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南昌起义后的周士第|张发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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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第上将

原题：南昌起义后的周士第

来源：党史纵横2007年第8期

作者：刘明钢

99年前,响于南昌城头激烈的枪声,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北伐名将周士第参加了马回岭起义,并在南征的过程中殚精竭虑,浴血奋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马回岭起义

当北伐战争进入高潮,大革命的洪流席卷大江南北之时,蒋介石逐渐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1927年4月12日,他首先在上海挥起屠刀,公开屠杀革命力量。不久,革命形势继续恶化,汪精卫也叛变革命,在全国各地捕杀共产党人。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原来生气勃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没有被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并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周士第,1900年出生于广东省乐会县(今海南省琼海市),早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先后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见习官、副队长、队长。大革命时期,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营长、参谋长、代理团长。在北伐战争中,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在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斗中出生入死、所向披靡,取得辉煌战绩,为4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周士第在战争中也积累了经验,赢得了荣誉。

“八一”南昌起义前,周士第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第73团团长,率团驻扎在九江马回岭。

1927年8月1日晨,周士第接到25师师长李汉魂的电话,要他到师部有要事商量。此前,周士第已经听说张发奎去了庐山参加反共会议,李汉魂也刚从庐山回来,心里不禁疑虑重重。由于未得到党的指示,对目前部队该如何行动,周士第拿不定主意。于是他立刻召集团内党员骨干开会,讨论对策。同志们都不同意周士第去师部,担心李汉魂会扣留团长,到时73团将群龙无首。第一营营长符克振提出,要代周士第去。大家认为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周士第十分感动地说:“我还是去!第一,估计李汉魂还不至于扣留我;第二,可以顺便摸清楚李的意图。当然,我会小心的。你们也要做好准备,万一回不来,你们要带部队找党。”

布置就绪,周士第带着一个骑兵通讯员骑马来到师部,先去找共产党员、参谋长张云逸了解情况,刚见面还未来得及谈话,李汉魂就走了过来。寒暄后,李压低声音对周士第说:“总指挥(指张发奎)很欣赏你,要重用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

周士第不为所动,冷冷地回答:“第4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张发奎能有今天的地位,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帮助和共产党员的英勇牺牲。你们今天跟着汪精卫反共、分共,只有死路一条。”

李汉魂见说不动周士第,鼻子哼了一声,走了。

这时,南面有列火车开过来,这是南昌起义成功的信号,但周士第当时并不知道。他上了火车,在车厢里寻找熟人,想打听一下消息,刚好碰上原叶挺独立团营长许继慎。许悄悄对周士第说“:‘南昌起义’了,你快回去!”

周士第听了兴奋不已,立即下车,接过通讯员手里的缰绳,翻身上马,快马加鞭奔向团部。

此时,上级党组织派来的聂荣臻已到达25师驻地。从聂荣臻那里,周士第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情况,明确了部队目前的任务,即立刻起义。

25师多数部队是由共产党员控制的,参加起义的部队有73团全部、75团3个营,74团重机枪连。聂荣臻与周士第商定了具体的起义计划:利用下午1时睡午觉的时间开始行动,以野外打猎为名将队伍拉出驻地。75团3个营先走,74团重机枪连继之,73团殿后。下午6时以前到达德安车站附近集中,如遇阻挠破坏起义者,坚决镇压;如遇追赶拦阻之敌,坚决消灭。

午后1时,起义部队按计划行动。周士第率73团第一营担负后卫,当他们顺利进抵德安车站北时,张发奎、李汉魂带卫队营乘火车追了上来。火车停下来,队伍也停下来,形成了僵持局面。聂荣臻当机立断,对周士第说:“让他把车开回去,不然就朝天鸣枪。”周喊了几声,火车还是不开,周士第就喊了一声“放”。

一阵排枪,把张、李吓坏了,急忙跳下车,丢下卫队就跑了。

起义部队随即包围车上的卫队营,这个卫队营有五六百人,装备精良,全是手提机关枪。起义部队要他们缴枪,他们不肯缴。周士第派了一个参谋去向敌营长下最后通牒,卫队营见无路可去,这才缴了枪。

张发奎回去后,派了个参谋捎来口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周士第请示聂荣臻后,叫那个参谋带回了望远镜,并把全副武装的卫队营还给了张发奎。因为当时还想争取张,不能不留有余地。由于火车不通,聂荣臻、周士第率领起义部队连夜行军赶往南昌。8月2日拂晓时,周士第他们就看到了飘扬在南昌城头的鲜艳红旗。

第25师的两个团和一个连,计三千多人汇入了南昌起义的行列。周恩来见到这支政治素质好、战斗力强的部队后十分高兴,他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25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后来,第25师稍加补充编成一个完整的师,周士第升任该师师长,李硕勋任党代表。

攻占会昌城

8月5日,起义部队陆续离开南昌,周士第的第25师担任后卫,直到8月7日才最后撤出。8月下旬,起义军抵达瑞金,侦知钱大钧率三个师屯兵会昌,企图堵截和消灭我起义军。前委根据形势决定攻占会昌城。8月30日早晨,朱德指挥第20军第3师在城北攻城,以吸引守军视线;然后第11军强攻城西,第24师准时投入战斗。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第25师却不见了踪影。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叶挺急得团团转。倍则攻之,十则围之,这是兵法常识,如果不能集结优势兵力就无法突破敌人防线。第25师的底子是原来的独立团,执行命令从来没有打过折扣,这次竟然延时误事。叶挺感到奇怪,派出通讯兵去联络。

原来,周士第率领的第25师自南昌南下后,一直担任后卫,刚刚赶到瑞金就接到了战斗任务。为了赶上总攻时间,他们顾不上休息,马不停蹄、人不停步地日夜兼程,向会昌进发。因为夜间行军,走错了方向,走了一段冤枉路后才转向会昌,这时战斗已经打响。

周士第带领战士们快步流星地赶到指挥部,见到了周恩来、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报告迟到的原委。周恩来说:“没关系,这个不谈了,现在的关键是怎样打败敌人。”叶挺随即向周士第布置了任务。

周恩来询问“:部队是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呀?”

周士第坚决表示“:我们向党保证,一定打下会昌。”

周士第立即给各团划分了任务。75团率先发起攻击,以突然的动作夺取了一个山头,占领了有利的阵地。73团不甘落后,连续占领了几个山头后,就向2531高地以北的几个重要山头猛攻。这几个山头是会昌城西北的屏障,是敌人的主阵地,敌人在这一带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火力配备很强。73团组织了几次进攻,都遭到顽强抵抗。

周士第站在山头上观察部队进攻情况,只见敌人依托工事,以密集的火力向攻击部队射击,几个战士中弹倒下了,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但部队仍然冒着弹雨冲上前去,一步步逼近敌人……见此情景,周士第不禁想到一年前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恶战的场面。

激战到下午,周士第在指挥所看见敌人已经有人渡河逃跑了,于是判断敌方的军心可能有所动摇,便命令师部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听见师司令部的号声,各团、营、连的冲锋号声接连吹响,震撼了整个山岗。73团阵地上的6挺重机枪对准敌人的主阵地,一阵猛烈扫射。战士们个个英勇无比,潮水般地涌向敌人,攻下了主阵地。敌人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向会昌城抱头鼠窜。周士第抓住有利时机,发出追击的命令:73团、74团迅速向会昌追击。

下午四时,战斗结束,起义军胜利地占领了会昌城。会昌之战,是起义军南下后的最大胜仗,歼敌六千余人。

26日,25师和24师又击退了由洛口墟方向前来支援的敌军,歼敌两个营,缴获枪支几百支。叶挺、聂荣臻传令嘉奖25师及周士第、李硕勋等指挥员。

血战三河坝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折回瑞金,经河州、上杭进入广东。周士第的25师仍担任全军后卫,除掩护整个部队外,还负责掩护几百名伤病员和大批武器的转运。

9月18日,25师到达广东省大埔县的三河坝。这里四面都是崇山峻岭,三条江水奔腾汹涌,地形险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前委讨论决定分兵: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直奔潮州、汕头;25师与第九军教导团共三千余人则扼守三河坝,以牵制和防御梅县和闽西方向的敌人,掩护主力攻取潮、汕。

三河坝位于大埔县西北,梅江、汀江、梅潭河在这里汇合流向韩江,故称“三河坝”。25师驻在三河坝,如果发生战斗,就是背水作战,地形极为不利。于是,周士第下令部队移到三河坝对岸,倚仗着奔腾湍急的江河,坚守阵地,与敌人对峙。刚刚部署完毕,那个先前被打跑的钱大钧又补充了10个团的兵力卷土重来。

随即起义军与钱大均遭遇,战士们顽强作战,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强行渡河的企图,打沉了许多载运敌人渡河的船只。有的船上的敌人全被打死了,船无人掌舵,在河里团团打转。有些敌人落水,活活淹死。

敌军又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了数次进攻,终于闯过河来。渡河的敌军越来越多,起义军渐渐处于下风,守卫在笔枝尾山顶的75团第3营,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在与敌人肉搏之后,全营官兵壮烈牺牲。这时,进攻潮汕的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但周士第等人并不知道,仍然认为坚守住三河坝就是对起义军主力最有力的支援,因此继续浴血奋战。激战进行了三天三夜,主要阵地都被敌人占领,第25师处在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再打下去就有可能全师覆没,周士第不得不下令退出战斗。

三河坝之战是起义部队南下路上最惨烈的一仗,也是周士第所带领的第25师最惨烈的一仗,许多年以后,那些活下来的老战士提及三河坝一战仍是记忆犹新。

起义军撤出三河坝后,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朱德、周士第、李硕勋三人组成。他们带领着部队前去潮、汕,想与大部队汇合。走到半路上,遇见从潮汕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这才知道汕头、潮州已经被敌人占领,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第25师只得经福建向江西转移,一路拼杀,到达信丰县天心村时,部队已所剩无几。军党委开会决定,周士第和李硕勋分头去香港、上海找党,以使这支打散了的部队能同党中央尽快取得联系,明确今后的任务和行动方向。会后,周士第离开了部队。起义军余部则跟着朱德、陈毅经过艰苦转战,到达赣南,后来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来源之一。

重回党的怀抱

1927年11月,周士第几经周折到达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和聂荣臻汇报了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由于长途跋涉,奔波操劳,周士第身染疟疾,必须马上住院治疗。但当时党组织的经费十分紧缺,而且时逢广州起义（12月11日）失败不久,国民党勾结香港当局大肆逮捕革命者,香港也是一片白色恐怖。一位同乡老友就劝周士第:“这里兵荒马乱,不如跟我一起到马来西亚治病。”

1928年1月,周士第没有向党组织报告,便随朋友一起去了马来西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回首这段往事,周士第充满了内疚,他说:“自己当时这一个决定,本质上还是在革命受挫折时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组织上暂时离开了党,但周士第内心始终向往着革命。1929年,病愈后的周士第回国,在上海加入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组织的“黄埔同学会”对抗。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武装进攻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的领导下,奋起抵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事变”。“黄埔革命同学会”组织成立了“抗日义勇军”,由周士第担任队长,在上海闸北一带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周士第经常在十九路军中公开说“谁要救国,谁就要和共产党合作”、“十九路军只有和共产党合作,才能保持上海抗战的光荣”。

1933年11月,蔡廷锴等公开举起反蒋抗日大旗,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当得知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有与红军接触的意图后,周士第立即自告奋勇充当“红娘”。当时,红军先后派了潘汉年和张云逸去福建谈判。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周士第,在与潘、张的接触中,表明了游子思归的心愿。就这样,经历了6年漂泊、曲折,周士第终于在1934年2月到达瑞金,辗转回到了党的怀抱,受到了“家人”般的热烈欢迎。

周士第之子周强说,父亲曾向他讲述过当时的情况。他说:“爸爸将一份说明自己脱党6年经历的书面材料呈交给周恩来时,周恩来掏出一封信递给他。信的大意是要周士第推动福建政府、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等人来苏区,如果蔡等不来,也要周士第回来。”

看到这封落款为“聂荣臻”的信时,周士第眼睛湿润了:原来“家人”一直在挂念着自己。

1935年10月,结束长征的周士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9月,周士第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9年6月30日，周士第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1979年7月,中央军委为周士第上将追悼会审定悼词时,确定仍按“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