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师范学院：人工智能与工匠人才的人机协同逻辑初探

摘要：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深入推进，“中国制造”正加速迈向“中国智造”。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进程中，如何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与工匠人才各自的优势，构建人机协同发展格局，已成为推动智能制造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命题。马克思主体性哲学强调人在实践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为认识人工智能与工匠人才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工具理性层面，人工智能能够通过数据分析、自动控制等方式拓展工匠人才的能力边界；在价值理性层面，工匠人才能够依靠专业经验、匠心判断和伦理自觉引导人工智能向善应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支撑与工匠人才的价值引领相互结合，有助于防范技术依赖和数字劳动异化风险，构建以工匠人才为主体、人工智能为支撑的人机协同发展格局，为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工匠人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202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见， 在建设制造强国的宏阔实践中， 一方面， 需要推动人工智能实现全场景融入与规模化应用，依托技术赋能加速现代化产业体系迭代变革；另一方面， 需要高素质技能人才、工匠人才保持独有的匠心判断，恪守技术伦理底线，推动形成人机协同的组织模式。因此，如何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层面，辩证把握人工智能和工匠人才的关系，构建更具批判性和重塑性的人机协同发展新生态，显得尤为重要。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体性哲学中的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指出，生产者“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迈向“中国智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迭代升级，同时也催生了一种新的交往方式、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即共融共生共创的人机协同组织模式。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162 可见，马克思主体性哲学强调的是人在实践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将主体性从抽象意识转向现实社会实践。人的认知主要是在能动性和创造性实践下形成的，是通过多年一线的生产实践反复确证的匠心判断，这种实际体验与生活实践的获得，既是机器难以复制的默会知识，也是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认知高度。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社会联系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3］。因此，人的主体地位并非产生于抽象的反思，而是根植于人为了满足内在需要而进行的积极实践之中。“主体是人”［4］，否则“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3］。也就是说，当人的主体性发生消解，工匠人才的主体性被削弱，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演进为“主导者”的时候，就可能会导致数字劳动异化，随之产生算法控制、数据强权、隐含偏见等技术伦理失范问题。可见，在人机协同组织模式下，人是能驾驭技术工具的主体，工匠人才是生产目标的制订者和技术路径的决策者，人工智能则是服务于人的数字助手。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2］157 人工智能可以理解为人类在创造性生产实践中对部分脑力劳动的“对象化”与“延伸”，是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将人的创造性思维中的逻辑推演模式化赋予机器（工具）的产物，在其现实意义上，是对工匠人才脑力劳动的模仿和拓展，二者表现为延伸与跃升的有机统一关系。简言之，即人是主体，技术为人服务，表现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关系。其中，“我”代表目的、主干，“用”代表方法、手段。

二、协同逻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 一 ）人工智能的工具支撑：拓展工匠人才能力边界

在工具理性维度上，生成式工具技术是智能制造时代在工具理性层面的主要标识。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工具，具有渗透性较强、协同性较高、辐射面较广等特征，是驱动新一轮产业革命迭代升级的重要引擎之一，表现出较强的工具理性。对标“十五五”规划中智能制造的发展需求，亟须用“技术工具”为工匠人才提供效率支撑。

具体来说，“人工智能 +”的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精确算法、数据模拟和自动化技术，将工匠人才的经验判断与精准度固化下来，形成可大规模复制和推广的“技术工具”。在特定条件下，技术工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劳动者在高强度、重复

性或高风险作业中面临的体力、精度和稳定性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为工匠人才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支撑，拓展了工匠人才的能力边界。

（二）工匠人才的价值规约：引导人工智能向善应用

在价值理性立场上，内生式匠心判断是工匠人才在价值理性层面的集中体现。工匠人才的匠心判断秉承执着专注的敬业精神和追求卓越的高标准，推动技术工具的更新迭代，展现出大国工匠以个人独特精湛的高技能服务国家战略的担当，体现出强烈的价值理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力争到 2035 年，培养造就 2000 名左右大国工匠”。可见，国家已从战略高度肯定了大国工匠的匠心技艺。

不仅如此，伴随数字技术的迭代与跃升，数字劳动异化产生，工匠人才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能够发挥精湛的专业技能，恪守科技伦理与职业道德准则，坚持技术工具向善导向，敏锐识别并有效防范伦理风险。可见，在数字转型和产业升级背景下，人类始终是数字技术的使用者，也是数字技术知识的建构者，更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创新者和数字中国建设的主导力量。

（三）人机协同的生成逻辑：推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

人机协同的底层逻辑，并非“技术”替代人类或主导人类，而是明晰人工智能边界，让技术回归“服务于人”的本质；在 一定程度上规避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现象，最大限度做到数智技术为工匠人才提质增效；着力把工匠人才培养成既熟悉参数算法又保持技术伦理警惕的高技能复合型人才，从而推动人工智能与工匠人才的深度协同、优势互补。

智创未来，坚守匠心。智能制造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还催生出人机协同范式的跃升。具体而言，大国工匠等高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工艺水准、可溯源验证的数据、可传承的行业标准等，是生成式技术工具突破的重要前提和坚实基础；生成式技术工具的普及应用，是匠心判断被技术工具固化后形成的可规模化推广的产物。因此，智能制造时代需要的不是单向度的技术工具支撑，而是不断在工具理性层面和价值理性层面动态耦合、共生共创的提质增效。新时代亟须培养一批精通并能够驾驭技术工具，兼具批判性精神和匠心判断的大国工匠与强国先锋。换言之，工具技术和匠心判断二者相辅相成，正确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推进从技术赋能迈向认知升维的演进过程。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人机协同组织模式提倡的是在超越工具理性基础上，保持匠心判断的价值理性，是工匠人才主导、人工智能支撑的协同开放的运行机制。具体来说，人工智能是工匠人才对自身创造性劳动系统性外化的产物，辩证地看待人工智能和工匠人才的关系，要从理论源头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是通过对象化活动得以确证与占有的深刻洞见，也要在生产实践中体现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规约和引导，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推动人的解放、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为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贡献力量。（作者：赵攀 作者单位：豫章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5.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3 版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1.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2 版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