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大两代日本天皇的家族，是中国人的亲戚

在日本的皇室中，生了小孩后把小孩寄养在非直系的皇室家庭中，或寄养在普通人的家庭中的习惯曾很盛行。日本的明治天皇（睦仁，1852年出生）出生于京都御所，其生母是典侍中山庆子。他出生后不久，被送到京都的姥姥家中山家（中山忠能邸），也就是他母亲中山庆子的娘家抚养，因此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外祖父中山忠能家度过的，大正天皇也同样是在外祖父中山忠能家里长到6岁，而抚养了日本两代天皇的中山忠能，是中国人的亲戚。

中山忠能肖像

日本皇室长期实行一种可以称为“养育分离制度”的传统，皇子皇女出生后，往往并不由亲生父母抚养，而是交由外戚、公家、宫家甚至乳母之家养育。这种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9世纪左右），一直延续到昭和时代。

关于这一点，日本神话中有所提及，《日本书纪》神代下卷的一则异传记载道：“彦火火出见尊（日本神话中的重要神祇，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的祖父）召集妇人，选定乳母、汤母、饭神（负责饮食者）和汤人（负责沐浴者），让她们承担养育工作，这便是世间设立乳母、抚养孩子制度的开端。”

据信到了奈良时代，在律令制度中已经确立了“皇子、皇女必须配备乳母”的制度。乳母这一存在，也常见于《日本书纪》以及平安时代的文学作品（如《荣华物语》《源氏物语》等），负责抚养天皇、上皇以及贵族、武家子女，在古代的宫廷，乳母及从属有很大的势力。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乳母一词的含义变得更加广泛，还包含“养育者”“抚养负责人”的意思，不仅限于女性，许多情况下都是由夫妻共同承担这一职责，这样就渐渐形成把皇后生下来的子女送到别人的家庭抚养的习惯。

同时，养育天皇或皇族子女会获得特殊的家格和恩典，地位陡升。对于皇室来说，也可以拉近与势力强大的朝臣的关系，使皇室得到来自子女养家的强有力的支持。比如说送到外祖父家抚养，也增加了一般来说可以强有力支持皇室的外戚的力量，因此这种养育制度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皇室的子女要由他人抚养最重要的理由，应该还是为了避免皇子夭折。古代皇都、皇宫人口密集。一旦发生传染病，例如天花、麻疹、霍乱、疟疾、流感等，死亡率极高。因此，把皇子送到宫外生活，被认为更加安全。

过去皇室的孩子生下来以后成活率很低，如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共生了六个孩子，长到成人的只有明治天皇一人，其他人都在3岁以内夭折，而他的爷爷仁孝天皇有15个孩子，其中有12人夭折。明治天皇本人也是如此，他和5个侧室一共生了15个孩子，长到成人的只有大正天皇和四位皇女，其他的都没有活过3岁，其中有8人在14年内相继夭折，那时在皇室中每隔一年半就举行一次天皇孩子的葬礼。因此皇室认为：把孩子放在非直系皇室的亲戚甚至普通的人家养育，孩子成活的可能性更大些。

明治天皇的生母中山庆子

日本的天皇一直到昭和天皇，一般都是以这种方式养育的。明仁上皇（1933年出生）作为昭和天皇的长子降生于世，幼年时期，日本仍保留着浓厚的战前、战时传统习惯，他在乳母、东宫傅育官等众多养育人员的照料下成长。按照当时皇室的传统做法，他与父母分住在不同的建筑内，日常生活主要由侍从和乳母负责照料。

不过，此时那种“婴儿出生后不久便送到他人家中寄养”的旧式“里子”养育制度已经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较为固定的模式，即孩子仍生活在皇宫或东宫御所内，由乳母和傅育官承担主要的养育工作。

现在的德仁天皇，是日本历史上在家庭的屋檐下，由父母直接抚养的第一位日本的天皇。

养育两代天皇的中山家

中山家的家主中山忠能，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公卿、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华族。其官位、勋位和爵位分别为从一位、大勋位、侯爵。他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庆子的父亲，即明治天皇的外祖父。在明治维新时期，他辅佐外孙明治天皇，推动倒幕运动，为明治维新的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进入明治政府后，历任议定、神祇伯等重要职务，并被列为华族侯爵。

中山忠能为人诚实忠厚，因此竭尽全力投入皇子的教育事业。后来，又奉明治天皇之命，担任明宫嘉仁亲王（后来的大正天皇）的养育负责人。

明治天皇（1852—1912年）是日本第122代天皇，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被尊奉为推翻幕府、实现明治维新的象征性领袖，也是近代日本的领导者。明治维新后，他因带领日本增强国力而被誉为“大帝”。他也是第一位将皇居设于东京的天皇。

嘉永五年九月二十二日（1852年11月3日），明治天皇出生于京都石药师的中山家邸宅产房，是第121代天皇孝明天皇的第二皇子，其生母为当时担任权大纳言的公卿中山忠能之女、任权典侍的中山庆子。

大正天皇于明治十二年（1879年）8月31日出生，是明治天皇的第三皇子，生母为侧室柳原爱子，与明治天皇一样，他出生后不久便被送到东京麹町的中山忠能府邸寄养，一直在那里生活到约6岁。

幼年大正天皇的铜版画，合田清绘

大约一岁时，大正天皇出现了疑似脑膜炎的症状，此后一直体弱多病。不过，他最终成为明治天皇诸子中唯一存活到成年的男性子嗣，并被确定为美子皇后（昭宪皇太后）的嫡子，立为皇太子。

迁入皇居后，大正天皇8岁进入学习院就读，但由于身体虚弱，经常缺课，学习成绩跟不上，也未能培养出所谓的社会交往能力。最终，他在15岁左右中途离开学习院，改由负责皇太子教育的东宫侍讲进行一对一的私人教育。

养育了日本两代天皇的中山家，与中国的缘分不浅。首先，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名字就是从中山家这里来的。

1896年9月，流亡海外的孙文抵达日本横滨。在中国革命志士陈少白的寓所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毕生挚友的日本青年宫崎滔天和平山周。二人对孙文的革命理想深为敬佩，不仅积极介绍日本各界人士与他结识，还陪同他前往东京寻找栖身之所。

一天，宫崎和平山陪着孙文穿过东京日比谷公园，沿途经过了明治维新的元勋之一、中山忠能侯爵的府邸。中山家原是京都公卿名门，明治维新后随新政府迁居东京麹町区（今东京都千代田区）。如今，昔日的侯爵府早已消失在城市改造之中，原址已成为高楼林立的办公区，但在当年，那座悬挂着“中山侯爵邸”匾额的宅邸，却无意间见证了一段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往事。

那天，孙文一行来到东京的“对鹤馆”旅馆投宿。由于孙文当时正遭清政府通缉，身份不宜公开，旅馆登记便由平山周代笔。面对登记簿，平山一时不知该写什么名字。忽然，他想起刚才经过中山侯爵府时看到的“中山”二字，便顺手写下了“中山”作为姓氏。然而，按照日本人的姓名习惯，仅有姓氏还不完整，名字又该如何填写呢？

正在平山迟疑之际，孙文接过登记簿，在“中山”下面添写了一个“樵”字，笑着说道：“我是中国的山樵。”于是，登记簿上出现了“中山樵”三个字。

1899年，孙中山（中排左起第二）与日本友人在东京合影

这个原本只是旅馆登记时临时取用的化名，却在此后逐渐流传开来。日本友人多简称其为“中山”，中国革命党人也沿用了这一称呼，后来再冠以本姓，便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名字——孙中山。一个偶然写下的化名，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名字之一，也让中山忠能府邸与中国民主革命史结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因缘。

中山家与一段传奇的日中婚姻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于1932年扶植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并于1934年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所谓“皇帝”宝座。

溥仪没有子嗣。其弟溥杰（1906—1994）原于1924年与满族女子唐怡莹结婚，但两人婚后感情不睦，最终离婚。1928年4月，溥杰赴日本留学，在学习院学习日语，随后进入学习院高等科深造。1933年3月毕业后，同年9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科，1935年7月毕业，随后作为见习军官进入日本陆军步兵第五十九联队服役。

当时，实际操纵伪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认为，长期没有子嗣的溥仪将来极有可能没有合法继承人，于是强迫伪满洲国修改《皇位继承法》等相关制度，规定在皇帝没有后代时，由皇弟继承皇位。与此同时，关东军还策划了一项更具政治意味的计划——为溥杰迎娶一位日本贵族女子，希望借此制造所谓“日满一体”的象征，使未来的皇位继承者拥有日本血统，从而进一步巩固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控制。

关东军最初曾考虑从日本皇族中选择一位皇女嫁给溥杰，但由于这将涉及修改《皇室典范》等法律，阻力极大，只得作罢，转而在日本华族中物色人选。

所谓“华族”，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设立的贵族阶层，自1884年建立，一直延续到1947年废除。

经过层层筛选，关东军最终选中了侯爵嵯峨实胜的长女——嵯峨浩（1914—1987）。

嵯峨家是日本著名的公卿华族。浩的曾祖父正亲町三条实爱，是明治维新初期的重要公卿和政治家；祖父嵯峨公胜曾任贵族院议员，袭侯爵爵位；父亲嵯峨实胜同样继承侯爵爵位。然而，比起嵯峨家的显赫门第，更引人注目的是浩母系家族的血统。

浩的祖母嵯峨南加，原名中山南加，是幕末维新志士中山忠光唯一的女儿。她出嫁后改姓嵯峨，因此嵯峨浩实际上是中山忠光的重外孙女。

中山忠光出生于公卿世家，是中山忠能的第七子，其同母姐姐中山庆子是孝明天皇的典侍，也是后来明治天皇的生母。因此，对于明治天皇而言，中山忠光正是他的亲舅舅。后来，忠光成为长兄中山忠爱的养子，继承了这一支中山家的家名。

幕末时期，中山忠光积极投身尊王攘夷运动，是活跃于维新前夜的重要公卿之一。他先后参加尊王派活动，曾率领天诛组发动武装起义，后来又在长州藩活动，与当地尊王攘夷志士关系密切。1863年至1864年的下关战争，使长州藩及尊王攘夷派深刻认识到西方列强军事力量的强大，也成为日本由“攘夷”逐渐转向“开国图强”、最终推动明治维新的重要转折点。

1864年，中山忠光在长州田耕村避难期间遭幕府势力暗杀，年仅24岁。他身后仅留下唯一的女儿中山南加。后来，南加嫁入嵯峨侯爵家，成为嵯峨南加，而她的孙女，正是后来成为溥杰妻子的嵯峨浩。

于是，一段看似毫无关联的历史，在七十多年后悄然交汇：一位是中国末代皇帝的皇弟，一位则是日本明治维新志士、中山家族的后裔。关东军原本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安排了这场婚姻，却无意间将中国清皇室与日本维新名门联系在了一起。

1937年4月3日，溥杰与嵯峨浩在东京九段军人会馆（今九段会馆）举行婚礼。同年10月12日，嵯峨浩乘坐大阪商船新下水的客轮“鸭绿丸”，离开神户前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开始了她与溥杰共同生活的新篇章。

溥杰与嵯峨浩婚礼照

而关东军精心策划的这场政治婚姻，却出人意料地孕育出一段真挚而深厚的爱情。两人初次见面便互生好感，此后几十年间，无论身处伪满洲国的荣华，还是战后的流离、分离与苦难，他们始终相互扶持，不离不弃。这场原本建立在政治算计之上的婚姻，最终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动容的人间传奇。

当地时间1945年8月17日午夜，溥仪在中国东北的临江大栗子沟宣布“退位”，溥仪、溥杰一行在8月19日由通化乘飞机欲去日本避难，在沈阳被苏联红军逮捕带至苏联，溥仪和溥杰等在苏联被拘留了5年后，1950年8月被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1957年，发生了一件令溥杰一家悲痛欲绝的事件。那就是溥杰和浩的长女，聪颖美丽、倾国倾城的慧生，在1957年12月4日，也就是她19岁芳龄的时候，与同学大久保武道一起在静冈县天城山隧道与八丁池之间双双死亡。慧生虽然于1938年生于伪满洲国“新京市”（现在的长春市）的医院里，但是在1943年，因为要就读日本学习院幼稚园，便离开父母，以后一直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在日本。

溥杰、嵯峨浩与孩子的合影

1960年，溥杰获特赦，回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派吴学文先生到身在日本的浩的家里，问她是否愿意到北京与溥杰团圆。浩等待与丈夫团圆，已是“一日三秋，望眼欲穿”。1961年5月，浩带着已经21岁的二女儿嫮生从日本来到了北京，1961年，浩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慧生的骨灰当时也被一同带回中国。

1978年嫮生访华后回日本之际，把慧生的骨灰带回日本，安置在京都二尊院的嵯峨家墓园。后来慧生和嫮生的舅舅嵯峨公元在中山神社，也就是以中山光忠为祭神的神社里建立一个宽约两米，纵深1.6米的爱新觉罗社，慧生的骨灰也从二尊院移送到爱新觉罗社。

山口县下关市中山神社

嵯峨浩在晚年长年间肾脏疾病缠身，1987年陷入两肾功能不全，最后于1987年6月20日病逝于北京市西城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享寿73岁。浩的逝世对溥杰打击很大，溥杰失去了相依为命的爱妻，使他陷入悲痛的深渊。

1987年12月12日，溥杰带着浩的遗骨来日，浩的遗骨也被供奉在了爱新觉罗社，而溥杰于1994年2月28日7时55分病逝北京，享年87岁。

傅杰的二女儿嫮生曾告诉笔者，在她姐姐慧生和她的父母亲相继逝世后，她把他们三人的骨灰放在一起，有一半撒在北京西北方向的妙峰山的青白口，留在他们热爱的中国；有一半放在山口县中山神社内的爱新觉罗社中。

中山神社境内的爱新觉罗社

爱新觉罗社正面朝着北京的方向，前面有溥杰题字的“爱新觉罗社”字碑，左边的青松下立有石碑，碑上刻有爱新觉罗社的由来、溥杰的一首诗及醇亲王家及嵯峨家简单的系谱和溥杰、浩及慧生逝世的日子。这样一个小小的神社，承载着中日两国漫长的历史，饱含着爱新觉罗家和嵯峨家两个异国家庭感天动地的悲欢离合，也连接着中山家与中国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缘分。一段政治婚姻，竟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不离不弃的爱情，而他们爱的结晶——爱新觉罗·慧生，竟然离世于一次如此荒谬的偶然，令人扼腕叹息，泪流满面。

这是一段在历史风云与中日婚姻的悲欢离合中凄婉展开的往事，在这段历史中，日本明治维新志士后人和中国历史人物生死与共的爱情感天动地，令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