臭了一阵子。毕竟这种事情，放在哪儿都是丑闻。但周建国是个能人，能说会道，会来事，没多久又把生意做起来了。七妹跟着他，日子不愁吃穿，可心里的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跟周建国结婚后，周家老太太一直不待见她。老太太认准了，是七妹勾引了她儿子，拆散了周建国的家。七妹生了儿子后，老太太来看孙子，带了一篮子鸡蛋，进门就拉长着脸。七妹喊了一声“妈”，老太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别这么叫，我可当不起。”

七妹说，她当时抱着孩子站在那里，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可她还是忍了。她知道，这是她自己选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

周建国对七妹，其实说不上好。他这个人，自私。他当年跟七妹好，贪的是七妹年轻、漂亮、有活力。可新鲜劲儿过了，他就原形毕露了。应酬多，回家晚，有时候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吐得满地都是，七妹挺着大肚子收拾。再后来，他生意上不顺心，回家就发脾气。七妹说，他倒是没动过手，但说出来的话，句句像刀子。

有一回，周建国喝多了，红着眼说：“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

他没说完，但七妹知道他想说什么。她装作没听见，转身去给他倒茶。等进了厨房，眼泪才哗哗地流下来。她不敢哭出声，怕孩子听见，怕周建国听见。她只能捂着嘴，蹲在灶台后面，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

七妹说，那些年，她最怕的不是吃苦，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的全是过去的事。想小时候跟二姐一起赶集，二姐给她买糖葫芦。想二姐出嫁那天，她拉着二姐的衣角哭。想二姐回娘家时，给她带的那朵红头花。想二姐打了她一耳光后的那个眼神，又痛又冷。想着想着，她就觉得自己真是个混蛋，活该受这些罪。

可第二天起来，她还是要笑。对周建国笑，对孩子笑，对街坊邻居笑。她不能让人看出来她过得不好，她怕人家说：“看吧，陈七妹，抢了姐姐的男人，现在遭报应了吧。”她不能让任何人看笑话，尤其是不能让二姐知道她过得不好。

二姐去世前，七妹跪在床前说的那些话，不是客套。她是真心的。她真的后悔了，后悔了整整十几年。可后悔有什么用呢？二姐走了，带着对她的原谅走了。可七妹说，二姐原谅她了，她却原谅不了自己。

她说：“六姐，你知道最难受的是什么吗？不是二姐骂我，不是妈打我，不是村里人指指点点。是二姐后来不恨我了，不怪我，还让我帮她照看孩子。她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对不起她。她到死都没埋怨过我一句，可我这辈子都还不清这笔债了。”

我听了，心里难受得不行。我说：“七妹，二姐原谅你，就是希望你别再背着这个包袱了。你把自己熬垮了，二姐在天上看着，也不安心。”

七妹笑了笑，笑得跟哭一样：“我知道。可我做不到。六姐，你信不信，有时候我做梦，梦见二姐还活着，还像从前一样对我笑。我醒来就哭。我宁愿她恨我，也不愿意她就这样走了。”

七妹和我的这番对话，发生在二姐去世后的第三年。那年，七妹的杂货铺已经小有规模，她雇了两个伙计，日子过得不错。可每次回村里，她都抢着下地干活，抢着做饭，抢着给我们姐妹几个的孩子买这买那。她说：“我在镇上这些年，没给家里做什么。现在条件好点了，能补一点是一点。”

五姐有回说：“秋子，你别这样。姐妹之间，不说这些。”七妹就不说话了，低头帮五姐择菜。可下一次回来，她还是大包小包地往各家送东西。我们拦不住，也就由着她了。我们知道，她不这样，心里更不好受。

七妹对周阳周明，那是掏心掏肺地好。周阳上初中那年，七妹就把他接到镇上，住在自己家里。周建国一开始不乐意，说家里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再来两个，怎么住得下？七妹难得硬气了一回：“周建国，当年的事，你欠二姐的。现在二姐不在了，咱们得替她还。这两个孩子，你不养，我养。”

周建国被噎得说不出话，后来也没再反对。七妹把家里最大的房间腾出来，给周阳周明住。周明还小，刚离开二姐，天天晚上哭。七妹就坐在床边，给他讲故事，拍着他睡。有时候周明半夜惊醒，喊“妈妈”，七妹就把他抱在怀里，哼着二姐从前哼过的歌谣。

周明后来跟我说：“六姨，七姨对我们真好。可我知道，她不是妈妈。妈妈回不来了。”我搂着这个已经长成半大少年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是啊，七妹再好，也替代不了二姐。可这世上，哪有什么替代呢？有的只是活下来的人，为了死去的人，好好地活下去。

周建国五十三岁那年查出肺癌。他抽了半辈子烟，终于抽出了毛病。七妹带着他到处看，县城、省城，花了不少钱。周建国躺在床上，瘦成了一把骨头。他拉着七妹的手说：“秋子，我当年对不住你，也对不住你二姐。我这一辈子，就做了那一件错事，可这一件错事，把两个女人都害了。”

七妹说：“别说了，好好养病。”

周建国说：“让我说吧。再不说，没机会了。你二姐那个人，心善。我到死都记得，离婚那天，她看我的眼神。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怨天尤人，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像看一个无关的人。那眼神，比打我还难受。”

七妹哭了。她握着周建国的手，说：“建国，我也做过错事。咱们俩，都欠二姐的。这辈子还不完，下辈子接着还。”

周建国笑了笑，笑得很苦。几天后，他走了。七妹平静地给他办了后事。丧事办完，她到我家里来，坐在院子里，一句话不说。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没喝，只是看着天，发了半天的呆。

后来她说：“六姐，你说，我这一辈子，到底活了个啥？二十来岁的时候，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不怕。现在回过头看，那时候真是蠢啊。为了一份不该有的感情，把最亲的人伤得体无完肤。后来想补救，可人已经不在了。”

我说：“七妹，别这么想。二姐原谅你了，妈也原谅你了。我们姐妹也原谅你了。过去的就过去吧。”

七妹说：“我知道。可我就是过不去。六姐，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后悔药？”

我说：“没有。但我们可以把剩下日子过好。把阳阳明阳照顾好，把孩子们拉扯大。二姐在天上看着，才会安心。”

七妹终于哭了出来。她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我拍着她的背，想起很多年前，她也是这样抱着我哭。那时候，她刚被我妈打了一顿，不是因为犯错，是因为在山上割草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我背她回家，她抱着我哭。妈看见她的伤，心疼得不行，一边给她擦药，一边骂：“你个小丫头片子，怎么不知道小心点？”

那时候，我们家虽然穷，但一家人整整齐齐的。爹还在，二姐没出嫁，七妹还是个不懂事的小丫头。如果时光能停在那里该多好。

可惜，时光不会停。它只会往前，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

念念十九岁那年，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满囤高兴得在院子里放了整整一挂鞭炮，说：“老李家出大学生了！”念念说：“爸，这只是师范。”满囤说：“师范咋了？师范也是大学。你以后就是老师了，吃公家饭，光荣！”

念念走的那天，七妹来送她，塞给她一个厚厚的信封。念念不肯要，七妹说：“拿着。七姨没闺女，你就是七姨的闺女。出门在外，别委屈自己。”

念念抱着七姨哭了半天。火车开的时候，七妹站在月台上，一直挥手，直到火车看不见了才放下。我站在她旁边，看着她的侧脸。她的鬓角也有了白头发，脸上的皱纹比我还多。岁月没有放过任何人，包括那个曾经最明媚的姑娘。

念念上大学后，家里空了很多。满囤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喂鸡、收拾屋子。日子过得简单，也平静。我们姐妹几个常聚，今天去大姐家坐坐，明天到四姐家吃饭。五姐在县城的房子大，我们偶尔也去她家住两天。三姐随军，回来的次数少，但每次回来，都要把姐妹几个叫齐了聚一聚。

七妹的超市越开越大，后来又在县城开了两家分店。她忙，但每年清明，她一定要回来，去爹妈和二姐的坟上，烧纸，磕头，摆供品。每次回来，她都会在老屋里坐一坐，有时候发呆，有时候擦灰，有时候把院子里的落叶扫一扫。老屋已经没人住了，但我们姐妹几个轮流打理，不让它荒废。堂屋里还挂着爹妈的遗像，二姐的照片也摆在一旁。七妹每次都要在二姐照片前站很久，嘴里不知道在说什么。

有一回，我悄悄站在门外听。七妹说的是：“二姐，我回来了。阳阳现在会做生意了，明明带的班考了全镇第一。你听见了吗？你在那边，好好的。妈和爹有你在旁边，我也放心。等我将来去了，再给你们磕头。”

我在门外，眼泪止不住地流。

前几天，念念从学校打电话回来，说交了个男朋友，人不错，想带回来给我们看看。满囤一听，紧张得不得了，连番追问人家是哪里人、多大了、父母是干什么的。念念在电话里笑得不行，说：“爸，您查户口呢！”满囤说：“你懂啥！这是你终身大事，我能不紧张吗！”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当年，他第一次来我家提亲时的样子。穿着半旧的军绿褂子，站在堂屋里，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我妈问一句，他答一句，声音小得跟蚊子一样。如今，这个话不多的男人，也成了一个紧张女儿的老父亲。

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能改变一切，也能证明一切。它把那个曾经背着崴了脚的我回家的少年，变成了我相依为命了半辈子的丈夫。它把那个梳着两个小辫儿的七妹，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它把二姐，从我们的身边带走了。

可时间也留下了很多东西。比如爱。比如原谅。比如血浓于水的亲情。比如那些永远不会消失的记忆。

前几天，我在枣树下摘枣子，一颗一颗，摘了满满一篮子。念念打电话说想吃家里的脆枣，我准备给她晒点。我摘着摘着，忽然想起小时候，七妹爬在最高的树杈上，冲我喊：“六姐，我把最大的都扔给你！”说着，一颗颗又大又红的枣子从树上扔下来，砸在我的头上、身上。我仰起头，看见她的笑脸，在树叶间忽明忽暗，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光。

那个画面，距今已经四十多年了。

可它依然清晰，清晰得就像昨天。

我把晒好的枣子分成八份。一份给念念寄去，一份给满囤留着，一份给大姐，一份给三姐，一份给四姐，一份给五姐，一份给七妹，最后一份，我放在了二姐的遗像前。

遗像上的二姐，还是那么年轻，那么美。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清澈，像山泉水里泡过的黑葡萄。她看着远方，嘴角微微翘起，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却又什么都没说。

我看着她，轻轻地说：“二姐，枣子又熟了。今年的，特别甜。”

一阵风吹过来，枣树的枝叶沙沙作响，像是在应答。

我知道，二姐听见了。她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笑着看着我们。看着她的姐妹们，看着她走过的路，看着她爱过的人，看着她放不下又必须放下的这个世界。

而我们，还在路上。带着她的爱，带着她的原谅，带着她未曾说出口的牵挂，好好地，往前走。

人这一生，最难的，不是原谅别人。是原谅自己。

七妹用了半辈子的时间，才勉强学会了这件事。而我，用了半辈子时间，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爱一个人，不是占有。是无论他走了多远，犯了多大的错，你都愿意站在原来的地方，等着他回头。

二姐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

她用她短暂的一生，教会了我们什么是宽恕，什么是放下，什么是真正的爱。

如今，八朵金花，虽然少了一朵，但剩下的七朵，依然在岁月里开着。不张扬，不喧哗，只是安静地，倔强地，开在属于她们的枝头。

风来了，她们摇一摇。雨来了，她们弯一弯。太阳出来了，她们就朝着光的方向，努力地，绽放。

就像我妈说的：“我陈桂兰的闺女，到哪儿都不能怂。”

我们没怂。我们活成了她期望的样子。

也活成了二姐期望的样子。

好的，我会继续写下去。前面的故事已经讲到了念念结婚、七妹回首、姐妹们老去，但很多细节还没有来得及展开。让我把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片段，一点一点地，都说给你听。

二姐去世后的那个冬天，特别冷。河面结了厚厚的冰，村口的老槐树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像一双双苍老的手。我们姐妹几个凑钱给二姐的坟头砌了墓圈，用青砖围了一圈，又栽了两棵松柏。七妹托人从镇上运来一块石碑，碑上刻着“陈雨水之墓”五个字，描了金漆，工工整整。

立碑那天，我们都去了。七妹跪在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上面的刻字，念完了，忽然说：“二姐，你在那边冷不冷？我给你烧了两件新棉衣，你记得穿。”说完就开始烧纸。风很大，纸灰打着旋儿往上飞，像一群灰色的蝴蝶。七妹看着那些飞舞的纸灰，眼泪就下来了。

她说：“二姐，那年你出嫁，我拽着你的衣角不让走。你把我抱起来，说秋子乖，等姐在镇上站住脚了，接你去玩。后来我去镇上帮你带孩子，你对我那么好，给我买花衣服，买雪花膏。我呢？我做了什么？我把你最信任的人抢走了。二姐，我每次想起这些，就恨不得杀了自己。”

我们都哭了。满囤站在远处，牵着念念的手，没过来打扰。周阳周明跪在七妹身后，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二岁，都哭成了泪人。周阳说：“七姨，别说了。我妈走的时候说了，不怪你。”七妹一把搂住周阳，嚎啕大哭。

那天的风很大，把哭声吹散了，飘在空旷的山坡上，飘在灰蒙蒙的天幕下，飘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久久不散。

二姐走后的第三年，周阳考上了省城的财经大学。那是二姐最想看到的事情。周阳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二姐的坟上。他一个人去的，谁也没告诉。回来的时候，眼睛又红又肿。他说：“我跟我妈说，我考上大学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念书，让她安心。”

七妹给周阳办了升学宴，在镇上的饭店摆了六桌。我们姐妹几个都去了。七妹那天穿得很正式，一件深红色的西装外套，化了淡妆，看起来精神了不少。她端着酒杯，挨桌敬酒，轮到我们这桌时，她站在桌前，眼圈先红了。

她说：“姐姐们，我陈立秋，以前做过糊涂事。这些年，我不求你们原谅，只求你们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替二姐做点事。今天阳阳考上大学，二姐要是在，一定高兴。她不在，这个酒，我替她敬。”

说完，她仰头把一杯白酒干了。我们姐妹几个站起来，也干了杯。酒很辣，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可那天的酒，喝下去却是暖的。七妹环顾了一圈，忽然说：“大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八妹，还有我，就差二姐了。”大堂里一下静了下来，谁都没说话。后来还是八妹说：“七姐，二姐在看着我们呢。她一定希望你以后好好的。”

七妹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终究没掉下来。她硬撑着笑了笑，招呼大家吃菜。那个笑容，我至今想起来，仍然觉得揪心。

念念上初中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满囤在工地上搬砖时伤了腰，疼得起不了床。我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干重活了。满囤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拉着我的手说：“种子，以后怎么办？我不能干活了，家里怎么办？念念上学怎么办？”

我拍着他的手说：“有我在呢。你不能干活，我干。我种地，我卖菜，我什么都能干。”

满囤说：“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扛。”

我眼一瞪：“李满囤，你听好了。你是我男人，你倒了，这个家我来撑。你要是敢胡思乱想，我跟你急。等你好了，咱俩一起想办法。天塌不下来。”

满囤没再说话，眼眶却红了。我知道他心里难受，他一辈子要强，不肯让女人养家。可我更知道，这个时候，我要是慌了，这个家就真的撑不住了。

七妹听说了消息，连夜从镇上赶过来，二话不说，拿出两万块钱塞给我。我说：“这钱我不能要。”七妹说：“六姐，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姐夫的。他伤了腰，得好好治。你跟我分什么你我？当年我犯错，满屯哥没骂过我一句。现在我帮他，不应该吗？”

我还是不肯收。七妹急了，说：“六姐，你要是不收，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妹妹。”我看着她，知道她的脾气，只好收下了。后来满囤出院，七妹又托人从省城买了进口药，一盒一盒地送来。满囤过意不去，说：“秋子，太多了。”七妹说：“不多。姐夫，你早点好起来，比什么都强。”

满囤养了三个多月，腰慢慢好了，但不能干重活。他闲不住，就在房前屋后种了点菜，养了几只鸡。我每天去镇上卖菜，七妹帮我在她的超市门口支了个摊位，不收我一分钱。我说：“你这是让我占便宜。”七妹说：“六姐，你要是不来，我这超市门口冷冷清清的，你来了，人气旺，我还占你便宜呢。”

我知道她是在宽我的心。这丫头，从小就机灵，长大了更是一张嘴能说会道。可我知道，她说这些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她想弥补。用她能想到的一切办法，弥补当年犯下的错。

我没有拒绝。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拒绝了，七妹会更难受。让她做点什么，她的心才会好过一些。就像二姐临终前原谅她一样，接受她的好，也是一种善良。

满囤的腰好了之后，不能去工地了。他就在家养鸡种菜，我继续摆摊。日子虽然紧巴，但过得去。念念学习用功，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住校。周末回来，帮她爸喂鸡，帮我出摊。这孩子懂事，知道家里难，从不乱花钱。有一回，学校要交补课费，三百块。念念打电话回来，声音小得像蚊子：“妈，学校要交钱，三百。”我说：“好，我明天给你送过去。”

挂了电话，我看着满囤，说：“家里的钱还够吗？”满囤算了一下，说：“还差两百。”我说：“没事，我去跟七妹借。”满囤说：“总借秋子的，不好。”我说：“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好的。”

第二天，我去了镇上。七妹一听，二话没说，拿了五百给我。我说：“三百就够了。”七妹说：“多出来的给念念买点水果。上高中费脑子，要多吃。”我拿着钱，鼻子发酸。七妹又说：“六姐，你别多想。我帮你们，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等念念将来有出息了，我还指望她孝顺我呢。”

我笑了。七妹也笑了。我们姐妹俩站在超市门口，一个看着一个笑。阳光照下来，暖烘烘的。

后来念念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七妹比我还高兴，在超市门口挂了横幅，写着“热烈祝贺李念同学金榜题名”。我说：“这样太张扬了。”七妹说：“那咋了？我外甥女考上大学，我骄傲。我还准备在县城分店门口再挂一条呢。”

念念去省城报到那天，七妹非要亲自开车送。她那时候已经学会了开车，买了辆二手的桑塔纳。我说：“坐火车就行。”七妹说：“火车上人多，不安全。我送念念，顺带去省城看看，进点货。”我拗不过她，只好让她送。

临走时，七妹塞给念念一个牛皮纸信封。念念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存折，存折上有两万块钱。念念吓了一跳，说什么也不要。七妹说：“这是七姨给你的。你拿着，在学校吃好点，别委屈自己。七姨没上过大学，也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人这一辈子，就得往前看。你替你妈争口气，也替七姨争口气。七姨当年不懂事，做了错事。可七姨现在明白了，人要争气，才能活出个人样来。”

念念哭了，说：“七姨，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念书，将来让您和我妈都过上好日子。”

七妹拍了拍念念的肩膀，说：“走吧，车等着呢。”

我站在村口，看着那辆旧桑塔纳越开越远，心里既欣慰又酸楚。欣慰的是，念念长大了，懂事，有志气。酸楚的是，二姐没能看到这一天。如果二姐在，她一定会拉着念念的手，千叮咛万嘱咐，把她送到村口，看着她走远，然后偷偷抹眼泪。

二姐就是那样的人。她不擅长表达，但她的心，比谁都柔软。

念念上大学后，我忽然闲了下来。地里那点活，满囤一个人就够了。我开始去村里的编筐社帮忙，每天挣个三十二十，贴补家用。编筐社里都是些五六十岁的婆娘，坐在一起，手里编着柳条，嘴里东家长西家短。我一般不插嘴，只是听。她们知道我是陈家的，有时候会问：“你二姐家的两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我说：“都挺好。大的大学毕业了，在县城工作。小的也考上师范了。”她们就啧啧称赞：“你二姐有福，可惜没享到。”

是啊，二姐有福。她的两个孩子都争气，可她自己没享到。这是命吗？还是她自己把自己熬垮了？我不知道。也许都有。

二姐的病，医生说跟长期心情郁结有关系。二姐这辈子，心里藏了太多事。她年少时是家里的顶梁柱，出嫁后是婆家的好媳妇，离婚后是两个孩子的天。她从不诉苦，从不抱怨，把所有的难都自己扛。她不善言辞，不会像七妹那样把心里话说出来。她的苦，都憋在肚子里，一年一年地憋，憋出了病。

我妈生前常说：“雨水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太要强。心里有苦不说，一个人扛。这哪能扛得住啊。”我妈一语成谶。

我想起二姐最后一次回娘家，那天她精神尚好，坐在院子里，看着枣树。她说：“种子，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羡慕七妹。她那么野，那么自在，想笑就笑，想闹就闹。我从不敢。我是老二，我得帮大姐分担，得给妹妹们做榜样。我不能任性，不能犯错。我活了这么多年，好像从没为自己活过一天。”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接。二姐又说：“所以，我有时候想，七妹那么做，也许有她的道理。她敢爱敢恨，我比不上她。”

我连忙说：“二姐，你别胡思乱想。七妹错了就是错了。你才是我们姐妹里最好的人。”

二姐笑了笑，说：“好什么好。我不过是把什么都压在心里，压了一辈子。最后压成了病。”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那里已经鼓了起来，是肝腹水。她说：“种子，姐要是走了，你别太伤心。姐这一辈子，有过你们这些姐妹，有过阳阳明明，够了。我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七妹。她以后的路，难走。”

我当时很惊讶。我说：“二姐，你还担心她？你应该恨她才对。”

二姐摇了摇头，说：“恨？有什么好恨的。她是我妹妹，亲妹妹。我恨她，不就是恨我自己吗？她走错了路，我也有责任。我没看住她，没管好她。如果当年我不让她去镇上帮我带孩子，她也不会……”

我打断了二姐：“二姐，这不怪你。是七妹自己……”

二姐摆摆手，说：“算了，都过去了。种子，你答应姐，将来七妹要是有难处，你帮帮她。别因为我的事，记恨她。”

我哭着点头。二姐这才安心地靠着椅子背，闭目养神。阳光透过枣树的缝隙，落在她脸上，斑斑驳驳的。她的脸庞已经瘦得脱了形，可轮廓依然那么好看。我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心想：我二姐，真美。到死都美。

二姐走后的第五年，我回了一趟老屋。老屋的门锁着，钥匙挂在门框上面，用一块瓦片压着。我开了门，院子里荒草疯长，都快齐腰了。那棵老枣树还在，枝繁叶茂，结了满树的青枣。我站在树下，仰头看了很久。

堂屋的墙上，爹和妈的遗像已经泛黄。二姐的照片摆在旁边，是黑白的。她拍那张照片时才十八岁，眼睛水汪汪的，两条大辫子垂在胸前。二姐不在了，可照片里的她，永远十八岁。

我找了块抹布，把堂屋的桌子椅子擦了一遍。然后去井边打水，把院子里的杂草锄了。阳光很毒，我出了一身汗。可我心里舒坦。这老屋，是我们八个一起长大的地方。这里盛着我们的童年、少年，盛着爹和妈的一辈子，盛着二姐的笑容，盛着七妹的眼泪，也盛着我所有的记忆。

我坐在门槛上歇了一会儿，透过大门口，看见外面的土路。那条路上，曾走过二姐出嫁的毛驴。那条路上，曾走过七妹离家的背影。那条路上，曾走过二姐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的脚步。那条路上，曾走过我们姐妹几个去上坟的队伍。那条路，见证了太多太多。

傍晚的时候，七妹来了。她说她今天正好回村，听说我在老屋，就过来看看。她手里拎着一袋水果，一盒枣泥糕。她看见我在院子里锄草，说：“六姐，你怎么不叫我一起？”我说：“你忙你的。我就是想回来坐坐。”七妹没说话，也找了把锄头，帮我把剩下的草锄完了。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姊妹俩坐在堂屋里，吃着枣泥糕。七妹突然说：“六姐，我前天梦见二姐了。她还是那么年轻，穿一件白底红花的褂子，站在枣树下，冲我招手。我跑过去，她就不见了。我到处找，怎么也找不到。醒来的时候，枕头都湿了。”

我说：“二姐在天上，知道你过得好，就放心了。”

七妹说：“我知道。可是六姐，我有时候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去镇上，没有遇见周建国，我们的日子会是什么样？二姐会不会还活着？阳阳明明会不会还有妈妈？”

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七妹的手也很粗了，上面有茧子。我说：“世上没有如果。七妹，你得往前看。你现在做的一切，二姐都看在眼里。你在替她照看孩子，替她撑起这个家。你没有让她失望。”

七妹把头靠在我肩上，轻轻地说：“六姐，谢谢你。谢谢你们，一直没有放弃我。”

我拍着她的肩，没说话。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月光照进堂屋，照在二姐的遗像上。照片里的二姐，仿佛在冲我们笑。

我忽然觉得，二姐真的没有走。她就在这月光里，就在这枣树下，就在我们的心里。

后来有一天，七妹来找我，说她做了个决定。她想把镇上的超市交给周阳打理，自己去省城开一家。她说：“六姐，我想换个地方。这些年，在镇上，人人都知道我的过去。虽然没人当着我面说什么，可我心里清楚。我想出去闯闯，也算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看着她，心里惊讶，但更多的是佩服。七妹五十岁了，还有这股子闯劲，真不容易。我说：“你决定了就去。家里有我们呢。阳阳那边，你交代好就行。”

七妹走的那天，我们姐妹几个去车站送她。她剪了短发，穿着件米色风衣，看起来精神利落。八妹说：“七姐，你这一走，我们聚得更少了。”七妹笑着说：“现在交通方便，我常回来。你们想我了，也可以去省城。我带你们逛。”

车子开动的时候，七妹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朝我们挥手。风把她的短发吹乱了，露出饱满的额头。她笑得灿烂，恍惚间，我像是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站在枣树下，朝我扔枣子的小姑娘。

只是那时候，她是往上扔。如今，她是往前跑。可不管往哪个方向，她都在努力地，活出个好样来。

七妹在省城的超市开张那天，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她兴奋得像个孩子：“六姐，开业了！人可多了！你听见了吗？外头还在放炮呢！”我说：“听见了。七妹，你行啊。”她哈哈笑了，说：“六姐，我有今天，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我说：“你本来就不是外人。你是我们的七妹。”

电话那头，七妹沉默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吸了吸鼻子，然后说：“六姐，等我在省城站稳了，接你来玩。”我说：“好。我等着。”

挂了电话，我站在院子里。阳光很好，枣树又开花了。细碎的小花落了一地，像一层淡绿色的雪。我抬头看天，蓝得发亮。我想：二姐，你看见了吗？七妹真的变好了。你的原谅，没有白费。

二姐，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的。连同你的那一份，一起活。

如今，我六十四岁，满囤六十七。念念在县城的中学当老师，教语文。她结了婚，丈夫是她同事，教数学的，人很本分。两人有一个女儿，取名叫陈念雨。念念说：“妈，我给孩子取这名字，是为了纪念二姨。”我一听，眼眶就热了。

念雨那孩子长得像念念小时候，圆脸，小眼睛，一笑两个酒窝。我抱着她的时候，常常想起二姐抱念念的样子。生命就是这样，一代接着一代，像村前那条河，日夜不息。

七妹在省城干了十年，后来把省城的超市转了出去，回县城买了套房子，就在念念家隔壁。她说：“我老了，不想折腾了。回来跟你们住得近，有个照应。”我知道，她是想离我们近一点，想在有生之年，多和姐妹们在一起。

八妹霜降嫁得最晚，也嫁得最远，去了南方。她男人是做生意的，家里条件好。八妹每年回来一趟，带着大包小包，给每个姐姐都带礼物。她总是最活跃的那个，饭桌上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说的都是南方的新鲜事。我们听着，笑着，笑着笑着，就沉默了。因为我们都注意到，席间少了二姐。

八妹有次喝多了，哭得稀里哗啦：“我想二姐了。二姐对我最好了。小时候，都是二姐带我睡。她给我讲故事，给我梳头。我那时候特别淘气，把她的红头绳剪断了，她也不生气，就用碎布条给我扎辫子。二姐……二姐……”我们全哭了。那天晚上，我们姐妹七个，抱在一起，哭了很久很久。

哭完了，七妹说：“别哭了。二姐在天上看着咱们呢。咱们得高兴点。二姐最不喜欢看我们哭。”大家擦干眼泪，又笑了。那笑容里，有苦涩，有怀念，但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热爱。

我们姐妹七个，约好了，每年春天枣树开花的时候，回老屋聚一次。不管多忙，不管多远，都要回来。老屋还在，虽然旧了，但我们每年都修缮。我们在院子里摆上桌子，炒几盆菜，蒸一锅馒头，坐在枣树下，边吃边聊。

聊什么呢？聊孩子们，聊各自的日子，聊小时候的趣事。也聊二姐，聊她做的红烧肉，聊她打的毛衣，聊她爱哼的小曲儿。还聊我爹我妈，聊他们当年的艰辛，聊他们留给我们的那些朴素却珍贵的道理。

春风从远处吹来，穿过门廊，穿过院子，拂过我们的白发。枣花纷纷扬扬地落，落在我们的肩上、头上、碗里。我们谁也不去拂掉。因为那是二姐，从天上寄给我们的信。

七妹每次都会带一盒枣泥糕。她亲手做的，学着二姐当年的做法。她说：“我学了好多遍，还是没二姐做得好。二姐做的枣泥糕，皮薄馅大，甜而不腻。”我们尝了，都觉得好吃。可心里知道，再好吃，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因为当年，是二姐做的。而如今，二姐不在了。

有些味道，只属于某个人。那个人走了，味道也就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枣树又开花了。

今年的花，开得格外繁密，一簇一簇地挤在枝头，远远望去，像一层淡绿色的云。风吹来，花香飘得满院子都是。

我站在树下，仰起头。阳光透过花叶的缝隙，斑斑驳驳地洒下来，像一地碎金。我闭上眼，耳边响起一个遥远的声音。

“六姐，接着！”

那是七妹的声音，清脆明亮，从四十多年前传来。我下意识地伸出手。一颗枣子落入掌心，青里透红，带着阳光的温度。

我睁开眼，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几瓣细碎的枣花，静静躺在掌心。

可我还是笑了。

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比实物更真实。有些声音，比回声更长久。有些人，比生命更永恒。

“大寒子，雨子，蛰子，春子，明子，种子，秋子，霜子，回家吃饭了！”

妈的声音，穿过岁月的重重帷幕，穿过生与死的界限，在我的心头，轻轻地，响了起来。

我转过身，朝着堂屋的方向，朝着那个有爹有妈有八个闺女的老屋，轻轻地，应了一声：

“哎，来了。”

然后，我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进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