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北军事地名及其文化内涵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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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晋北军事地名是晋北历史与文化的载体，是晋北地区军事防御史、民族交融史的缩影。晋北军事地名反映了历史上晋北地区的防御设施、军事制度、军事装备以及晋北人民历史和文化心理等。晋北丰富的军事地名，展现了晋北丰富的军事文化资源。

【关键词】晋北；军事地名；文化内涵

晋北地区指山西省北部，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包括今天的大同、朔州、忻州等地区。北接长城，西靠黄河，东临太行山脉，是游牧民族南下进军中原的必经之地，在我国军事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地名是一种语言现象，是遵循一定的语言规律而形成的词汇。地名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李苏鸣《军事语言研究》一书对军事地名的分类进行过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晋北军事地名分为与防御设施、军事制度、军事装备以及反映晋北人民历史印记、文化心理五类相关地名。通过对晋北地名的描写，展现晋北地区军事文化以及长久以来晋北人民形成的文化心理。

一

晋北军事地名与防御设施

明朝时期，晋北防御压力骤增，明王朝在此设立大同镇，以此保卫京师。大量军事防御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建造起来。通过观察地名的通名，可以看出它曾经是军事防线的一部分。

城，古代为防御而修筑的高大围墙。春秋战国时期，楚长城便称为“方城”。大同镇城的两翼有聚乐、高山两座卫城，聚乐城是屯粮城，高山城是屯兵城。

边，有边境、边界的意思。明朝称长城为“边”或“边墙”，以大边、二边、三边称呼。大边边墙修建最早，三边最晚。素有“偃月长城”之称的新荣明长城由一弯一直两道边墙组成，当地人称弧形边墙为“大边”，直线边墙为“二边”。

堡[bǔ]，指有城墙的村镇。寨，指旧时驻军的地方。明代在晋北地区修筑了大量军事堡寨，有“塞外六堡”“新平四堡”“靖鲁五堡”等。

营，指军队驻扎的地方。如：马军营、楼子营、顾家营、落阵营等。

驿，驿站；铺，也指驿站。二者分工不同，紧急军情，用驿站传递；普通公文用铺传递。明代中后期，铺逐渐裁撤，政府公文则多附驿传递。如：安银子驿、九原驿、山阴驿、参泉铺、烟墩铺、射操铺。

墩，表示军事瞭望台；台，指烽火台。它们都是古时传递情报的建筑，墩，是官兵平时用来巡视军情的建筑；台，则是敌军来犯时警示其他驻地的建筑。处于驿路沿线的铺递、长城沿线的墩台等大多以相距的里程数命名。如：八里台、十里台、五里墩、三十里铺、四十里铺。

二

晋北军事地名与军事制度

明代军事防御体系实行卫所制，设立了九个边境防御线，即“九边”或“九镇”。在晋北地区设立大同镇，下辖八卫七所。设立行都指挥使司，俗称卫长官，都司以下还设立更小的官职，如千户所、百户所，俗称所长官。也有不少地名以某某镇、某某卫、某某所命名。如大同镇、阳高卫、天镇卫、老营所、井坪所。

为了减轻朝廷供养军队的压力和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明王朝采取屯田制度，因此也留下不少地名以某某屯命名，有时也写作“疃[tuǎn]”。如校尉屯、双官屯、卞子疃、胡疃、罗家疃。

清代前期的军事制度主要是八旗制度。战时八旗兵丁全部出战，平时则从事生产劳动。清廷在大同、杀虎口设有八旗驻防点。与八旗制度相辅相成的经济制度是旗地制度，清朝建立后，清朝通过圈占的方式将汉族土地分给自己手下的旗人。在晋北地区，一些带有“旗”字的地名，反映出与清代的八旗制度有关。如五旗村、第十旗。

三

晋北军事地名与军事装备

马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装备，晋北地区作为军事前沿，是战马的重要产地。皂，本义指栎树的果实，其汁水可作黑色染料，所以引申为黑色。古代奴仆、差役穿黑衣，皂又引申为奴仆，又因养马是奴仆的工作，所以通名中含“皂”的地名，有可能是古时养马的驻地。如：毛家皂、邵家皂等。朔州古称马邑，依托阴山与桑干河谷，水盈草盛，形成天然的牧马场，是晋北地区马匹的重要产地。相传蒙恬北逐匈奴期间，在此围城养马，因此得名马邑。

隆庆议和后，晋北地区依托互市体系，开通守口堡、新平堡、得胜堡等多处马市，是明朝廷获取蒙古优良战马的重要渠道，极大增强了明朝骑兵的战斗力。

四

晋北军事地名与历史印记

（一）纪念英雄人物

灵丘，汉高祖十二年在此置县，因有赵武灵王墓，故名“灵丘”。虽经千年岁月，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张辽，三国时期曹魏名将，雁门马邑人。他一生战功赫赫，帮助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在合肥之战中打败东吴军队，稳固东南屏障。家乡人民为了纪念他，将他的故居称作张辽堡。今天朔州市朔城区内还有一条路名为张辽路。

徐达，明代开国名将。在洪武年间，曾主持对大同城的增筑，奠定了大同镇城今天的基本格局。左云县境内的徐达窑村，地处左卫城附近。相传徐达北征蒙古返回时，在此处休整。大军启程后，一些受伤的士兵因不便行动就在此地居住下来，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将他的名字作为村落名。

（二）反映战争

白登之围：汉高祖七年，刘邦亲率大军北击匈奴，被围困在白登山。恰逢时机，刘邦率军突出重围，成功脱险。此次事件后，刘邦加强了北境的边防设施建设，开始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马邑之谋：汉武帝时期，国力逐渐强盛，对匈奴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防御、和亲的怀柔政策变为主动出击。汉军企图诱骗匈奴单于进入马邑城，但中途被匈奴单于发觉，以失败告终，西汉与匈奴关系也由此破裂。

浑源州之战：浑源，因浑河发源于此而得名。两汉魏晋时起就显示出其军事战略意义。明代时是九边重镇腹地。崇祯七年，发生浑源州之战，明军以少胜多，击退后金。

（三）表达美好寓意

生活在边防线上的军民，对战争有深刻的体会。明朝时期，大同镇作为拱卫京师的九边重镇之首，在防区内修建众多军堡，这些军堡集中体现了晋北军民对战争的感受。有的名称展示了朝廷修筑防御军堡的目的：震慑北方游牧民族，如镇边堡、威胡堡、威虏堡。有些地名则展现了将士们赢得战争的决心，如：破胡堡、阻胡堡、灭虏堡、败胡堡、平虏堡。有些地名则是表现了军民朴实的和平愿望，如：保平堡、永嘉堡、保安堡。

五

晋北军事地名与文化心理

晋北军事地名既是历史烽烟的见证，也折射出当地居民的文化心理，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体现了晋北人民的生存智慧和精神信仰。

（一）朴素的天命观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古代先民们在起名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和系统的思维来指导他们起名，但也有一些朴素的思想。晋北地区人民给军事地名命名时，根据眼前能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来取名，把地名与动物形态、人的身体部位、方位等联系起来，赋予了它们深厚的文化内涵。

1.由动物形态联想

中国以农耕文明著称，在古代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对动物的依赖性很大，用牛耕地，用马作为交通工具，动物参与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不少军事地名是通过与动物的某些相似之处来命名。如老牛湾是黄河与长城在山西的第一个交汇点，三面环水，一面连山，整体轮廓形似牛头。此地建有老牛湾堡，北控黄河，南临偏关，是明代长城重要的防御设施。马头山，因山形酷似马头而得名。此处建有助马堡，寓意今后战事有马相助，必能得胜。蒙汉议和后，此处又开放马市，商业得到发展。

2.由身体部位联想

人类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的身体，因此一些地名与人类的身体部位相关。

口、嘴（咀），泛指出入的通道，晋北地区多为山口、关口。杀虎口，三面环山，是明蒙对峙时期的军事重地，也是隆庆议和后商旅通往塞外的通道，民歌《走西口》走的就是杀虎口。浑源县的龙咀村，是浑源至灵丘路上的一所铺递。繁峙县的长嘴口，是通往大同的重要关口。

腰，是身体的中部，因此引申为物体的中间部位。明清时期有些铺递所名称就以“腰”命名，以身体的中段来借代路程的中段。如腰站铺、后腰铺、腰沟。

3.由方位、天地联想

在地名中使用方位词，就是以某一地点为参照，对它周围的地点进行描述，减少地名的复杂性，对两地之间的方位关系也有清晰的认知。一些常见的方位在晋北地区许多军事地名都可以找到，如东西李家皂、柳东营、南徐堡、下野马涧、城西铺、北口铺、北楼口、岭底铺、左卫、右卫等。

另外，“阴、阳”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方位观念。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山阴县是雁门关外第一县，境内的广武长城是山西明长城的精华段。山阴本名河阴，因为桑干河主要流经其南侧。改为山阴县则是因其位于翠微山的阴坡。

三岔堡，故址在五寨县三岔镇，处于通往神池、岢岚、偏关三地的岔路口上，因此得名。

在天地、宇宙面前，人类是极为渺小的。从古至今，我们不断地在探索天地的奥秘，古人对天地由无知而生敬畏，这种敬畏之心也反映在地名中。凌云口是内长城古关塞，位于浑源县西南的翠屏山区，山势陡峭，怪石林立，大有一飞冲天之势，在古人的想象中，怕是要冲破云霄了，因此取名凌云。与凌云口取名有异曲同工之处的还有岢岚县的天涧口、五台县的摩天寨。

由动物形态、人的身体部位联想得到的地名，有赖于人们对身边事物的细心观察；对方位、天地的联想，体现了人们对时空的感知。朴素的天命观在地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坚韧不拔的韧性

晋北处于冲突边境线上，军需物资需求极大，勤劳的晋北军民凭借着坚韧不拔的韧性，独立自主，保卫一方安宁。

为保卫家园，晋北人民依托当地丰富的煤铁资源，发展了冶铁工业，自给自足，为将士们提供了各式兵器。传统民俗表演“打铁花”，从最初铁匠铺的开炉祭祀仪式逐渐变为民间祈福活动，不仅是对铁匠这一职业的崇拜，也是对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追求，对未来蒸蒸日上、红红火火生活的期盼。可以说，冶铁工业的繁荣发展，是晋北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依靠自然气候，晋北地区发展了畜牧业，镇门堡、镇边堡、拒门堡等边堡的边外地区都化为牧场。在屯田制度下，农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牧场与农田，不仅为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粮草，更培育了晋北人民独立自主的品质，他们努力生活，将烽火边境变成了美好家园。

（三）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

晋北地区作为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汇地带，与游牧民族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造就了晋北人民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赵武灵王为了国家强大，主动学习胡人，让百姓着胡服、习骑射。北魏鲜卑来到平城，主动汲取汉族文化精髓。这些历史都造就了晋北人民兼容并包的心态。云冈石窟、华严寺、应县木塔等兼具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风格的建筑，都是民族融合的见证。

明清时期，民族融合成了时代的主旋律。隆庆议和后，明朝廷在得胜堡附近的晾马台为土默特部落首领俺答汗举行封贡仪式。不久，官方马市、民市逐渐兴起，军事重镇转型为商贸中心，两地人民不仅在物资上互通有无，文化交往上也越发紧密，民族团结的意识也逐渐加强。

晋北人民采用谐音、同音的方式，更改对少数民族歧视的地名。“胡”字巧妙地转变为“虎”，“虏”字则被“鲁”所替代，这看似简单的变动，却跨越了民族间的隔阂。杀虎口，由军事要塞变为蒙俄商贸的重要通道。鲁，有嘉美之意，镇虏堡、威虏堡也分别更名为镇鲁堡、威鲁堡。这些都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生动写照，表达了中原汉族对游牧民族的接纳与尊重。

晋北地区军事地名承载着边境线上人民独特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氛围既带有古代朴素的天命观思想，也具有当地人民由来已久的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历史积淀形成的开放包容的心态。这些独特的生存智慧和精神信仰永远地镌刻在晋北军事地名上。

六

结语

晋北军事地名是晋北地区军事防御史、民族交融史的缩影，见证了晋北人民的智慧与勇气。它不仅是简单的地理标识，更是晋北人民与历史、自然对话的结果，是晋北人民在家国情怀中孕育出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如同一部部史书，告诉世人晋北人民是如何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凭借智慧与勇气，创造出独特而灿烂的地域文化。

作者：郭婷

来源：《今古文创》2025年第36期

选稿：耿曈

编辑：耿曈

校对：宋柄燃

审订：江桐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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