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办证被卡7次我穿便装坐三轮去大厅，当局长面拨通县长电话

大舅第一次去办证，带了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还有村里开的介绍信。办事窗口的小姑娘翻了翻，说少一张宅基地证明。大舅回来补了宅基地证明，第二趟去，又说要村里出个无纠纷证明。第三趟补了无纠纷证明，又说申请表填错了格式，得重新填。第四趟重新填了表，又说身份证复印件不清晰。第五趟重新印了身份证，又说结婚证上的名字跟身份证对不上——一个是手写的"国强"，一个是打印的"国強"，繁简不一致。第六趟他专门去派出所开了同一人证明。第七趟去的时候，窗口换了个人，说前面那个人的签字缺了一页，得重新走流程。

大舅蹲在我家门口的台阶上，把他跑那七趟的经历全说了一遍。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高，像怕被旁边的人听见似的，手指头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一圈一圈的，像是要把那七次来回的路都画完。他手里捏着那个装证件的塑料袋，袋子边角已经磨毛了，透明塑料表面起了一层白雾，里面的纸页边角也卷了。他说第八趟我真不知道还要带什么了。

我说我替你去一趟。大舅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又不认识人，去了也是白跑。我说我穿便装去，坐三轮车去，就当是普通老百姓去办个证。他不信，但把那个塑料袋递给了我。

第二天我坐了一辆三轮车到镇办事大厅。车费三块，我从口袋里掏出三个硬币一个一个放进车夫手里，硬币在掌心里轻轻磕了一下又落下了。大厅里人不算多，我在取号机前面按了一下，吐出一张小票，上面印着一个字母和两个数字。我在塑料椅上坐下来等着，旁边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手里攥着同样的白色小票，小票边角被她指腹的温度捂得微微发软。她怀里的孩子正在睡觉，脸颊贴着母亲的前襟，呼吸细而匀。

轮到我的时候是十点二十三分。窗口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中年女人，头发盘得齐整，手里正拧开保温杯的盖子，低头喝了一口水才抬起头来。我把塑料袋里的证件一件一件掏出来放在台面上，边掏边说，这是第七次了，前面跑了七趟，缺什么补什么，这次您看看还缺什么。她随手翻了翻我摊开的那些材料，说你这表是旧版的，现在换新版了，你得重新填一份。她就势要把材料推回来。

我没有接那叠材料。我说新版表格什么时候换的。她说上个月。我说那为什么前面七次没有人告诉我。她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我的手还搭在那叠材料的边缘，没有收回来，也没有往前推。我隔着那道透明的挡板看着她，又开口问了一句，我说新版表格换了一个月了，前面七趟我跑的时候你们的窗口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格式已经变了。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不清楚，还是这个窗口从来就是让人一趟一趟白跑的。

她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我知道她在重新打量我，大概在判断我是哪一个级别的干部的家属。但我今天穿的是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旧夹克，袖口有一小片洗不掉的圆珠笔印，是我几年前写材料时不小心画上去的。脚上穿了一双普通的深色布鞋，鞋底边缘沾着一层细灰。整个人的行头跟来办事的普通群众没有分别。我伸手从夹克的内袋里掏出一只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那个备注了全名的号码，按了拨号键。电话接通的时候我开了免提，把手机搁在台面上，说县长，我在镇办事大厅，你上次说县里推进一站式服务的事，你过来看看窗口办证的情况。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窗口里的人，目光落在台面上那些证件的边角上。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说好，我马上到。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回内袋里，拉好拉链。窗口里面的保温杯盖子已经拧紧了，端端正正地搁在台面上，杯沿放正了，跟桌面的边缘对齐了。她站起来说您稍等一下，转身走进了里面的办公室，门在她身后合上了，没有完全关严，留了一道细缝，里面传来她在跟人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

等了大概十分钟，局长从里面走出来了。他站在窗口里面，隔着那道透明的挡板看着我。他不知道我是谁，但他知道刚才那个电话是打给谁的。我站起来，隔着那道挡板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他先开口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来办什么业务。我把窗口里还没有收走的材料往他的方向推了推。他把材料拿起来翻了一遍，边翻边问我大舅前面跑了七趟的事，每一趟是哪个窗口，哪个人接待的。

大舅的证是当天下午办下来的。他拿到证的时候正在地里翻土，手机响了，接起来听我说办好了，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回来吃饭吧。我问他怎么不问问用了什么办法。他说不问，能办成就行。我拿着那本崭新的证件走在回家的路上，太阳已经开始往西边偏了，阳光斜斜地照在证件封面上，把烫金的字映得发亮。路边有人在晒谷子，金黄的稻谷铺了一地，在阳光下泛着暖融融的光。我从那排晒谷的席子旁边经过的时候放慢了步子，鞋子边缘带起几粒谷子，我蹲下来把它们一颗一颗捡起来放回了席子边缘，又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大舅的证已经办下来了。他应该不会再去办事大厅了，但我替他去的那一趟已经替他把那八趟的路走完了。现在他手里那本证件的封面上烫金的字在灯光下泛着光，像一枚被反复摩挲过很多遍的旧印章，印痕已经深了，不会再被磨掉了。那八趟来回的路叠在一起，成了一本终于可以合上的薄册子，被放进了抽屉的最里面，不会再被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