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1912年，一对德国领事夫妇在成都蒲江遇到免费的渡船‖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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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

一对德国领事夫妇在

成都蒲江遇到免费的渡船

李 辉

蒲江边渡船。1912年，摄影：魏司夫妇，四川大学出版社供图。该图收入《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一书，图片并未说明是蒲江哪个渡口，但结合两岸地形地貌判断，疑为合江渡。

一九一二年秋天，一艘小木船缓缓驶过蒲江河。

船上坐着的德国人，是新婚不久的弗瑞兹·魏司和海德维希。弗瑞兹是德国驻四川总领事，1911年携妻自柏林赴成都履职，经上海溯长江而上，次年到任。入蜀后，这对夫妇酷爱旅行，足迹遍及川西南河谷山峦，用相机留下大量珍贵影像。那日，他们沿川西南官道穿行，路经蒲江寿安，在蒲江河边等来一艘渡船。船家撑篙，水波荡荡，两岸的稻田在秋阳下泛着金黄。上岸时，海德维希摸出铜板，准备付渡钱。

船家摆摆手，说了一句话。

随行的翻译告诉她：这渡口是义渡，不收钱。田产生息，永济行人。

海德维希愣了片刻，举起相机，拍下了那个渡口和船，拍下了船家，拍下了河上运载木炭的竹筏。那几张照片的底片，后来漂洋过海，藏进了魏司家的档案柜里。

运载木炭的竹筏，蒲江上。1912年，摄影：魏司夫妇，四川大学出版社供图。该图亦收入《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一书，根据图片上方左岸地形、树木和河道弯曲流向，大概率为蒲江河、临溪河交汇处。

他们究竟走的是哪个渡口？蒲江自县城顺江而下，曾有青龙渡、仁寿渡、合江渡、高河渡、朱濠渡五个古渡。魏司夫妇的镜头没有留下地名，后人已无法确证。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个时代的蒲江渡口，大多已是“义渡”。五个渡口中，青龙渡、合江渡、高河渡、朱濠渡均有明确史料记载为义渡；仁寿渡设立于民国35年（1946年），已是魏司夫妇来蒲34年以后的事情。当时义渡传统已普遍，其性质当同属此类。

据《蒲江县志》（1992版）载，蒲江河沿线旧时共有青龙渡、仁寿渡、合江渡、高河渡、朱濠渡五大知名渡口。青龙渡位于原青龙场（今寿民社区）上场口；仁寿渡地处寿安镇半边街至陈河坝河段；合江渡坐落于蒲和大桥下游500米处；高河渡（又名五星渡）在原高河场（今五星社区）下场口；朱濠渡地处邛、蒲两县交界朱濠滩。古时蒲江河道水深宽阔，难以架桥，多依靠木船摆渡。这五处渡口使用起止年代不同，起初多为民间募资兴办的公益义渡，靠公田田租维持免费渡运。新中国成立后，渡口收归公产，由政府补贴，群众免费乘坐。随着河上桥梁的陆续建成，五处渡口从上世纪70年代起相继陆续停用。图片来源：由作者李辉提供

魏司夫妇不知道的是，这道“不收钱”的规矩，早在四十七年前就被刻进了一块石头。

一、嵌在墙里的碑

“不收钱”的规矩，藏在一面老墙里。

寿安镇灰窑街原寿安粮站（关帝庙旧址）高墙里嵌有义渡碑、护鱼碑等七通碑 图片来源：李辉/摄

寿安镇下场口灰窑街，原是关帝庙旧址。上世纪六十年代，庙改成了粮站，有七通石碑被砌进了墙里。第一次去看这几通碑时，在街口遇到一个老人，叼着烟杆，眯着眼看我：“找啥子？”

“义渡碑。”

他用烟杆指了一下墙根。我蹲下来，拂去碑面的灰。红砂石质，高1.2米，宽0.7米。碑首题着“合江河置买田业兴设义渡序”几个字。第一行正文撞进眼里——“使民不病涉”。

五个字，刻得极深。一百六十一年了，笔画还是那么倔，像五根手指，从石头里伸出来，一把攥住我的心。

我忽然想知道，写下这些字的人，当年站在蒲江河边，到底看到了什么，又做了什么。而那对德国夫妇偶遇的“不收钱”的渡船，又是从哪里来的。

二、通衢之困

合江河在寿安镇东边。蒲江河流经此地，旧时人称这段为合江。镇西上场口有“仁寿渡”，镇东下场口便是“合江渡”——碑文里说的“寿市东路合江河”，指的就是这里。

今日繁华美丽的寿安新城。图中右侧宽阔的河面为蒲江河，左侧小河子于此注入蒲江河，也是清代称此段为合江河的由来。两河交汇处即为合江渡口旧址。 图片来源：向文军/摄

寿安镇，旧称“寿市”。北宋时已是川西重镇，《元丰九域志》里记着它的名字。据《宋会要辑稿》，邛州寿安场是当时四川重要的商税与酒税征收地之一。清代杨子元写《蒲江县乡土志》，说它是“水陆辐轴，万商之源”，“邑中商务总汇也”。一个“市”字，道尽了它的筋骨——这不是个自给自足的村子，这是个血脉依赖流通的场镇。明末清初，战乱频繁，寿安却依然酒肆林立。一位叫傅迪吉的过客在笔记里写道：“至寿安镇，见两街俱列酒肆，又闻呱呱之声。”酒香与鼎沸的人声交织，乱世中的生机扑面而来。

清代寿安镇简介 图片来源：蒲江文博

蒲江从镇边流过，往下是新津、彭山，往上通名山、雅安。乾隆《蒲江县志》载：“寿安镇，县东三十里，上省大道。”商旅挑担，马帮驮货，官道上日夜不休。可偏偏，一条河横在中间，把路生生斩断。

魏司夫妇渡河时，义渡已运行近半个世纪。但四十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碑文里写得清楚：“秋冬之际，已难褰裳而渡”。褰裳，就是把裤腿挽起来。可数九寒天，水冷得像刀子，谁愿意脱鞋？可不脱又能怎样？船家的篙子一撑，张嘴就是几个铜板。你咬牙涉水，腿肚子冻得发紫，他还在船头笑。

更怕的是夏天。“至春夏之交，大雨陡发”，河水涨起来，浊浪滔滔，别说涉水，连船都不敢轻易开。可那些“肩挑背负，急于遄征”的人——挑着山货去卖的，背着包袱赶路的，急着过河收庄稼的——他们等不起。雨再大也得走，水再急也得过。船家呢？水涨一分，价涨一寸。你问一句，他翻个白眼：“爱坐不坐，反正河里就我一条船。”

碑文里用了两个字：“射利”。如一枚冷钉，钉进肉里。渡口，本该是通途。却成了关卡，成了险滩，成了无数人无可奈何的一声叹息。这便是合江河义渡兴办前的真实处境。

三、众筹义田

同治四年（1865年）的冬天，有人站出来了。

碑文里称他们“首事”——就是领头的人。没有圣旨，没有官府的饬令，只有这么一群地方上的自发者，“邀集同人垫捐募化”。

他们做的事，朴素得让人意外：凑钱，买田。

清末川西义渡捐募示意图 图片来源：AI生成

买的是八角祠左边的水田，二十四亩三分五厘一毛。加上庙里和尚施舍的一块田，约一亩七分一厘。还有一笔“载粮四钱八分七厘”的税额，折合成田亩——总计二十六亩二分二厘二毛。毫、厘、分、亩，账算得清清楚楚。中国人的田产，向来是锱铢必较的，因为这关乎一家一姓的生计。可这二十六亩多的田，不属于任何一家一姓。它属于合江河义渡，属于每一个需要过河的人。

这便是清末川西乡村兴办义渡的核心模式：以田养渡——不依赖临时募捐，而是购置田产，用每年的租谷作为渡口的固定经费。碑文说得很明白：“每年收租作费，于夏初雇船，秋后搭桥。”春夏水涨，以船渡人；秋冬水落，搭桥济众。一年四季，皆有法度。

更难得的是长远的眼光：“嗣后经理同人，每年除义渡正项动用外，能以余租生息，易船筏而建石桥。”他们从“涉”起步，梦想的却是“通”——有朝一日建一座石桥，让后人再也不必为渡河发愁。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公益机制，一种可以生长的仁。

碑文里还留下了地域管理的痕迹。“安十一甲”四字，透露出当时的乡甲制度——雍正年间蒲江分为十乡，每乡十二甲，合江义渡属安仁乡第十一甲管辖。而“新增堰”则是康熙三十五年县令李绅文开筑的水利工程。这些地名与制度，如今都已湮灭，却曾真实地支撑过这片土地的日常。

无论魏司夫妇当年过的是哪个渡口，他们遇到的“不收钱”，背后都是同一套机制——置田生息，以租养渡。合江渡如此，青龙渡、高河渡、朱濠渡，莫不如此。

四、众姓捐资

碑文的精魂，在左侧那密密麻麻的捐资名录里。正是这些名字，揭开了义渡“如何办成”的秘密。

合江河置买田地兴设义渡碑碑刻捐资名录（部分） 图片来源：文化蒲江 王义重/摄

我数了数，三十九个姓氏，一百零五人。这是一部石刻的清代居民家谱，是那二十六亩二分二厘二毛田的来处。

榜首是“刘马头叶子秤，租钱弍千文，值年经收”。“马头”就是码头。刘码头在高河场，地处蒲江与临溪河交汇处，当年水运发达，货物堆栈林立，是县境最大的水运枢纽。“叶子秤”是一杆称叶子烟的大秤，刘码头捐的不是现钱，而是这杆秤每年的租钱收益，每年由经收人收取后固定拨两千文交付义渡。“值年经收”意味着这笔钱有专人、按年度、制度化地完成交付——不是一次性的施舍，而是可持续的、有保障的公益投入。这是地方商业势力对公益的参与，也是清代民间公益自我运转的制度智慧。

接下来是仙岩寺、圆觉寺、观音寺——和尚们也来了。仙岩寺始建于宋熙宁年间；圆觉寺建于宋淳化元年；观音寺建于明洪武年间。三大古刹，香火钱里省出一份，捐资渡人，是佛家慈悲的践行。

然后是那些读书人：举人王翼修，同治三年（1864）乡试中举；贡生叶长青，光绪元年（1875）被选为贡生。还有廪生、文生、职员、国学一串串名字。他们是地方上的士绅，知书达礼，懂得“使民不病涉”的分量，也具备组织公事的话语权。

可最让我挪不开眼的，是那些没有头衔的名字，和那些女人的名字。

合江河置买田地兴设义渡碑 图片来源：文化蒲江 王义重/摄

“向康氏及男向建川、向大川与孙向占成，上钱陆拾千文”。这是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一家三代凑了六十千文。

“王范氏及孙王元寿，上银弍拾两”。祖母和孙子，二十两银子。

“赵王氏，上钱四千文”。“刘杨氏，上钱二千文”。“范孙氏，上钱二千文”。“任王氏，上钱一千文”。

这些“某门某氏”，是史书里最沉默的人。她们的名字只在丈夫的姓氏后面，作为一个后缀存在。可在这块碑上，她们发出了声音。那六十千文，是什么概念？据清代中后期川西米价估算，一石米约两千文，六十千文约可买三十石米，差不多够一个五口之家吃上两年。向康氏一家三代，不知攒了多少年，才凑出这笔钱。她们是过河时最需要帮助的人——怀里抱着孩子，手里提着包袱，站在河边，望着暴涨的河水，脚都不敢伸。她们捐钱，是在为自己、也为所有和自己一样的女人，买一份“通行安稳”。

我想象那个叫向康氏的女人。丈夫不在了，她拉扯大两个儿子，又看着孙子出生。六十千文——那得从针线活计里一分一厘攒下多少年？她来捐钱的时候，穿着粗布衣裳，头发已经花白。管事的问她：“老人家，您这钱是全家凑的吧？”她点点头，说：“一家人，能过河就行。”

那一百零五人，码头把头、寺庙僧侣、士绅文人、市井百姓、无名妇孺——他们达成了空前的一致。这二十六亩多义田，不是任何一家的私产，是整个社区用信任与铜钱共同认购的一份契约。契约上写着两个字：信义。

图片来源：《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这就是清末川西乡村兴办义渡的典型路径：首事倡议、全民募化、购置田产、以租养渡。没有官府拨款，没有强制摊派，全靠民间自发的协作与互助。

五、众善之舟

合江渡不过是清代蒲江较大渡口之一。在蒲江河与临溪河两条大河穿镇而过的寿安，因财力与技术所限，无法建桥，只能设渡。各个渡口书写着相似的故事，汇成一条绵延百年的“义渡”长河。

先从合江渡的上游说起。

青龙渡 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 图片来源：《蒲江县志》

青龙渡，在寿民乡（原青龙场）上场口侧之蒲江河畔，为一“义渡”。清代，此地无桥，有人摆渡，收费高昂，行人叫苦不迭。乡民杨辉募化钱财，置田4亩余，年收租谷6.7石，洪水期雇工摆渡，枯水期搭便桥，不取分文，是为“义渡”，深受乡亲称道。新中国成立后，青龙渡由县公产部门管理。1958年由青龙公社管理，1961年后由县工交科管理，委托青龙公社代管。20世纪末，青龙翻水桥建成，渡口废除。

1974年，蒲和大桥建成投用，成为连接寿安场镇与蒲江河南岸和平乡、长秋乡与眉山的重要津梁。图片中蒲和大桥上方不远处，即为仁寿渡旧址 图片来源：向文军/摄

仁寿渡处于青龙渡与合江渡中间，在寿安镇上场口，蒲和大桥上游约半里处。此地原有仁寿桥以济行人，民国35年（1946年）为洪水毁，乃设渡口。初用竹筏摆渡，后改用木船。1974年蒲和大桥建成后，仁寿渡撤停。

站在五星大桥上拍摄的上游高河渡旧址，蒲江河两岸油菜花正艳，古渡的痕迹已被岁月抹去 图片来源：李辉/摄

合江渡下游是高河渡，后名五星渡，在高河场下场口，为高河场与汪场之间行人往来之要冲。民国时期即有义渡田十余亩，年收租谷十余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每年补助船工一百二十元工分，使用至1989年初，五星翻水桥建成后停渡。

朱濠渡，地处邛、蒲两县交界的朱濠滩，是常年性义渡。民国时期，义渡田年产收租谷十石，由朱廷钰、张吉山、夏泽轩等人管理，所收租谷专用于修船和船工工资。每日来往行人数百人次。2009年朱濠大桥建成，渡口乃废止，是蒲江河上最晚停用的渡口。

朱濠渡 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 图片来源：寿安镇志

青龙渡、合江渡、高河渡、朱濠渡——不同的渡口，却遵循着同一套逻辑：置田生息，以租养渡，永济行人。 仁寿渡虽为桥毁后设，却也延续了免费渡人的传统。

据《蒲江县志》记载，蒲江、临溪两河之上，渡口远不止此五处。记载较详细的还有两处更早的义渡。

临溪渡，在西来场北侧之临溪河岸，为蒲江至邛州驿道上的官渡。三国时期建起古渡，成为蒲江与邛崃的必经之地。渡口两岸人丁兴旺，来来往往行人不绝，慢慢发展出供人歇脚的商铺，进而聚集成场镇。北朝西魏恭帝二年（555年）设临溪县，此渡一直是县境最重要的津梁之一。至清代乾隆时，驿道改走临溪桥过河，临溪渡方废。

松义渡，明代由地方官府设立于现松华社区临溪河上。河面宽阔，宽处上百米，窄处也有六十余米，每年夏秋洪水暴涨，交通阻隔。明代官员在河边设渡，以官拨公田租谷支付艄公薪酬，渡船来往分文不取。清初，松义渡改建为铁索桥，渡口遂废。

——从三国时期的临溪古渡，到明代的松义渡，再到清代的合江渡、青龙渡……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募，背后都是同一个朴素的信念：让过河的人不再受苦。官府划拨的公田、百姓凑钱置办的义田，形式不同，但“以田养善”的逻辑一脉相承。若干代人持续不断的支撑，让蒲江乡村在官方力量与民间自治的交汇处，解决了千百年的渡河之困、行路之难。

六、渡尽沧桑

合江河义渡自1865年设立之后，年年夏船秋桥——春夏水涨以船渡人，秋冬水落搭桥济众，其间虽有木桥时建时毁，但船桥交替济众的规矩始终未废，年年如此，未曾间断。摆渡人与搭桥人交替忙碌，那道“使民不病涉”的承诺从未中断。百年修得同船渡——合江渡上，日复一日，摆渡人送过多少人，谁与谁同船，谁又记住了谁，船来船往之间，那些名字都散在水波里了。

1974年，蒲和大桥建成，钢筋混凝土的桥墩扎进河床，再大的洪水也稳如磐石。合江渡终于完成了它的百年使命。

2008年春天，我在寿安街道八角庙（清八角祠）附近的田野上拍摄油菜花，两个小朋友正在准备放飞风筝。那支撑合江义渡的26亩多田地就在这片田野上 图片来源：李辉/摄

我不知道那二十六亩多的田地后来去了哪里。青龙渡的四亩、五星渡的十余亩、朱濠渡的十石租谷，想必也湮没在同样的变迁里。土改、合作社、包产到户，田地换来换去，谁也说不清那些地界如今在何处。可那又如何？田没了，桥还在。桥老了，人心还在。

今日，蒲江河水依旧流着。蒲和大桥和上下游的广定桥、寿安大桥上，车辆与行人日夜不息，再也无人需要为过河发愁，也再无人被“射利”的船家刁难。那道古老的渡口，早已隐入芦苇与荒草。“合江难渡”四个字，只留在老人的口述和石碑的刻痕里了。

雪山下的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区。远处，海拔高达6247.8米的四姑娘山主峰清晰可见，中间横亘着即将投用的川藏铁路天蒲段（天府新区——蒲江）。近处，是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区的工厂、蒲江河滨商业和住宅区 图片来源：李辉/摄

有意思的是，当年魏司夫妇渡河的地方，如今已成为蒲江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区的一部分——这是国家工信部授牌的园区，常年有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家、工程师和游客在此往来。他们驾车驶过蒲和大桥，出入现代化的厂房，徜徉在美丽的城乡。大概没人知道，一百多年前，一位德国领事夫人曾在这条河上为一文渡钱而愣怔，更不知道那“不收钱”的渡船，是靠二十六亩义田养出来的。

历史就是这样兜转。当年海德维希举起相机，为蒲江的民间义渡留下远方见证；今天，她的同乡们循着工业与贸易的道路，再次来到这条河边，只见桥梁飞架，道路通达，人来车往。绿水青山今又是，换了人间。

若魏司夫妇有知，大约会再拍一些照片——新镜头里，应当有雪峰下的工业园区，有并肩同行的国际友人；我想他们一定会再去蒲江河边看看，一河清水依然蜿蜒流淌，却再也没有在秋风中等船的人。

这些照片，跨越山海，穿越百年，见证蒲江善意不息、山河新生。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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