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那年,我的世界,在体育课上摔碎了。
800米跑,摔下去,晕倒,醒来确诊——肥厚型心肌病。
医生说,这是遗传性心脏病,会导致心源性猝死,需要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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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每个学期至少一次北京行,成了我们家的“规定动作”。
三年,我粗略算过,往返北京不下8次,光路费住宿就花了好几万。我妈有严重的晕车症,每次坐高铁都难受得要命,但她从来不抱怨。我爸为了省钱,每次都住几十块钱的旅馆,睡一宿腰疼得直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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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难受的,不是病痛,而是看着他们为我奔波,却什么都做不了。我试着在课堂上多学一点,回家后多做一点家务,但我知道,这些远远不够。
直到今年,一个转折点出现了。
我听说,北京阜外医院的张璇教授和叶蕴青教授,每周六都会在吉林国文医院出诊。
我妈一开始不信,觉得是“挂羊头卖狗肉”。但那天,她带我去了现场,见到了张璇教授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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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详细看了我的病历,做了心脏超声检查,告诉我:“治疗方案和北京阜外医院完全一致,以后所有的复查,在国文医院都能完成,不需要再跑北京了。”
那一刻,我看到了我妈流泪了。
从公主岭到北京,1000多公里,三年;从家到国文医院,20分钟,一个周六的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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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不怕治,就怕折腾。家门口的北京专家,让我终于可以安心地、持续地、稳定地接受治疗,也让我终于有机会,好好拥抱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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