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年代:插队在农村我先是偷了寡妇家鸡,后来又偷走了她的心
楔子
一九七五年的冬天,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刮着刀子似的北风。
我蹲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后面,怀里揣着一只还在扑腾的芦花母鸡,心跳得像擂鼓一样。那只鸡的体温透过薄薄的棉袄传到我胸口,热乎乎的,带着一种让我既羞愧又贪婪的温度。
我叫赵建国,那年十九岁,从北京到陕北插队已经三年了。三年时间,我从一个白白净净的城市少年变成了皮肤黝黑、手掌满是老茧的庄稼汉。但不管我怎么努力,肚子永远填不饱,身体永远暖和不起来。
我偷的是张寡妇家的鸡。
说起张寡妇,村里人都叫她秀兰嫂。她男人两年前在修水库的时候被塌方的石头砸死了,留下她一个人带着个五岁的娃过活。她家在村子最东边,三间破窑洞,院子里的枣树歪歪扭扭地长着,像是她这个人的写照——看着单薄,却顽强地活着。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干这种事。从小到大,我爹妈虽然穷,但一直教我做人要堂堂正正。可是那天晚上,我已经连着喝了三天稀得能照见人影的苞谷糊糊,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整个人饿得发慌。路过张寡妇家院子的时候,听见那只芦花鸡咕咕叫着,我的腿就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了。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我知道一个寡妇带着孩子过日子有多难。我知道如果被人发现,我这个知青的名声就全毁了。
但我还是翻进了她家的院墙。
那只鸡睡得迷迷糊糊的,被我一把抓住脖子,连叫都没来得及叫出声来。我把它塞进怀里,翻墙就跑,一路上跌跌撞撞,生怕被人看见。
跑到村外那个废弃的打谷场,我才敢停下来。月亮很亮,照得地上白花花的。我把鸡按在地上,手抖得厉害,半天下不去手。最后我一咬牙,闭着眼睛拧断了它的脖子。
生火、拔毛、烤鸡,整个过程我都做得小心翼翼,生怕火光引来别人。但当那股肉香味飘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辈子都没闻过这么香的味道。
我狼吞虎咽地把那只鸡吃得干干净净,连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吃完之后,我靠在谷场的草垛上,看着天上的星星,眼泪突然就流下来了。
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愧疚。
我想起我妈说过的话:“人穷志不能短。”可我不仅短了志,还做了贼。
第二天一早,我就听见村里有人在嚷嚷,说张寡妇家的鸡丢了一只。我躲在知青点的窑洞里不敢出去,听着外面越来越大的动静,心里像揣了只兔子。
“哪个天杀的偷了我家的鸡!”张寡妇的声音从院子里传进来,带着哭腔,“那可是我家过年才舍得杀的鸡啊!小宝还等着它下蛋换盐呢!”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原来那只鸡是要留着下蛋的。
后来村里的妇女主任王婶帮着查了一圈,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从那天起,我每次见到张寡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只是个开始。后来的日子里,我不但偷了她的鸡,还在不知不觉中,把她的心也偷走了。
而这,才是真正让我愧疚了一辈子的事。
第一章 初到张家沟
三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秋天,我和另外五个北京知青坐着解放牌大卡车,一路颠簸到了陕北。
车开到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县革委会的人把我们领到一个大院里,每人发了两个窝头和一碗热水,说是明天一早各公社的人就来接我们了。
那是我第一次吃窝头。咬了一口,粗粝的玉米面刮得嗓子疼,咽下去的时候感觉整个食道都在抗议。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吃完了,因为实在太饿了。
同来的几个人里,有两个女生当场就哭了。一个叫刘红梅的姑娘一边哭一边说:“我要回家,我不要待在这个鬼地方。”
我没哭。不是不想哭,是觉得哭也没用。我爸被打成右派关进牛棚的时候,我妈带着我妹妹到处求人借钱过日子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第二天一早,各个公社的人就来了。来接我们的是张家沟大队的队长张德厚,四十多岁,黑瘦黑瘦的,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中山装,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张德厚一见面就热情地握住我们的手,手上的老茧硌得我手心生疼。
他身后还跟着几个村民,都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其中一个年轻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二十出头的样子,梳着两条辫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怀里抱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她的眼睛很大很亮,但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
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张秀兰。
那时候她还不是寡妇,她丈夫张铁柱还活着,就在人群后面站着,憨厚地笑着。
我们六个知青被分配到张家沟大队的三个生产小队,我和另外两个男生分在了第一生产队,住进了队里给我们腾出来的两间窑洞。
窑洞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土炕上铺着新编的席子,墙角放着几口缸,里面装着水。张德厚指着隔壁的一间小窑洞说:“那是灶房,柴火和粮食都在里头,你们自己做饭吃。头三个月的口粮队里先垫着,以后就得靠你们挣工分了。”
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慢慢熟悉这个村子。张家沟不大,百十来户人家,散落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村子四周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山,只有沟底有一片还算平整的土地,种着玉米、高粱和谷子。
这里缺水,一年到头也下不了几场雨。村民们吃水要到十里外的山泉去挑,来回一趟要大半天。我第一次去挑水的时候,肩膀被扁担磨破了皮,疼得龇牙咧嘴。
日子过得苦,但村里人对我们这些知青还算照顾。尤其是张铁柱两口子,经常给我们送些自家种的菜,或者帮我们修补漏雨的屋顶。
张铁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话不多,干活却是一把好手。他媳妇张秀兰则是个热心肠的女人,谁家有困难她都愿意搭把手。她做的酸菜特别好吃,每次送来一大碗,我们几个知青都能就着多吃两个窝头。
“赵知青,你们城里娃吃不惯咱这儿的饭吧?”有一次她来送酸菜,看我皱着眉头啃窝头,笑着说,“慢慢就习惯了。我刚嫁过来那会儿也吃不惯,现在离了这口还不行了呢。”
她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弯的,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还行,就是有点噎得慌。”
“那你等等。”她转身跑回家,不一会儿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米汤,“配着这个喝,就不噎了。”
那碗米汤救了我的命。从那以后,我跟张铁柱两口子的关系就近了。农闲的时候,我经常去他们家串门,教他们识字,听他们讲村里的家长里短。
张铁柱有个弟弟叫张铁牛,在部队当兵,很少回来。张秀兰常说,等小叔子退伍了,家里的日子就好过了。
可惜,张铁柱没等到那一天。
第二章 变故
一九七四年春天,县里组织修建红旗水库,每个大队都要出劳力。张铁柱作为村里的壮劳力,二话不说就报了名。
走的那天,张秀兰抱着儿子张小宝送到村口,眼圈红红的。张铁柱摸摸儿子的头,对她说:“没事,就几个月工夫,干完就回来了。你在家照顾好自己和娃。”
张秀兰点点头,把一包干粮塞进他手里:“路上小心,别舍不得吃。”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些羡慕。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二岁了,还没尝过爱情的滋味。看着他们夫妻俩恩恩爱爱的样子,觉得在这苦日子里,也算是有了一点甜。
张铁柱走后,张秀兰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下地干活,又要操持家务,日子过得很不容易。我有时候看她忙不过来,就去帮她挑挑水劈劈柴。她总是很感激,非要留我吃饭不可。
“赵知青,你真是个好人。”她常常这么说。
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就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是一种混合着骄傲和心虚的感觉,好像我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三个月后,噩耗传来。
那天我正在地里锄草,忽然听见村里传来一阵哭喊声。我扔下锄头跑过去,看见张德厚家门口围了一大群人,张秀兰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铁柱……铁柱他……”张德厚红着眼眶,声音哽咽,“塌方了……人被埋了……挖出来的时候已经……”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响,整个人都懵了。
张铁柱死了。那个憨厚老实、从不多话的男人,就这么没了。
丧事办得很简单。按照当地的习俗,横死的人不能大操大办,当天就入了土。张秀兰哭得昏过去好几次,最后还是村里的几个妇女把她架回了家。
从那以后,张秀兰就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再笑了,也不怎么跟人说话,每天除了下地干活,就把自己关在窑洞里。她做的酸菜也不送了,村里人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木木地点点头。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好几次想去安慰她,可走到她家门口,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生死大事,什么安慰的话都是苍白的。
张小宝那时候才四岁多,还不懂什么叫死亡,只知道爸爸不见了,天天哭着要找爸爸。每次听见孩子的哭声,我的心就跟针扎一样疼。
日子一天天过去,村里人渐渐从这场悲剧中走了出来。唯独张秀兰,好像永远被困在了那一天。她瘦了很多,原本圆润的脸庞变得尖削,眼睛里再也没有了光彩。
有人劝她改嫁,说她年纪轻轻的,总不能守一辈子寡。但她只是摇头,说:“我得给铁柱守着,不能让小宝让人瞧不起。”
这话传到村里一些长舌妇耳朵里,就成了笑话。有人说她假清高,有人说她是放不下那点抚恤金。我听了气得不行,恨不得跟那些人吵一架,但又怕给她惹麻烦,只能忍着。
那段时间,我经常偷偷帮她做些事。早上趁她还没起床,去她家院子里的水缸挑满水。晚上等她睡了,把她家门前的柴火劈好码齐。我不敢让她知道是我干的,怕她觉得我是可怜她。
可她怎么会不知道呢?村里就那么些人,谁会无缘无故帮她做这些事?
有一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远远看见她站在路口等我。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风吹着她的头发,看起来格外单薄。
“赵知青,”她叫住我,声音很轻,“那些水是你挑的吧?”
我愣了一下,脸一下子红了,支支吾吾地说:“我……我就是顺路……”
“谢谢你。”她打断我的话,眼眶有些发红,“这世上,也就你还记得我们娘儿俩了。”
说完她就转身走了,留我一个人站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不再叫我“赵知青”,而是叫我“建国”。我也不再叫她“嫂子”,而是叫她“秀兰姐”。
这个称呼的改变,意味着很多东西。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小小的变化背后,隐藏着多么复杂的情感纠葛。
第三章 偷鸡
时间一晃到了一九七五年冬天。
那一年,全国上下都在搞“农业学大寨”,我们村也不例外。冬天农闲时节,本该是休养生息的时候,却被动员起来修梯田、打坝堰,搞得人困马乏。
粮食不够吃,这是最大的问题。虽然上面拨下来一些救济粮,但分到每个人头上,也就够喝稀粥的。我们这些知青更是惨,没有家底,全靠队里分的那点口粮,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腊月初八。按照北方的习俗,这一天要喝腊八粥。可别说腊八粥了,我连苞谷糊糊都快喝不上了。
早上起来,翻了翻米缸,只剩下小半碗苞谷面。我煮了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糊糊,就着咸菜疙瘩喝了下去。肚子倒是填饱了,但那种空虚感比饥饿更难受。
中午去队部开会,张德厚在会上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上面批下来一批返销粮,过两天就能到。大家都很高兴,我也松了一口气,想着总算能撑过这个冬天了。
可人算不如天算。当天晚上,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张家沟。大雪封山,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返销粮运不进来,我们被困在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沟里。
一天、两天、三天……雪一直没有停的意思。存粮越来越少,大家开始慌了。队里不得不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三两粮食,只够喝两顿稀粥。
我本来就没什么存粮,这下更是捉襟见肘。第四天的时候,我已经断粮了。我翻遍了整个窑洞,只找到几颗干瘪的红枣和一小撮盐。
那天晚上,我饿得睡不着觉,躺在炕上翻来覆去。肚子里咕咕直叫,像是有只手在里面搅。我试着喝水充饥,但越喝越饿。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鸡叫声。
那声音是从张秀兰家的方向传来的。她的院子里养着五六只鸡,是她唯一的家当了。自从张铁柱死后,她就靠着这几只鸡下蛋换盐、换煤油,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
我知道那几只鸡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饥饿已经冲垮了我的理智。我想起了烤鸡的香味,想起了那种油脂在嘴里化开的感觉……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
我在心里跟自己斗争了半天,最终还是没能战胜欲望。我穿上衣服,摸黑出了门。
雪已经停了,月光照在雪地上,亮得晃眼。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偶尔几声狗叫。我蹑手蹑脚地摸到张秀兰家的院墙外,侧耳听了听,里面没有动静。
院墙不高,是用土坯垒的,我轻轻一跃就翻了过去。鸡窝在院子角落里,用树枝和稻草搭成的,几只鸡挤在一起取暖。
我的手在发抖。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一旦被发现会是什么后果。可是饥饿已经让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伸手抓住一只鸡的脖子,用力一拧。那只鸡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我把它塞进怀里,翻墙就跑。
回到自己的窑洞,我点上煤油灯,看着那只死去的芦花鸡,心里充满了罪恶感。但罪恶感很快就被饥饿取代了。我烧了一锅开水,把鸡烫了拔毛,剁成块,放进锅里炖。
鸡肉的香味飘满了整个窑洞,我咽着口水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忍不住掀开锅盖,捞出一块鸡肉就往嘴里塞。
太香了!我活了二十二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连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一只鸡很快就见了底,连汤都被我喝得一滴不剩。
吃饱之后,困意袭来,我倒头就睡。那一夜,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见自己回到了北京,妈妈给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我正要动筷子,忽然听见有人喊:“抓贼啊!”
我一下子惊醒过来,发现天已经亮了。外面传来嘈杂的声音,隐约能听见张秀兰的哭声。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第四章 愧疚
我穿好衣服走出窑洞,看见村里很多人都往张秀兰家那边跑。我犹豫了一下,也跟着过去了。
张秀兰家的院子里围了一大群人。她站在鸡窝旁边,脸上挂着泪痕,声音嘶哑地说:“我的鸡少了一只!昨天还在的,今天早上起来就不见了!”
“会不会是被黄鼠狼叼走了?”有人问。
“不会的!鸡窝好好的,没有黄鼠狼钻过的痕迹!”张秀兰摇头,“肯定是被人偷了!”
这话一出,大家都沉默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偷盗是最让人不齿的行为。更何况偷的是一个寡妇赖以生存的鸡,这简直是在要她的命。
“查!一定要查出来是谁干的!”张德厚铁青着脸说,“咱们张家沟多少年没出过这种事了,绝不能姑息!”
我站在人群后面,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在发烧,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好在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异常。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猜测是谁干的。有人说可能是外村人路过顺手牵羊,也有人怀疑是村里某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
查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张德厚只好说:“这事我会继续追查,大家都回去吧。秀兰你放心,队里会给你补偿的。”
人群渐渐散去,我也准备离开。这时张秀兰突然叫住了我:“建国,你等一下。”
我的心猛地一沉,心想难道她发现了什么?我硬着头皮转过身,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秀兰姐,怎么了?”
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声说:“没什么,就是想问问你,最近是不是也没吃的了?”
我愣了一下,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问。我含糊地回答:“还……还行。”
“那就好。”她低下头,声音更轻了,“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我虽然也没什么,但好歹还有几只鸡。”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刺了一下。她不但没有怀疑我,反而还在关心我。而我却偷了她最珍贵的东西。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她家的。只记得回去的路上,我的腿一直在发抖,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
回到窑洞,我把自己关在里面,整整一天没有出门。我躺在床上,看着窑顶上的裂缝,一遍遍地问自己:赵建国,你还是个人吗?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不是饿的,是良心不安。我想起张铁柱活着的时候对我的好,想起张秀兰送来的酸菜和米汤,想起她那双充满信任的眼睛……
我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了镇上,把我仅有的一块手表卖了。那块表是我爸留给我的,是他当年被打倒前送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我一直珍藏着,从来没想过要卖掉它。
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我的罪孽。
我用卖表的钱买了十斤面粉、五斤大米和一罐猪油,趁着天黑送到了张秀兰家门口。我没有敲门,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不敢见张秀兰。每次远远看见她,我都会绕道走。我怕看到她,怕她问我什么,更怕她不问我什么。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概一个星期。直到有一天,张秀兰亲自找上门来。
“建国,你给我出来!”她站在我窑洞门口,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硬着头皮打开门,看见她手里拎着那袋面粉和大米,眼眶红红的。
“这些东西是你放的,对不对?”她盯着我问。
我张了张嘴,想否认,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我低下头,不敢看她的眼睛,“秀兰姐,对不起,那只鸡……是我偷的。”
空气仿佛凝固了。我听见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沉默了很久。
“我知道。”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那天早上我看见你门口的鸡毛了。”
我猛地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她。
“那你为什么不揭发我?”我问。
她苦笑了一下:“揭发你有什么用?让你在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让你背上小偷的名声?你一个大城市来的知青,要是有了这个污点,以后还怎么回城?”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她会替我考虑这么多。
“再说了,”她继续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一定是饿坏了才会那样做。我不怪你。”
“可是……”我的眼眶湿了,“可是那是你的鸡啊!是你和小宝的希望啊!”
“鸡没了可以再养,人要是毁了就什么都没了。”她叹了口气,“建国,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以后不要再提了。”
她把那袋面粉和大米塞回我手里:“这些东西你拿回去,你自己也需要。”
“不行!”我坚决地推了回去,“这是我给你的补偿。你要是不收,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我们推让了半天,最后她拗不过我,只好收了。临走的时候,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建国,”她轻声说,“以后有什么困难,跟我说一声就行。不用……不用偷偷摸摸的。”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对张秀兰的感情就变了。不再是单纯的同情和愧疚,而是掺杂了一些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东西。
那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在一个寡妇和一个未婚男青年之间。
第五章 走近
偷鸡事件之后,我和张秀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前我去她家帮忙,总觉得有些不自在,怕别人说闲话。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有了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赎罪。虽然她已经原谅了我,但我总觉得欠她的,想要多做些什么来弥补。
于是我开始更加频繁地去她家。挑水、劈柴、修屋顶、给孩子做玩具……凡是力所能及的,我都抢着干。她一开始还推辞,后来也就不再拒绝了,只是每次都会留我吃饭。
“建国,你别老是干活,歇会儿。”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走过来,“尝尝我做的臊子面,看看合不合口味。”
我接过碗,香气扑鼻而来。面条筋道,臊子鲜美,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我大口大口地吃着,她在旁边看着,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
“慢点吃,别噎着。”她说着,又给我倒了碗热水。
那一刻,我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们是一家人。她在家里做好饭等我回来,我干完活回家吃她做的饭……这种感觉让我心里暖暖的,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慌乱。
我赶紧低下头,专心吃面,不敢再看她。
张小宝也很喜欢我。这孩子从小没有爸爸,对男性长辈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每次我去他家,他都缠着我给他讲故事、做游戏。
“建国叔叔,你给我讲个孙悟空的故事好不好?”他拉着我的衣角,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好啊。”我把他抱起来放在膝盖上,“话说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之后……”
我讲得眉飞色舞,他听得津津有味。张秀兰在旁边纳鞋底,时不时抬头看看我们,眼里满是温柔。
这样的场景,让我心里涌起一种强烈的渴望——我想要一个家,一个有妻子、有孩子的家。
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我狠狠压下去了。不行,我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她是寡妇,我是知青,我们之间隔着太多东西。而且她比我大好几岁,这在农村是会被人笑话的。
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在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仅此而已。
可是感情这种东西,从来不受理智的控制。
有一天晚上,我在她家吃完饭,正准备回去,突然下起了大雨。陕北的雨来得又急又猛,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溅起一片水花。
“这么大的雨,你怎么回去?”她看了看外面的天色,有些为难地说,“要不……要不你今晚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吧。”
“这……不太好吧。”我犹豫着。
“有什么不好的?你睡小宝那屋,我跟小宝睡一起。”她说得很坦然,“反正也不是外人。”
我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她给我铺好床,又拿来一床干净的被子:“这被子是新絮的棉花,暖和着呢。”
那一夜,我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隔着墙壁,我能听见她和孩子轻微的呼吸声。我的心跳得很快,脑海里全是她的影子。
我想起她笑起来的样子,想起她低头纳鞋底时的侧脸,想起她递给我面条时指尖的温度……
我使劲掐了自己一下,让自己清醒过来。赵建国,你不能这样!她是烈士家属,你是下乡知青,你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可越是这样告诫自己,心里的那个念头就越强烈。就像春天的野草,压都压不住。
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已经做好了早饭。小米粥、咸菜、还有两个荷包蛋。
“鸡蛋哪来的?”我惊讶地问。要知道,鸡蛋在农村可是金贵东西,一般人家都舍不得吃,要攒着换盐的。
“我养的鸡下的呗。”她笑着说,“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看着那两个荷包蛋,鼻子有些发酸。我知道,她是特意为我做的。她自己肯定舍不得吃。
“秀兰姐……”我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怎么了?”她抬起头看着我。
“没什么。”我摇摇头,低下头吃粥。
其实我想说的是:秀兰姐,你对我这么好,我该怎么办?
但我终究没说出口。有些话,一旦说出来,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第六章 流言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和张秀兰走得近的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一开始还只是些善意的玩笑,后来就慢慢变了味。
“听说那个赵知青天天往张寡妇家跑,也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
“可不是嘛,一个大小伙子,整天围着个寡妇转,能有什么好事?”
“我看啊,八成是看上人家了。也不嫌害臊,人家比他大好几岁呢!”
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我告诉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我们自己行得正,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可张秀兰就不一样了。她是女人,又是寡妇,名声对她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那些闲言碎语像刀子一样扎在她心上,让她抬不起头来。
有一天,我去她家的时候,发现她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了。
“秀兰姐,你怎么了?”我关切地问。
“没什么。”她摇摇头,避开了我的目光,“建国,你以后……以后还是少来吧。”
“为什么?”我心里一紧。
“你没听见村里人怎么说吗?”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他们说……说我和你……”
“让他们说去!”我急了,“我们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不懂。”她叹了口气,“我是个寡妇,本来就容易招人闲话。你一个大小伙子,整天往我这里跑,别人能不瞎想吗?”
“我不在乎!”我脱口而出。
“可是我在乎!”她抬起头,眼眶里蓄满了泪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可我不能不在乎你的名声。你还年轻,以后还要回城,还要结婚生子,不能因为我……”
“秀兰姐!”我打断了她的话,“我……”
我想说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回城,不在乎什么结婚生子,我只在乎你。但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
“算了,”她擦擦眼泪,“就这样吧。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
说完,她转身进了屋,关上了门。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想敲门,想告诉她我的真实想法,但我的手举起来又放下,最终还是没有敲下去。
也许她说得对,我确实不该再来打扰她了。
那之后的一个月,我真的没有再去找她。我强迫自己把精力都投入到劳动中去,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到天黑才回来。累得筋疲力尽,倒在炕上就能睡着,这样就没时间去想她了。
可是思念这东西,越是压抑,反弹得就越厉害。白天还好,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的影子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想她做的酸菜,想她笑起来的样子,想她叫我“建国”时温柔的语气……
我终于明白,我已经爱上了她。
这个认知让我既兴奋又恐惧。兴奋的是,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恐惧的是,这份爱情注定不会有结果。
就在我陷入痛苦挣扎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僵局。
那个人叫周明,是我们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三十多岁,据说很有背景,是上面重点培养的对象。
他来我们村检查工作的时候,偶然见到了张秀兰。据说是惊为天人,从此就念念不忘。
没过多久,他就托人来提亲了。
第七章 提亲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地里干活。村里的二流子王麻子跑来告诉我:“赵知青,你知道吗?公社那个周主任看上张寡妇了,要娶她呢!”
我手里的锄头差点掉在地上。
“你说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媒人都上门了!”王麻子说得眉飞色舞,“人家周主任说了,不嫌弃她带着个拖油瓶,还要把她接到公社去住呢!啧啧,张寡妇这回可算是攀上高枝了!”
我愣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
“喂,赵知青,你怎么了?”王麻子在我面前挥了挥手。
“哦,没事。”我回过神来,强装镇定,“这是人家的私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也是。”王麻子嘿嘿一笑,“不过我还以为你对张寡妇有意思呢,天天往人家家里跑。”
“胡说八道!”我瞪了他一眼,“我那是帮她干活,你别乱说!”
“好好好,当我没说。”王麻子摆摆手,走了。
他走了之后,我再也无心干活了。我坐在田埂上,看着远处的天空,心里乱成一团麻。
她要结婚了?嫁给那个周主任?
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周主任有权有势,能给她和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比起跟我这个一无所有的知青在一起,不知要好多少倍。
我应该祝福她。
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这么难受?为什么我觉得像是被人剜了一块肉?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最后我决定去找她,把事情问清楚。
我来到她家门口,刚要敲门,就听见里面传来她的声音:“王婶,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答应的。”
“为什么呀?”这是王婶的声音,“周主任条件多好啊!人家是干部,有文化,又不嫌弃你,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不是不满意。”张秀兰的声音很低,“只是……只是我不想再嫁人了。”
“傻闺女!”王婶急了,“你才多大年纪?难道真要守一辈子寡?铁柱在天有灵,也不会愿意看你一个人受苦的!”
“王婶,你别说了。”张秀兰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但是我心里有人了。”
我心里猛地一震。
“有人了?谁啊?”王婶追问。
沉默。长久的沉默。
“是不是那个赵知青?”王婶试探着问。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不是!”张秀兰的回答斩钉截铁,“不是他!你别瞎猜!”
她否认了。可正是这急切的否认,让我更加确信,她说的那个人就是我。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里的人都被我吓了一跳。王婶看见是我,脸色变了变,说了句“那我先走了”,就匆匆离开了。
屋里只剩下我和张秀兰两个人。她低着头,不敢看我。
“秀兰姐,”我走过去,站在她面前,“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
她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还是没有抬头。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问,“周主任的条件那么好,你跟了他,就不用再过苦日子了。”
“我不稀罕。”她终于抬起头,眼眶红红的,“我不稀罕什么好日子,我只想……只想……”
“只想什么?”我追问道。
她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上前一步,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秀兰姐,我喜欢你。”我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喜欢你了。我知道我不该喜欢你,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障碍,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她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眼泪流得更凶了。
“你……你说什么?”她的声音颤抖着。
“我说我喜欢你!”我重复了一遍,声音更大,“我想跟你在一起,想照顾你和孩子,想给你一个家!”
“不行!”她猛地抽回手,后退了两步,“我们不能这样!我比你大,我还是个寡妇,村里人会笑话你的!”
“我不在乎!”我上前一步,“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
“可我在乎!”她哭着说,“建国,你还年轻,你不懂。等你以后回城了,遇到更好的姑娘,你就会后悔今天的决定了。”
“我不会后悔的!”我斩钉截铁地说,“秀兰姐,你相信我,我赵建国这辈子,非你不娶!”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感动,有犹豫,还有深深的担忧。
“给我一点时间,”她终于开口了,“让我想想。”
“好。”我点点头,“我等你的答复。”
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窑洞,激动得一整夜没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爱的人,也爱我。
可是第二天,现实就给了我当头一棒。
第八章 阻力
张秀兰拒绝周主任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随之而来的,是关于我和她之间的各种传言。
有人说是我从中作梗,破坏了张秀兰的好姻缘。有人说我早就跟张寡妇勾搭上了,只是一直瞒着大家。还有人说我贪图张铁柱的抚恤金,想人财两得。
最难听的是王麻子说的:“那个赵知青啊,就是个白眼狼。人家张铁柱活着的时候对他多好,他倒好,人一走就惦记上人家老婆了!”
这些谣言像毒蛇一样缠绕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但更让我难受的是来自上面的压力。
张德厚找我谈话了。
“建国啊,”他坐在我对面,抽着旱烟,表情严肃,“你跟秀兰的事,我都听说了。”
“队长,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试图解释。
“真心相爱?”张德厚叹了口气,“建国,你是个好孩子,我不忍心看你犯错误。你知道秀兰是什么身份吗?她是烈士家属!你要是跟她在一起,别人会怎么想?组织上会怎么看?”
“我……”
“你先听我说完。”张德厚摆摆手,“我不是反对你们谈恋爱,但是你得考虑实际情况。你是知青,早晚要回城的。你要是娶了个农村寡妇,还带着个孩子,你还怎么回城?你的前途还要不要了?”
“我可以不回城!”我倔强地说,“我愿意留在农村,跟她一起过日子!”
“糊涂!”张德厚一拍桌子,“你以为留在农村那么容易?你一个城里娃,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能养活得了她们娘儿俩吗?到时候日子过不下去,你后悔都来不及!”
我沉默了。我知道张德厚是为我好,但他说的这些话,我一句都听不进去。
“队长,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放弃的。”我站起来,坚定地说。
“你这孩子……”张德厚无奈地摇摇头,“罢了罢了,你自己看着办吧。不过我提醒你,这事没那么简单,你做好心理准备。”
果然,更大的阻力在后面。
没过几天,公社的周主任亲自来找我了。他把我叫到大队部,关上门,开门见山地说:“赵建国同志,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不要破坏革命同志的婚姻。”
“周主任,”我尽量保持冷静,“我没有破坏任何人的婚姻。秀兰姐是自由的,她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幸福。”
“幸福?”周主任冷笑一声,“你觉得你能给她什么幸福?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知青,有什么资格谈幸福?”
他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但我咬着牙说:“就算我给不了她富裕的生活,但我能给她的,是一颗真心。”
“真心?”周主任哈哈大笑,“赵建国同志,你也太天真了。在这个世界上,真心值几个钱?我劝你还是现实一点,不要为了一个女人毁了自己的前程。”
“我不在乎什么前程。”我说。
“你不在乎,组织在乎!”周主任的脸色沉了下来,“实话告诉你吧,你的事情我已经向县里汇报了。如果你执迷不悟,组织上会考虑把你调到更艰苦的地方去接受再教育。”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我知道他有这个能力,他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想整一个知青,有的是办法。
但我还是不肯屈服。
“周主任,随便你怎么处置我,我都认了。但我绝不会放弃秀兰姐。”
“好,你有种!”周主任阴冷地笑了笑,“那我们走着瞧。”
他走后,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队部里,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愤怒。
我知道,我的坚持可能会毁了我的一生。但我不后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前途更重要,比如尊严,比如爱情。
可是张秀兰并不知道这一切。
她只知道,自从答应考虑我的求爱之后,村里的风言风语越来越多,队里的干部也开始对她另眼相看。甚至有人放出话来,说如果她敢跟我在一起,就要收回她家的宅基地和自留地。
她害怕了。
第九章 退缩
那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去她家,却发现门锁着。我敲了半天,没人应。我以为她不在家,正准备离开,却听见里面传来张小宝的哭声。
“秀兰姐!你在吗?”我拍着门喊道。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张秀兰露出半张脸,眼睛红肿着,显然哭过。
“建国,你走吧。”她的声音沙哑,“以后别来了。”
“为什么?”我心里一沉,“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她摇摇头,“就是……就是我想通了。我们不合适,还是算了吧。”
“不合适?”我急了,“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你告诉我,我们一起想办法!”
“没有难处!”她的声音突然提高了,“我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了!你走吧!别再纠缠我了!”
说完,她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站在门外,心如刀绞。我知道她一定是在撒谎,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压力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秀兰姐!你开门!”我使劲拍着门,“你把话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门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还有张小宝稚嫩的声音:“妈妈,你怎么哭了?建国叔叔在外面……”
“别叫他!”张秀兰的声音带着哭腔,“他不是你叔叔!他是个坏人!”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被撕裂了。她居然在孩子面前说我是坏人。
我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她家。走在回家的路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不恨她,我只恨这个该死的世界,恨这个不允许我们相爱的时代。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丢了魂一样。干活没力气,吃饭没胃口,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刘红梅和其他几个知青都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问我怎么了,我只是摇头不说话。
有一天晚上,刘红梅来找我。
“建国哥,”她坐在我对面,小心翼翼地说,“你跟秀兰姐的事,我都听说了。”
我没说话。
“你别难过,”她安慰我,“天涯何处无芳草,你这么好,肯定会遇到更好的人的。”
“你不懂。”我苦涩地笑了笑。
“我懂。”她低下头,声音很轻,“我知道你喜欢她。可是……可是你们真的不合适。”
“为什么连你也这么说?”我有些激动,“就因为她是寡妇?就因为她比我大?就因为她带着个孩子?这些难道就是阻碍真爱的理由吗?”
“不是因为这些。”刘红梅抬起头,看着我,“是因为现实。建国哥,你想想,你们在一起之后怎么办?你能养活她们吗?你能承受得住别人的指指点点吗?你能保证将来不会后悔吗?”
我沉默了。这些问题,我不是没想过,只是不愿意去想。
“我知道你现在听不进去,”刘红梅叹了口气,“但我还是要说。建国哥,放手吧,对你对她都好。”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想了很久很久。
我想起张秀兰那双忧郁的眼睛,想起她做的酸菜,想起她叫我“建国”时的温柔语气……然后又想起周主任的威胁,想起张德厚的劝说,想起村里人的闲言碎语……
我终于明白了,有些事情,不是光有爱就能解决的。
可是,真的要放弃吗?
就在我痛苦挣扎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件,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第十章 风波
那天上午,我正在地里干活,忽然听见村里传来一阵喧闹声。紧接着,就看见王麻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张寡妇跳井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响,扔下锄头就往村里跑。
跑到张秀兰家附近的那口井边,已经围了一大群人。我拨开人群挤进去,看见张秀兰浑身湿漉漉地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已经昏迷过去了。
“秀兰姐!”我扑过去,抱起她的身子,大声喊着她的名字。
“快送卫生所!”张德厚喊道。
我二话不说,抱起她就往公社的卫生所跑。一路上,我拼命地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不能死!她绝对不能死!
到了卫生所,医生抢救了半天,总算把她救了回来。医生说,幸好发现得及时,再晚几分钟,人就没了。
我守在病床边,看着她苍白的面容,心疼得无以复加。我握着她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秀兰姐,你怎么这么傻?”我喃喃自语,“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非要走这条路?”
她缓缓睁开眼睛,看见是我,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建国……”她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
“别说话,”我擦擦她的眼泪,“好好休息。”
“不,我要说。”她固执地摇摇头,“我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
“别胡说!”我制止她,“你会好起来的。”
“建国,”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哀伤,“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可是我们真的不可能了。周主任说了,如果我不答应他,他就要把你调到最偏远的生产队去,让你一辈子都回不了城。我不能连累你……”
原来如此!原来她是为了保护我,才选择自杀的!
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无力感。我恨周主任的仗势欺人,恨自己的无能为力,更恨这个把人逼上绝路的时代。
“秀兰姐,你听我说。”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就算把我调到天涯海角,我也不会放弃你。你要是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建国……”
“答应我,”我凝视着她的眼睛,“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再做傻事了。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能闯过去的。”
她看着我,眼泪无声地滑落。过了很久,她终于轻轻地点了点头。
张秀兰跳井的事很快就在公社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有的同情她,有的指责她,但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周主任。
“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
“人家不愿意就算了,何必这样?”
“还是个干部呢,干出这种事,也不嫌丢人!”
舆论的压力让周主任不得不收敛了一些。他不再公开逼迫张秀兰,但暗地里的小动作依然不断。
而经过这次事件,我和张秀兰的关系反而更近了一步。我们都意识到,生命是如此脆弱,如果不珍惜眼前人,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出院那天,我去接她。当着很多人的面,我牵起了她的手。
“秀兰姐,”我大声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女人了。谁要是敢欺负你,先过我这一关!”
周围的人都惊呆了。张德厚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张秀兰红着脸,但没有挣脱我的手。她低着头,轻声说:“傻子,你这是何苦呢?”
“我愿意。”我笑着说。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第十一章 考验
公开恋情之后,我和张秀兰面临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首先是来自家庭的压力。我虽然远在北京的父母管不到我,但他们通过信件得知了这件事。我父亲在信里严厉地批评了我,说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丢尽了赵家的脸”。母亲则在信里哭着求我,让我“多为自己的前途想想”。
我看着那些信,心里很难受。我知道父母是为我好,但他们不理解我,不理解我对张秀兰的感情。
其次是来自知青群体的疏远。以前跟我关系不错的几个知青,现在都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我。他们认为我“自甘堕落”,“跟一个农村寡妇搅在一起,丢尽了知青的脸”。
只有刘红梅还一如既往地对我好。她虽然没有公开支持我,但总是在暗中帮我。有时候给我送点吃的,有时候帮我干点活,让我在孤立无援的时候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建国哥,”有一天她对我说,“你真的想好了吗?这条路不好走。”
“想好了。”我坚定地说,“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要走下去。”
“那好吧。”她叹了口气,“既然你决定了,我就支持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嗯,我答应你。”
然后是来自生活的压力。公开恋情之后,队里开始故意刁难我们。分给我的活都是最重最累的,工分却给得最少。张秀兰也被安排去做最脏最苦的活,比如掏粪、挑粪之类的。
我们知道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但我们没有抱怨,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坚持住,总有一天会熬出头。
每天晚上,我都会去她家,帮她干完剩下的活,然后陪她说说话,逗小宝玩。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却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建国,”有一天晚上,她依偎在我怀里,轻声说,“你说,我们能熬过去吗?”
“能的。”我吻了吻她的额头,说:“能的。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困难都不怕。”
她在我怀里蹭了蹭,像一只温顺的小猫。月光从窗户洒进来,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的眼角有泪光闪烁。
那一夜,我们说了很多话。关于未来,关于梦想,关于那个遥不可及却又触手可及的幸福。
我说:“等以后政策好了,我就带你和小宝回北京,去看看天安门,逛逛故宫,吃吃全聚德的烤鸭。”
她笑着说:“我可不敢想那么远,只要能跟你安安稳稳过日子,在哪都一样。”
“会的。”我紧紧抱住她,“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第十二章 转机
一九七六年秋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消息传到张家沟的时候,全村人都沸腾了。人们敲锣打鼓,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
而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意味着更多。它意味着知青回城的政策可能要松动了,意味着我和张秀兰的未来有了新的可能性。
果然,没过多久,上面就传来了消息:知青可以申请回城了。
消息一出,整个知青点都炸了锅。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写申请、找关系,想要尽快离开这个待了好几年的穷山沟。
刘红梅第一个来找我:“建国哥,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要一起申请回城?”
我犹豫了。我当然想回城,那里有我的父母,有我的家,有更好的生活。但如果我回去了,张秀兰怎么办?小宝怎么办?
“我再想想。”我说。
“还想什么呀?”刘红梅急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了这次,谁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回去?”
“我知道。”我叹了口气,“可是秀兰姐和小宝……”
“你可以带她们一起走啊!”刘红梅说,“反正现在政策也放宽了,知青结婚的可以带家属一起回城。”
这句话点醒了我。对啊,我可以带她们一起走!
我兴冲冲地跑去告诉张秀兰这个好消息。没想到,她却摇了摇头。
“建国,我不能跟你走。”她的声音很低,但很坚定。
“为什么?”我愣住了。
“我走了,铁柱的坟谁来打理?他的父母谁来照顾?”她的眼眶红了,“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可是……”
“你别说了。”她打断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是铁柱的妻子,虽然他走了,但他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就抛弃他们。”
我沉默了。我知道她说得有道理。张铁柱的父母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身体不好,又没有其他子女。如果张秀兰走了,他们就真的成了孤寡老人。
“那我也留下来。”我说。
“不行!”她急了,“你必须回去!你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怎么能放弃?”
“没有你,我回去又有什么意义?”我看着她,认真地说。
“建国,你别傻了。”她的眼泪掉了下来,“你爸妈还在北京等着你呢。你不能为了我,辜负了他们。”
“可是……”
“听我的,”她握住我的手,声音哽咽,“你先回去,安顿好了,再想办法接我们。这样总可以吧?”
我看着她,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知道她是在为我考虑,不想拖累我。可是让我一个人走,我又怎么放心得下?
“好。”我最终还是答应了,“我先回去,等我站稳脚跟,就来接你们。”
第十三章 离别
一九七七年春天,我的回城申请批下来了。
临走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张德厚握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建国啊,回去了好好干,别给咱张家沟丢脸。”
“队长,您放心。”我点点头,“我一定不会忘记大家的。”
刘红梅和其他几个知青也来送我,大家都哭了。这几年朝夕相处,虽然有过矛盾,有过争吵,但临别之际,心里还是充满了不舍。
张秀兰站在人群后面,怀里抱着小宝,一句话也没说。她的眼睛红肿着,显然昨晚哭了一夜。
我走过去,站在她面前,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秀兰姐……”我开口叫她。
“别说了。”她摇摇头,把一个小包袱塞进我手里,“这是我给你烙的饼,路上吃。”
我接过包袱,感觉沉甸甸的。我知道,那不仅仅是饼,更是她的心意,她的牵挂。
“小宝,”我蹲下身,摸了摸孩子的头,“叔叔要走了,你要乖乖听妈妈的话,知道吗?”
“建国叔叔,你什么时候回来?”小宝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地问。
“很快。”我鼻子一酸,“叔叔很快就会回来接你们的。”
“拉钩。”他伸出小拇指。
“拉钩。”我跟他拉了勾,又在他额头上亲了一口。
汽车来了。我上了车,从车窗探出头,看着渐渐远去的人群。张秀兰站在最前面,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车子越走越远,她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
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眼泪无声地滑落。
再见了,张家沟。再见了,我的爱人。
我一定会回来的。
第十四章 归途
回到北京之后,一切都变了。
城市还是那个城市,但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模样。街道上到处都是欢庆的人群,人们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那些曾经被打倒的老干部们重新站起来了,那些被禁的书刊和电影又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我父母也平反了。父亲恢复了工作,母亲也回到了学校教书。家里的生活条件一下子改善了很多。
他们看到我回来,高兴得不得了。母亲抱着我哭了半天,说:“儿子,你可算回来了,妈想死你了。”
父亲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见他的眼眶也红了。
那几天,我享受着久违的家庭温暖,心里却始终惦记着张秀兰和小宝。我给他们写过几封信,但因为地址变动,一直没有收到回音。
我决定尽快回去接他们。
可是当我跟父母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却坚决反对。
“不行!”父亲一拍桌子,“你疯了?娶一个农村寡妇?还带着个拖油瓶?你让我们赵家的脸往哪儿搁?”
“爸,我是认真的。”我试图说服他,“秀兰姐是个好人,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我不能忘恩负义。”
“什么忘恩负义?”父亲怒气冲冲地说,“你在农村待了几年,脑子都坏掉了?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势吗?改革开放了,国家需要人才!你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应该把精力放在事业上,而不是儿女情长!”
“可是……”
“别说了!”父亲打断我,“这件事没得商量!你要是敢娶那个女人,就别进这个家门!”
母亲也在旁边抹眼泪:“建国啊,你就听你爸的吧。妈不是看不起农村人,可是你们真的不合适。你想想,她比你大好几岁,还带着个孩子,你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我以为回到北京就能解决问题,没想到面对的却是更大的阻力。
但我没有放弃。我相信,只要我坚持,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的。
那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四处打听张秀兰的消息。我托人写信到公社,托人打听她们的情况,但都没有回音。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刘红梅的信。
信上说,我走后不久,周主任又来找张秀兰的麻烦了。他以“破坏革命团结”的名义,把张秀兰调到了最偏远的林场去劳动。小宝没人照顾,只能寄养在邻居家。
信的最后,刘红梅写道:“建国哥,你快回来吧。秀兰姐她……她真的很需要你。”
看完信,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我恨不得立刻飞回陕北,飞到她的身边。
当天晚上,我跟父母摊牌了。
“爸,妈,对不起。”我跪在他们面前,“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我不能丢下秀兰姐不管。她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我不能辜负她。”
“你……”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明天就走。”我磕了一个头,“等我安顿好了,再回来看你们。”
说完,我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身后传来母亲的哭声和父亲的怒吼声,但我没有回头。
我知道,这一走,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但我不后悔。
因为在我心里,有比家更重要的东西。
第十五章 重逢
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又转了两趟汽车,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半年的张家沟。
村子还是那个村子,但看上去比以前更破败了。路上没什么人,冷冷清清的。我径直往张秀兰家走去,心跳得厉害。
远远地,我看见她家的院门虚掩着。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显得十分荒凉。我的心一沉,快步走上前去。
推开门的瞬间,我呆住了。
院子里空荡荡的,鸡窝没了,枣树枯死了,窑洞的门上也挂着一把大锁。
“秀兰姐!”我喊了一声,没有人应答。
“秀兰姐!”我又喊了一声,还是没有人。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去哪了?小宝去哪了?
我疯了一样地跑去找张德厚。张德厚看见我,吃了一惊:“建国?你怎么回来了?”
“队长,秀兰姐呢?”我急切地问,“她去哪了?”
张德厚的脸色变了变,叹了口气说:“她……她被调到南沟林场去了。周主任说她在村里影响不好,就把她调走了。”
“南沟林场在哪?”
“在南山里,离这儿三十多里地。”
“小宝呢?”
“小宝寄养在王婶家了。”
我二话不说,转身就往外跑。
“哎,你去哪?”张德厚在后面喊。
“去找她!”
三十里山路,我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跑完了。当我到达南沟林场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林场很小,只有几间破旧的木板房。我挨个找过去,终于在最后一间房里找到了她。
她正在灶台前做饭,背对着我。她瘦了很多,原本合身的衣服现在空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头发也剪短了,胡乱地用橡皮筋扎着。
“秀兰姐。”我轻声叫道。
她的身子猛地一震,手中的勺子掉在了地上。她缓缓转过身,看见是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建国……真的是你吗?”她的声音颤抖着,眼泪夺眶而出。
“是我。”我走上前,紧紧抱住她,“我回来了。对不起,我来晚了。”
她趴在我肩膀上,放声大哭。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酸都哭了出来。
我抱着她,眼泪也止不住地流。
“傻瓜,”她一边哭一边捶打着我的胸膛,“你回来干什么?你不是回城了吗?你回来干嘛?”
“回来娶你。”我捧着她的脸,一字一句地说,“我说过,这辈子非你不娶。”
她看着我,眼泪流得更凶了。
“可是……可是你爸妈……”
“他们不同意,我就不回去了。”我擦干她的眼泪,“从今往后,你在哪,我就在哪。”
“你这个傻子……”她扑进我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那一夜,我们聊了很久很久。她告诉我,我走后周主任是如何刁难她的,她又是如何咬牙坚持下来的。她说,她好几次都想放弃,但一想到我,就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她依偎在我怀里,轻声说。
“我当然会回来。”我吻了吻她的额头,“因为这里有我最爱的人。”
第十六章 扎根
我决定留在南沟林场,跟张秀兰一起生活。
林场的条件很差,比张家沟还不如。住的是漏风的木板房,吃的是粗粮野菜,喝的是山泉水。但对我来说,只要有她在身边,再苦的日子也是甜的。
我们在林场安了家。白天一起上山干活,晚上回来一起做饭、聊天。周末的时候,我会走三十里山路去村里接小宝回来团聚。
小宝看见我很高兴,搂着我的脖子不肯撒手:“建国叔叔,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怎么会呢?”我捏捏他的小脸蛋,“叔叔答应过你的,一定会回来接你。”
张秀兰在旁边看着我们,笑得眼睛弯弯的。
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虽然清贫,却很幸福。林场的工友们对我们很好,知道我们是真心相爱,都很支持我们。
“小赵啊,”林场的老场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有眼光,秀兰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别辜负了人家。”
“场长放心,我一定会的。”我郑重地点头。
一九七八年春节,我和张秀兰在林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没有婚纱,没有酒席,甚至连一桌像样的饭菜都没有。但我们都很开心,因为这一天,我们等了太久太久。
婚礼上,张德厚特意从村里赶来,给我们当证婚人。他喝了几杯酒,红着眼眶说:“建国,秀兰,你们不容易啊。经历了这么多磨难,终于走到了一起。我祝你们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刘红梅也来了。她抱着我哭了:“建国哥,你真了不起。你做到了。”
我笑着拍拍她的背:“谢谢你,红梅。要不是你当初鼓励我,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婚礼很简单,但很温馨。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粗茶淡饭,说着祝福的话。窗外飘着雪花,屋里却暖洋洋的。
那天晚上,我搂着张秀兰,看着窗外的雪景,心里充满了感激。
“秀兰姐,”我轻声说,“谢谢你,愿意嫁给我。”
她靠在我肩上,柔声说:“是我该谢谢你才对。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永远不会放弃你。”我吻了吻她的额头,“这辈子,下辈子,都不会。”
第十七章 新生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陕北。
一九八零年,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推行。农民们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积极性一下子高涨起来。我们林场也进行了改革,实行承包经营。
我承包了一片山地,种上了苹果树和核桃树。张秀兰则在林场里养起了鸡和猪。我们起早贪黑地干,虽然辛苦,但看着那些果树一天天长高,小猪崽一天天长大,心里充满了希望。
“建国,”有一天晚上,张秀兰靠在我肩上,憧憬地说,“等苹果树挂了果,我们就有了稳定的收入。到时候,我们把房子翻修一下,再给小宝买辆自行车……”
“好。”我笑着答应,“都听你的。”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苹果树第三年开始挂果,虽然产量不高,但已经能看到希望了。养的鸡和猪也卖了好价钱,我们攒下了一笔钱。
一九八二年,我们翻修了房子。把原来的木板房拆了,盖了三间砖瓦房。新房宽敞明亮,冬暖夏凉。搬进去那天,张秀兰高兴得像个孩子,在屋子里转了好几圈。
“建国,我们有新家了。”她笑着说,眼里闪着泪光。
“是啊。”我握住她的手,“我们的家。”
那一年,小宝也上学了。小家伙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拿着奖状回来给我们看。
“爸爸,妈妈,我考了第一名!”他扬着奖状,骄傲地说。
“真棒!”我把他抱起来,举得高高的,“小宝长大了肯定有出息!”
张秀兰在旁边笑着,眼角却悄悄湿润了。
“怎么了?”我注意到她的异样。
“没什么。”她擦擦眼角,“就是觉得……太幸福了。幸福得有点不真实。”
我走过去,把她拥进怀里:“傻瓜,这就是真实的。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的。”
她靠在我怀里,轻轻点了点头。
第十八章 回乡
一九八三年夏天,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父亲说,母亲身体不太好,希望我能回去看看。信的末尾,他写道:“儿子,这些年,是爸不对。你带着媳妇和孩子回来吧,爸想见见他们。”
看完信,我的手在颤抖。
这么多年了,父亲终于松口了。
“怎么了?”张秀兰走过来,看见我手里的信,问,“谁写的?”
“我爸。”我把信递给她。
她看完信,沉默了很久。
“建国,”她抬起头,看着我,“我们回去看看吧。”
“你……愿意跟我回去?”我有些不敢相信。
“当然愿意。”她笑了,“他们是你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父母。这么多年了,也该去见见他们了。”
我紧紧地抱住她,心里充满了感激。
一周后,我们一家三口踏上了回北京的列车。
小宝第一次坐火车,兴奋得不得了,趴在车窗上看外面的风景。张秀兰也有些紧张,不停地整理衣服和头发。
“别紧张,”我握住她的手,“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
“谁是丑媳妇?”她嗔怪地瞪了我一眼。
“我错了,我错了。”我连忙求饶,“是漂亮媳妇,行了吧?”
她这才满意地笑了。
到了北京,父母已经在火车站等着了。几年不见,他们都老了很多。父亲的头发白了大半,母亲的脸上也多了许多皱纹。
“爸,妈。”我走上前,叫了一声。
父亲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半晌才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母亲则直接扑上来,抱着我哭了起来。
张秀兰站在旁边,有些局促。我拉过她,对父母说:“爸,妈,这是秀兰,你们的儿媳妇。这是小宝,你们的孙子。”
母亲擦了擦眼泪,打量着张秀兰,然后拉过她的手,说:“好孩子,这些年苦了你了。”
张秀兰的眼眶红了,叫了一声:“妈。”
父亲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走过去,摸了摸小宝的头,说:“好小子,长得真结实。”
那一刻,我知道,所有的隔阂都已经消除了。
在北京的那些天,我带张秀兰和小宝逛了故宫、天安门,吃了全聚德的烤鸭。他们玩得很开心,尤其是小宝,每天都兴奋得睡不着觉。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把我叫到书房。
“儿子,”他坐在椅子上,抽着烟,“爸以前反对你们,是爸不对。这些年,爸想通了。什么门当户对,什么身份地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真心相爱,能互相扶持着走下去。”
“爸……”我的眼眶湿了。
“秀兰是个好姑娘,”父亲继续说,“你娶了她,是你的福气。好好对她,别辜负了人家。”
“嗯。”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还有,”父亲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一点钱,你们拿着。回去好好过日子,有什么困难就跟家里说。”
“爸,不用……”
“拿着!”父亲硬塞进我手里,“就当是爸给儿媳妇的见面礼。”
我接过信封,心里暖暖的。
那一刻,我知道,我终于得到了父母的认可。我和张秀兰的爱情,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第十九章 岁月
回到陕北之后,我们的生活步入了正轨。
果园的规模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几十棵果树发展到几百棵。我们还承包了更多的山地,种上了梨树、桃树和杏树。每到春天,漫山遍野的果树开花,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美不胜收。
张秀兰的养殖业也越做越大。从最初养的几只鸡、几头猪,发展到上百只鸡、几十头猪。她还学会了科学养殖的方法,引进了新品种,效益越来越好。
我们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家里添置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还买了一辆摩托车。小宝上学也不用走路了,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学校。
日子越过越红火,村里人都羡慕我们。
“建国这小子真有本事,”王麻子逢人就说,“当初我还笑话他娶了个寡妇,现在看来,人家才是真有眼光。”
我听了只是笑笑,不置可否。
其实我知道,不是我有什么本事,而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相互扶持。如果没有张秀兰,我可能早就放弃了。如果没有我,张秀兰也可能撑不下来。
我们是彼此的依靠,也是彼此的力量。
一九八五年,小宝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秀兰高兴得哭了。
“建国,你看,小宝考上重点中学了!”她举着通知书,又哭又笑。
“是啊,”我搂着她,“我们的儿子有出息了。”
“妈妈,爸爸,”小宝站在我们面前,认真地鞠了一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把我抚养成人。”
张秀兰一把抱住他,哭得更厉害了。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充满了欣慰和自豪。
那些年,我们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最终都挺过来了。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心中有爱,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第二十章 初心
一九九零年,我已经三十四岁了,张秀兰也快四十了。
这些年,我们的果园和养殖场越做越大,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县里还给我们颁发了“勤劳致富标兵”的奖状。
但不管日子怎么变,我们之间的感情从来没有变过。
每天清晨,我还是会牵着她的手,一起去果园里转转。看看果树的长势,摘几颗熟透的水果,然后坐在山坡上看日出。
“建国,”有一天早上,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你说,我们这辈子,值不值?”
“值。”我毫不犹豫地说,“有你,有小宝,有这个家,什么都值了。”
“我也是。”她笑了,眼角的鱼尾纹像菊花一样绽放,“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我不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爱上你啊。”她调皮地说。
“你敢后悔?”我假装生气,伸手去挠她的痒痒。
“不敢了不敢了!”她笑着躲开,“我开玩笑的!”
我们在山坡上追逐打闹,笑声在山谷里回荡。那一刻,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回到了那个偷鸡的夜晚。
“秀兰姐,”我突然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她,“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
“什么事?”她也停下来,疑惑地看着我。
“对不起。”我握住她的手,“当年偷了你家的鸡,我一直觉得很愧疚。”
她愣了一下,然后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都多少年了,你还记着呢?”
“当然记得。”我认真地说,“那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混蛋的事。”
“其实,”她低下头,声音变得柔软,“我早就原谅你了。或者说,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为什么?”
“因为那只鸡,”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闪着光,“让我认识了你。”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把她紧紧地拥进怀里。
“秀兰姐,”我在她耳边轻声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回应道。
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远处,果园里的果树郁郁葱葱,挂满了果实。那是我们用心血浇灌出来的,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经历了风雨,终于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尾声
二零零五年,小宝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和一个北京姑娘结了婚,在城里安了家。
我和张秀兰还住在陕北,守着那片果园和养殖场。虽然孩子们都劝我们去城里享福,但我们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
“这里是我们相爱的地方,”张秀兰说,“我要在这里陪你一辈子。”
“好。”我握着她的手,“那我就陪你一辈子。”
如今,我们已经老了。头发白了,牙齿掉了,腰也弯了。但我们的心,还像年轻时一样炽热。
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都会牵着她的手,在果园里散步。看着那些果树从发芽到结果,就像看着我们的爱情,从萌芽到成熟。
有时候,小宝会带着媳妇和孩子回来看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张秀兰做的酸菜,聊着家常,其乐融融。
“爷爷,奶奶,”小孙女仰着头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和张秀兰对视一眼,笑了。
“这个啊,”我摸摸她的头,“说来话长……”
我没有告诉她,我偷过她奶奶家的鸡。
但我告诉了她,我偷走了她奶奶的心。
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一个关于爱情、关于坚守、关于初心的故事。
而故事的结尾,永远只有一个——
“我们很幸福。”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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