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大学毕业,揣着一张名牌大学的文凭和满心憧憬进了这家公司。人事把我分到市场部,带我的经理姓赵,四十多岁,头顶稀疏,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金链子,说话的时候喜欢拿手指头点桌面。入职第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从抽屉里拿出一盒茶叶在我面前晃了晃,说这是上好的龙井,小张你要不要也给我带点尝尝。我说我不喝茶。他笑了笑把茶叶放回去,说那就算了,你去后勤那边报到吧,市场部不缺人了。
从市场部到后勤保洁岗,中间隔了三天。三天里没有人跟我解释为什么调岗,人事部的通知单上只写了一句"根据部门安排调整岗位"。我抱着纸箱从十八楼坐货梯下到一楼,保洁组的组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上下打量了我两眼,把我分到了写字楼东区的卫生间。我戴着橡胶手套,穿着灰蓝色的工装,拿着拖把和水桶在那条长长的走廊里来来回回走了四天。第四天中午我在工具间吃盒饭的时候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是市场部那两个同事的声音,一个说赵经理这回够绝的,说调就调了,另一个说谁让她不给面子,一盒茶叶而已,假装收了也是那么回事。我手里的筷子停了停,夹着的那块土豆掉回了饭盒里。
第七天是周一。保洁组通知说董事长夫人要来视察,整个楼面大扫除。我蹲在地上用铲刀刮地砖缝里的陈年污垢,膝盖跪在冰凉的地砖上,手套上沾满了清洁剂的泡沫。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和高跟鞋踩地的声响,一群人簇拥着一个人走过来,经理在介绍,声音殷勤得像在热油里滚过的蜜糖。我没有抬头,继续刮地砖,铲刀和地砖摩擦发出细微的沙沙声。那群人走到我旁边的时候停了一下,我听见一个女声说了一句,这个保洁员怎么跪在地上干活。组长的声音赶紧跟上,说我们要求严格,边边角角都要弄干净。我抬起头来,膝盖还跪在地上,手撑着铲刀的木柄,看见站在面前的那个女人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头发盘在脑后,耳垂上戴着一对小小的珍珠耳钉。她微微俯身看着我的脸,目光从我的工牌上扫过,然后停住了。她脸上那个被客气和距离包裹着的表情慢慢软化了,像一块冰在春风里慢慢化开一样,嘴唇微微张开,鼻翼微微翕动了一下。旁边的人顺着她的目光看着我,他们大概在奇怪一个保洁员有什么值得看这么久的。
我叫了一声妈。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走廊里足够所有人听清楚。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抽走了,安静得能听见角落里饮水机加热时发出的咕嘟声。赵经理站在董事长夫人旁边,笑容还挂在脸上但已经凝固了,像一幅被涂在墙上的画还没来得及干透。他看看我又看看董事长夫人,张了张嘴又合上了,喉咙里像卡着什么东西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组长手里的拖把脱了手,木柄磕在地砖上发出一声脆响,滚了两圈停在了墙脚。走廊里站着十几个人,没有人动也没有人说话,空气像凝固的果冻,把每个人定格在了刚才那一瞬间的表情和姿势里。只有她先动了——她往前迈了一步蹲下来,膝盖落在冰凉的瓷砖地面上,伸出手把我手里那把铲刀轻轻抽出来放到了旁边,然后用那双戴着珍珠耳钉的手托住了我那只还戴着橡胶手套的手。
她说你把手套摘了让妈看看。她说话的声音里有在极力克制着什么的颤动,像一盆满到快溢出来的水,稍微一晃就会漫出来。我摘下手套的时候手指头有些不听话地抖着,橡胶手套的腕口松开的时候指尖从里面脱出来,露出手背上那几道被清洁剂泡出来的红印子。她握着我那只手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又看,就那样握着,温热的掌心贴着我微凉的指背,像小时候我摔破了膝盖她就蹲在我面前把我的腿放在她膝盖上那样握着,没有多的动作,也没有多的言语,就是安静地握着。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先动了一下,然后是其他人开始退开一小步,退开的声响细碎地响过一阵又安静了。赵经理的嘴角抽动了两下,像是一台信号不好的收音机在费力地调试着频率,想找出一段合适的台词却发现所有频道都只有刺耳的杂音。他往前迈了半步想说什么,她却抬头看了他一眼,就那一个目光,没有骂人也没有质询,只是一个平静而漫长的注视,像一面干净到透亮的镜子,照着你的时候你不敢往里面多看一眼。他的脊背微微矮下去了一点,像是被那道目光压住了肩膀,再也抬不起来了。地上那把铲刀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刀片上还沾着一点没有刮干净的白灰,在走廊顶灯的照射下泛着细碎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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