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河东郡下辖安邑、夏县一带，是晋南秦汉时期人口稠密的区域，地方宗族势力根深蒂固。王充《论衡》写下“古礼庙祭，今俗墓祀”，点明东汉社会，家族祭祖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墓地之上。史书多记录高官大族的事迹，生活在郡县乡间普通宗族如何安葬族人，文字记载十分有限。很长一段时间，河东地区东汉中晚期家族墓地完整实例并不多。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裴介村发掘资料，填补了这一块实物空白。2021年，考古队伍在夏县裴介村西开展抢救发掘，清理墓葬27座，跨汉、宋金、明清多个时代。其中五座东汉中晚期砖砌墓葬，以两两异穴并列的形式排布，墓葬之间不存在叠压打破，朝向统一，成为观察东汉基层宗族制度难得的考古证据 。史书讲宗族礼制，考古拿出地下的墓葬格局，文字与遗迹在此形成相互对照。
这五座汉墓全部是长斜坡墓道砖砌多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后室组成，部分还增设耳室、侧室，是中原东汉中晚期非常典型的墓葬形制。墓葬都遭遇过后世盗扰，墓顶坍塌，人骨大多被扰乱，但整体布局保留完整。五座墓分成两组两两并列，余下一座位置稍远，间距经过有意规划，并不是随意开挖。
目前学界认为，这种两两异穴并列，最常见是夫妻分穴安葬，再向外扩展，接纳家族其他成员，属于“同茔异穴”的家族墓地模式。部分研究者推测，这片墓地属于当地家境殷实的富民或者基层小士族，并不是王侯级别大墓。尚存在争议的地方在于，因为没有出土印章、碑刻，墓主具体家族名号，已经无法确认。
整片墓地出土陶器、釉陶器、铜器、铁器合计147件（套），器物组合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釉陶是这批遗存最出彩的部分，釉陶孔雀灯、釉陶仓、陶案、魁、耳杯、灶、井，都是东汉模拟人间居所的明器。孔雀灯造型灵动，孔雀昂首，背部承托灯盏；釉陶仓模仿地面仓房，熊足承托屋顶，把现实世界的仓储、宴饮场景复刻进地下。少量五铢铜钱、铁器残件，也反映河东当地农耕与商品流通状况 。
把视线放大，东汉时期河东土地肥沃，农耕发达，地方宗族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是社会常态。有权势的大族会修建规模宏大的墓园，普通富裕家庭，也会规划一片墓地，让几代族人归葬一处。过去我们读典籍，只知道“墓祀”的习俗，裴介村墓地，把这套习俗变成看得见的遗迹。
有意思的一点，发掘区内宋金、明清墓葬层层叠加，千余年之后，后人依旧选择这片台地埋葬逝者，土地延续作为墓地使用，也侧面反映这片区域宗族定居的延续性。
很多人看考古，习惯追逐王陵、重器、铭文。裴介村这处墓地，没有惊天的金玉重宝，没有可以对应大人物的文字题记。地下留下来的，是普通家族对于生死的安排：夫妻分穴而葬，族人有序排布，用一整套陶制器物，期许地下延续生前的生活。
历史并不只是书本上有名姓的人物传记。东汉河东乡间，一个个普通家庭繁衍、劳作，依照世代传下的礼制规划身后归宿。一座座砖室、一件件釉陶，正是无数平凡家族的生存轨迹，拼凑出汉代基层社会真实运行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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