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全球治理：“中国真的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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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又一次在上海召开，同时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设在上海。这是中国参与世界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标志。

中国能在这个领域对世界做出怎样的贡献？在东方卫视8月3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通信问题专家、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汪涛老师，开启对话。

《这就是中国》第343集

张维为：

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隆重开幕。7月上旬，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也先后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短短两周内，这么多聚焦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峰会先后召开反映了一个事实：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人工智能已不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深刻影响社会变革和人类未来的紧迫问题。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大会演讲中指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深入思考、共同作答”。

现在社会上不少人说文科没有用，其实不是文科没有用，而是充斥“洋八股”“党八股”“空对空”的文科一点用都没有，而立足中国和世界实践、真正回答时代之问的文科还远远不够。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上用三个词概括了AI带来的冲击：“速度”“力量”“真相”。

首先是AI产生影响的“速度”前所未有。他说，互联网从起步到十多亿人运用，花了十来年，而人工智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只花了两年，其技术迭代速度之快，全球普及速率之高，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

其次是“力量”，人工智能对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军事乃至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的“力量”史无前例。从积极方面来说，它可能“将数十年的发展压缩到几年内”，成为“21世纪的伟大均衡器”。从消极方面说，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最后是“真相”，人工智能令人目眩的迅猛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深度伪造和真相丧失的挑战，最终动摇人类社会信任的根基。

他表示，“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能设定人类与机器共存条件的人”。换言之，如果我们现在再不努力，机器的力量可能走到人类的前面，那将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局面。

我在日内瓦的对话会上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例如，一些欧洲国家代表提出要以“欧洲价值观”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我说：“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求同存异，寻找最大公约数。”我举例说，欧洲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能源绿色转型的地区，但迄今为止许多做法还是纸上谈兵，而中国人本着“知行合一”“言必行，行必果”的价值观，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已基本实现了能源绿色转型，从而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充沛的清洁能源”。

我还说在人工智能发展中，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天下为公”价值观，使大多数人受益，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中国得到广泛支持，这与许多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

在谈到AI全球治理的关键是确保“透明度”时，我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几乎都采用开源模式，“透明度”不妨从开源模式做起。我问在场的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代表：你们是否考虑采用开源模式？我的发言引来不少积极反响和讨论。

张维为教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介绍《人工智能与环境白皮书》

在日内瓦对话会上，我们还发布了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俄罗斯自然与人类基金会、印度帕勒基金会联合撰写的全球首份《人工智能与环境白皮书》，获得广泛好评。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共赢金砖”论坛上，我又专门介绍了这份白皮书。我们以全球南方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打破了以往由欧美主导的单一叙事。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教授为《白皮书》作序，称之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我们比较完整地审视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与环境的关系，从能源、矿产开采、芯片制造、大模型建设到电子废弃物处理等，并探讨人工智能对生物多样性、荒漠化、水资源等领域等产生的利弊影响，分享了中国等国家成功案例，如中国通过“东数西算”实现人工智能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

不久前，我与今日俄罗斯总编辑玛格丽塔有一个深度对话。对话结束前，我谈到她刚刚出版的一本小说，展望人工智能未来可能控制人类社会。她承认人工智能极大地推动了医学和科技事业的进步。但她担忧的是，人工智能可能最终会失控并祸害人类。

我们甚至谈到一种可能性：美国硅谷的科技寡头、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军工复合体的寡头深度勾连，最终通过人工智能形成一种新型法西斯主义。然而，玛格丽塔说她心中仍抱有希望。中国是一个技术主权和科技水平都非常强大的国家，又有悠久的文明传承，或许能够找到阻止人工智能走向失控的办法，从而使人工智能安分守己地扮演助手的角色。她说我们绝不能沦为人工智能的附庸，而是要让它听命于人类，使我们永远无愧于“人”这个光荣的称谓。

我说，“中国真的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还是有希望的”。不久前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宣告成立，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确实，今天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其路径、方向、治理经验及取得的巨大成功，都代表整个非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希望。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要辜负这种伟大的希望。

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何婕：此刻谈世界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性，中国在这一领域毫无疑问已经是领先了。每年7月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都在上海，今年已经进行到第九届。其实很早以前，我们就把治理这个概念放在大会主旨中，所以很早就提出了人工智能要向善、科技要向善，这都是中国首提的。尽管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还是要说一下古特雷斯秘书长说“速度”“力量”，这个领域现在的发展速度到底有多快，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汪涛：的确是空前的，因为我是在IT领域四十多年，它的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而且因为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很多基础设施都已经累积完了，今天只是最后再加一把火，所以一烧起来就会特别旺，越到后面发展得越来越快。

人工智能本身应该不能说是一个新技术，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发展过程了。但最近的这一次突破，就是大模型突破，确实出现以后真的是爆炸性的，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速度。

任何一个技术都存在两面性，就像核技术，它可以做原子弹，也可以作为核电。怎么样能刻意地去开发它服务于人类社会，约束和限制它的不利方面，这对所有技术都是这样。

何婕：我在想中国特别宝觉的一点在于，当人工智能爆发式的增长，在前些年方兴未艾的时候，我们很早提出了这个概念：人工智能的使用伦理问题。

张维为：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在九年前举办的时候，它是一个行业会议，大概上百家企业参加。现在变成总书记亲自参加并作主旨演讲，提出了一系列“时代之问”，它变成了全球性的峰会，这个演进速度本身也说明它发展得多么快，同样也说明我们具有前瞻性。

何婕：从最早我们还只是讨论元宇宙，再慢慢有文生视频，后来到大模型，再到具身智能，然后现在各种各样的应用越来越普惠，每个人都能从人工智能应用中受益，发生了巨大变化。

所以您刚刚说中国非常敏锐，而且因为很早在上海举办这样的盛会，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和世界人工智能的应用生态起了很好的平台和桥梁作用。我想，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之所以会放在上海，跟这个也有关系。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说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有太多新的词，人们都还来不及学习，它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它带来的变化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治理相比，还存在巨大鸿沟吗？

汪涛：在硅谷，其实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通用人工智能，甚至在Transformer这个大模型没出现之前，硅谷就已经开始在想研究通用人工智能。这一次出现大模型，其本质变化之一，是提供人工智能的一个通用接口，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方便地来使用它。

这样一来，就导致能力突然释放，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到底会用它来做什么？确实让人工智能领域的人都有点诧异，这一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你要用它来做好事，它就是一件服务于社会和人类的技术；但是，如果你要用它来干别的，比如窃取账号等，各种各样的非法事情都可能出现。所以，我们需要提前应对，否则能量释放得越大，可能带来的问题就越多。

何婕：就像您说的，所有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普惠了，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但反过来说，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使用者，跟原来只是在专业机构的使用者手中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时候就可能面对海量的治理挑战。

张维为：因为这次我非常荣幸地先后参加了联合国首次“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和“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再参加上海举行的这次大会，11天之内，三个全球性的会议都召开了。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立场逐步展开。

我观察到一个细节，在日内瓦开会时，7月7日、7月8日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在峰会上，工信部和中国驻联合国使团共同召开了一个分论坛，标题是“人工智能向善普惠 For Good and For All”，除了向善，还有普惠。几天后习主席演讲的时候，他加了个“向上”，从最初的向善，中国又提出“普惠”，又提出“向上”。

何婕：也就是说我们对世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治理核心要素，不光是向善，还有普惠，还要“向上”，因为它还有发展趋势。这三个维度应该说就是我们对治理的整体的理解。

张维为：你现在看民调，在中国，82%左右的人认为人工智能利大于弊，在美国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认为利大于弊，多数人认为弊大于利，恐怕世界上一半以上国家都是这个情况。

这就形成两种不同的态度，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发展非常快，多数人是受益的。人工智能向善、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这些理念一直坚持到今天，所以多数人是受益的。但美国现在不一样，硅谷“七姐妹”是垄断超额利润，你看他们互相竞争，给人感觉是谁裁的人越多就越有本事，公司就做得越好。在中国这就违背伦理了。

今年3月，OpenAI与美国战争部达成协议，允许战争部在机密网络中使用旗下技术模型。美国民众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放置纸板AI杀人机器狗，以示抗议。法新社

何婕：有的国家对人工智能还抱有一种犹疑或拿不准的态度，某种程度是不是它们意识到人工智能向善的治理有难度？因为有难度，所以不敢轻易放开。反过来，中国如此拥抱人工智能，是不是我们对自己的治理很有信心？

汪涛：确实很多因素赶在一起了。这一次我觉得很诧异，因为我们过去整个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这么多年，每当遇到新的技术浪潮，美国和欧洲很自然地就走到引领者位置上，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它们做的。一般我们都是跟随，向国际惯例靠拢，采纳国际标准，都是接轨。这次怎么会这么长时间，它们只是在那里喊，根本就没这个意识。

何婕：治理它是件很难的事，不知道该从哪入手。

汪涛：应该也不是这样，因为所有技术该怎么治理，其实是有一套惯例的方法的。就是那些东西，可能要制定标准，成立一个相应的国际治理组织。以前美国做这些事，它几乎成为一种本能了，我们这次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它们不干这些活，这些活就是交给中国了？

张维为：我补充一点，机会总是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或者国家。这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确实做好了准备，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准备更充分。

一个重要原因，我这次在联合国也讲这个，我过去在这里也讲过，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包括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如果人工智能是不可阻挡的先进生产力，我们就要代表它、要引领它，而不是害怕它。不可阻挡的事情，我们就坦然地接受它，然后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中国人的哲学。

我们没有回避人工智能，而是直接开始发展人工智能。因为我们的发展走在前面，应用走在最前面，遇到的问题也最多，就开始治理了，逐步逐步就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做法。

特别“全球南方”的国家，真的把希望放在中国，他们公开说，现在人工智能就是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和美国，他们的希望放在中国身上。我们承载着的真是“全球南方”和整个世界的希望。

何婕：现在第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了，而且总部就在上海，所以像这样一个合作组织、一个政府间机构，能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贡献些什么，咱们能摸索出一套什么样的制度来？

汪涛：因为刚开始做这件事，可能大家觉得有多难或者有多陌生，其实不是。以前遇到这种事，确实是有竞争的，比如很多技术标准，甚至美国一套标准、北美一套标准，然后欧洲一套标准，甚至日本有时候也自己想搞一套标准。这些标准不断地竞争，最后融合成一个标准。但这一次几乎没有什么可争的，中国可以独立把所有的活全揽下来。

何婕：人工智能，中国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认为它跟美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全生态蓬勃发展：从基础研究，再到算力准备，再到大模型，再到电力——大家都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是能源供应，我们无所不在。还包括应用，我们的应用不光是应用场景丰富，主体也很丰富，那么多人都在用，词元的调用量全世界第一是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都在玩AI小程序的设计。

汪涛：我们国家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人工智能将逐渐引领下一代人类的工业文明，只是说我们确实没想到大模型出现以后，影响力这居然么大，这是出乎意料的。但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技术会影响下一代，这是我们早就注意到了。

我们之前在应用上就已经是全球最领先的了，所以在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大潮中，可以说从两边往中间合围，就是最底层的电力，其实也早就在能源领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应用领域，我们几乎已经是各种各样的生产自动化。

何婕：五个领域，就是人工智能生态的五根支柱。

汪涛：可能很快我们在芯片领域突破以后，所有这五个领域都全部领先。比如现在最短板的是EUV光刻机，很多人说这个领域中国很难，这是需要多少个国家产业的合作才能做出来。我说，你们要搞清楚，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同城市之间的合作，比其他几十个国家之间的协作力度要大得多。

何婕：成本低，效率高，力度大。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对世界的贡献，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特别照顾到“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在使用人工智能、使用数字技术时候，还有一些距离。但由于中国这样负责任的大国在里面起牵头作用，是不是可以很好地弥合跟这些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

汪涛：很早之前联合国就倡议，要填补鸿沟。如何让世界上欠发达国家都能享受到这些最新的技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承担的责任，既是让整个人类发展得更好，也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发展理念，也可以使我们未来的市场空间更大。

虽然中间过程会有很多曲折，但总的来讲，是希望全人类能够发展得很好，这是既为全人类，也是为我们自己，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张维为：我们的思维是中国文化的思维，中国文化思维是互相关联、百花齐放、生态思维，非常符合人工智能发展的规律。已经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包括美国人都开始说了，我们赶快搞开放生态吧，否则怎么办，怎么和中国竞争？因为你越开放，你应用得越多，它迭代也越快，渗透就越广，一定是越用越好，美国怎么竞争？

何婕：对，但它们的体制很难，哪个公司愿意放弃自己的利润，开源给大家，普惠给大家？

提问环节

观众1：各位老师好，金砖国家和G7分别推出了AI的治理倡议，其中理论差异挺大的。我想问的是，我国现在在参与全球AI治理的时候，优先要争取哪一项核心的权益？

汪涛：作为一个新的技术方向，它会有很多层 面。这样一个理念的层面，我们国家还是比较尊重、要由联合国来主导，这事实上是照顾到全人类的利益，最顶层的理念就体现在很多这类组织的倡议中。

第二个层面就是要有这些组织。我是做技术出身的，我们可能更看重的是技术标准，这是一个技术问题，跟价值观是没关系的——当然它可能会体现出来，那么技术怎么实现，标准怎么实现，怎么样解决相关法律问题，怎么解决国际贸易中的冲突问题，执行层面才是最重要的。

不论对中国的利益来说，还是对全世界的利益来说，中国在所有领域都已经有巨大优势，就是让整个市场能平稳发展，这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利益了。

张维为：习近平主席在上海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一个就是给发展中国家培训五千个AI人才；另外一个也非常重要，在金砖国家、东盟、上合组织等建立人工智能应用中心。还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批气象预测的人工智能“妈祖”项目，这些都很具体。

我可以想象，人工智能组织的创始国肯定是优先享受这些，就跟“一带一路”是一样的，有实质内容。你加入“一带一路”，可以享受北斗服务，中国今天有这样的能力。

前面你问到金砖国家，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最大不同，它们是意识形态化，我们不是的。它们要搞“小院高墙”，我们是开放式的，对“全球南方”国家开放，西方国家也可以加入。

2026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主题展。上海市气象局

汪涛：现在反过来了，原来是它们强调开放。

张维为：我们自信，他们不自信了。因为金砖国家合作我参与了一部分讨论，开始的时候，有些人比较天真，说我们能不能建设一个专门适用于金砖成员国的多语言大模型，但所有金砖国家都强调数字主权，这就使数字跨境使用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没有统一的法律和规则。

后来提出一个概念也挺有意思的，就像国际法里边的主权国家之间互相合作，叫联邦制或邦联制，现在实行类似联邦制的合作，也就是数据你留着，但模型是可以走的、移动的，这样合作就可以做起来了。

何婕：中国有很多这方面的应用的经验，我们可以把经验、应用场景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的治理到底从哪里开始，您从更远的期许来说，我们要制定或者说是引领制定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但眼前能够做的，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合作项目，一个个具体的人才交流，先用起来，先交流起来，先合作起来。

观众2：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南京传媒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今天我想问，关于自主作战、智能侦察等军事AI的快速普及，AI的军事化是否会产生一些新型地缘冲突和区域安全风险问题呢？

汪涛：这确实很令人遗憾，往往这种最新的技术，很多是用于军事，这是没办法回避的。我们也需要去应对这些挑战，因为人工智能用到军事以后，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过去的武器，是完全机械地执行人的指令，但出现人工智能以后，我们现在在其他地区——俄乌战场和中东战场，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架拥有一定智能、还不要说是完全自主智能的无人机，成本非常低，就可以执行一些战略级的作战任务，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它的成本甚至跟一个炮弹差不太多的，原来认为那种战略级的武器，像洲际导弹，都是几亿美金计算的，但现在几万美金就可以执行一个战略级的猎杀任务，这会带来非常大的颠覆。怎么去阻挡一些AI技术被非法组织利用，就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也有很多课题需要我们应对。

张维为：就跟核裁军一样，到最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危险，甚至是出现危险事件之后，大家才不得不坐下来谈，达成某种协议，军控，最后也得走这条路。你想一开始就马上直接军控，会有很大难度。

何婕：所以这时候就更要呼吁向善的、向上的人工智能全球性治理，要不然混乱真的有可能会发生。

汪涛：因为这样发展下去，如果不去控制，那些发达国家自己也会被反噬，也会遇到这种问题的。

观众3：各位老师好，今天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数字鸿沟，因为科技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普及互联网，我们如何避免AI治理沦为科技霸权？谢谢。

汪涛：确实是很大的挑战。看起来今天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的能力非常强，甚至一个完全不懂编软件的人，也可以用它来编软件的。但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你本身能力的高低还是会深刻决定你使用的结果。表面看起来谁都可以玩，但真的要把它玩好、玩的有价值，它还是需要相当强的能力做支撑。

数字鸿沟，包括人工智能鸿沟，它的存在很难简单化，你说让那些欠发达国家或者即便是在中国，要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同样的红利，这是一种理想，我们需要向这个方向去走，有很多途径。一个肯定是让人工智能的使用越来越简单，尽可能简单，这样大家都能享受到。另一个是前面说的我们为什么会给那些欠发达国家提供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训，这是需要做的。

人工智能相对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会使你的学习变得很容易，你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学习人工智能，为什么它发展这么快，也是因为它提供了可以自我提升的工具，一种自我裂变，当然这里面还需要所有个人去主动学会使用它。

张维为：我们中国人讲建立朋友圈，就是加入中国的朋友圈受益很大。我们到南非去，他们说，我们现在有美国人难以想象的5G，因为华为在那儿，是一种最大的存在。你跟着中国一起干的话，中国真心地帮助你。

这次还有一个插曲也很有意思，也是我们的实际感受，我们四五个人一起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已经是欧盟成员了，塞尔维亚还没有加入欧盟，罗马尼亚跟欧盟靠得更近，塞尔维亚跟中国靠得更近，但我们的一致感觉就是，塞尔维亚比罗马尼亚更发达，塞尔维亚跟中国在一起好像明显的进步更快，尽管公开数据上不是这样。

汪涛：中国是主动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够发展得很好，这个过程会很曲折，但事实上我们也需要主动地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理念也需要向全世界更多地去宣传，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能起到它的作用所在。你和中国在一起，用这样一个正确的发展理念，大家都可以受益。

何婕：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力量，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它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个词——重构。它重构了我们自己，我们学习的方式、生活的方式、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它也重构了整个社会，重构了许多东西。面对这样的重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中国提出人工智能领域的治理“向善”“向上”“普惠”，我想这就是应对这种巨大的重构挑战的非常重要的原则。谢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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