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典扎根让绿意绵长

“法典实施在即，我们还需做哪些准备？”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会议室里，一场生态司法工作线上研讨会正在进行。

屏幕那头，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刘超面前摊着两样东西：一部生态环境法典，一份漳州中院2025年在全国率先出台的“三量”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工作指引。作为法典其中的编纂者，又是深度参与了“三量”机制论证的专家，这个双重身份，让他对两者的内在关联把握更深刻。他逐一比对法典条款与工作指引，启发法官们梳理有益经验，为机制优化寻找方向。

“法典强调系统治理、分类施策。”刘超说，“而‘三量’机制将生态环境损害分门别类，对应不同修复路径，与法典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

如何精准对接法典？哪些环节还需打磨？研讨持续两个小时，新思路在碰撞中渐渐成形。

这套机制在实践中究竟如何运作？三个案例给出了答案。

“增量”：矿坑之上，添一抹新绿

春日，漳州市山城镇鸿钵村，曾经千疮百孔的矿坑上，新绿正一寸一寸蔓延开来。

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

某通公司租赁该村农业设施用地，投入运营项目建设。负责人简某坚未取得林业主管部门审批，便雇请工人开挖平整林地，造成59.53亩林地被严重破坏。开挖中发现矿石后，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又继续开采建筑用凝灰岩并对外销售。经鉴定，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达97.78万元。

2024年，一审法院以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数罪并罚，判处简某坚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简某坚认为量刑过重，提出上诉。

漳州中院二审时，承办法官邓文安发现，一审期间简某坚曾主动委托第三方机构草拟生态修复方案，试图弥补环境损害，但方案标准偏高、可操作性较差，预算也远超其承受能力。简某坚虽有修复之心，却无履约能力，因此，该案的生态修复问题当时未能解决。

仅靠被告人自觉并非治本之策。邓文安翻着卷宗陷入沉思：“比谁来修复更棘手的，是怎么修复没有统一标准。从‘判了罚了’到‘彻底修好’之间，缺少一套系统的方法论来指引。”

2025年5月，漳州中院首创以“增量、减量、变量”为核心的“三量”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工作机制，首次明确了修复模式作为修复责任与修复方式之间的关键连接点，建立了一套“案件类型→修复模式→具体方法”的决策逻辑：资源破坏类案件匹配增量修复，环境污染类匹配减量修复，复合型损害匹配变量修复，最终通过功能总量平衡恢复区域生态服务能力。

这恰好解答了邓文安的困惑——这个案子，不就是典型的资源破坏吗？用增量修复再合适不过了。

为确保修复经得起专业检验，合议庭引入生态技术调查官全程参与，讨论确定修复方向。经过反复论证，修复方案最终成形，简某坚自愿履行生态修复责任。鉴于其以修复方案预估的修复费用为依据缴纳77.98万元作为修复保证金，在一年内对被破坏的场地补植复绿，具有认罪悔罪表现，二审改判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

不只是林业，渔业、野生动植物等生态资源遭受破坏也同样适用这一模式。“增量”的关键就在于：缺什么，补什么；损多少，加多少。用正向补偿，为生态“填平亏空”。

群山无言，新绿作答。那59.53亩逐渐复绿的土地，是司法为生态“做加法”最生动的写照。

“减量”：海湾之畔，除一片浊污

“踩下去，鞋子就陷进厚厚的黑泥，拔出来还带着一股腥臭。”

走在东山岛蜿蜒的海岸线上，东山县人民法院法官陈剑峰想起2024年第一次踏进那片滩涂的情景。那时，大家心里都没底，大面积被危险废物浸透的海域，要多久才能还原本色？

如今，澄净的潮水与归来的虾蟹给出了答案：物理去除、微生物降解、蓝碳认购……一场切实有效的“减法”工程，一点点洗尽了油污，各项生态指标稳定回升。

2022年底，被告人陈某通明知李某祥无处置危险废物资质，仍将位于广东揭阳厂区内的油水混合物交由其处理。短短一个月，16车危险废物跨省倾倒至东山海域。经鉴定，附近9.77亩、1305株红树林幼苗因此枯萎，滩涂养殖的鱼虾也大量异常死亡。

这是对海洋环境的戕害，更是对生态底线的挑战。在惩治犯罪之外，法官们关心一个更深层问题：油污已渗入滩涂深处，红树林根系被“腌”死，海洋生态难以直接修复，传统的“补树”“放鱼”在这里根本行不通。

“环境污染案件与资源破坏案件，修复路子不一样。”合议庭达成共识，“这次，得把土壤中的有害物质清出去。”

在东山法院的引导下，被告人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修复方案，对受污染滩涂采取“物理去除﹢微生物降解”的方式就地修复。其背后，便是“做减法”的修复之道：对大气、水、土壤、海洋等的污染，用化学中和、生物降解等办法，削减“负能量”。

与此同时，鉴于海洋生态难以完全修复，技术调查官提出补充方案，由被告人在福建海峡资源环境交易中心认购本地海水养殖蓝碳产品，进行替代性修复。

方向有了，谁来干？怎么干？干成什么样才行？据漳州中院生态庭庭长杨健介绍，“三量”机制聚焦传统修复责任适用中的随意性与碎片化问题，为每类修复建立了全流程保障——专业机构设计方案，技术调查官全程把关，职能部门分段验收，监督人全程跟进……如同一场接力，从“一判了之”到“一管到底”，每步都“跑”得明明白白。

“变量”：密林之中，换一种守护

南靖县的密林深处，是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草木葱茏，鸟兽穿行。

4台高清红外相机，犹如沉默的哨兵。每有飞羽掠过，它们便轻启快门，一一定格。

镜头里，一群白鹇正在林间踱步。这种被誉为“林中仙子”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却曾因被告人刘某扬的非法猎捕，从山林“跌”入了餐桌。

2021年起，刘某扬在山上安装弹簧地套、报警器，非法猎捕野生动物。后公安机关从其家中冰箱内搜出16只鸟类冰冻死体，其中2只为白鹇。

案件审理中，刘某扬认罪悔罪，表示愿意履行巡护义务。但法官发现，野生动物栖息地不宜干扰，人为开展巡护可能适得其反。

主审法官游艳再三斟酌，反复推敲。“人进不去的地方，设备可以。”合议庭针对案件直接修复困难的特点，从“变量”入手，最终开出“一剂药方”：引导被告人自愿购买4台高清红外相机，交由保护区使用。这些“电子巡护员”昼夜值守，既避免了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惊扰，又实现了全天候的科学监测。

“增量、减量、变量，并非三道单选题，而是一套可以任意组合的工具箱。”漳州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林微打了个比方，“面对复杂的生态损害，能补偿的补充足，能削减的减到位，都不行的就用动态调节兜底。目标就是不留盲区，把这本生态账算清楚。”

据统计，自2025年5月以来，漳州法院共审结生态环境案件179件，以“三量”机制为指引，先后开展各类司法修复50件次，其中补植复绿124.7亩、增殖放流9.8万尾、认购碳汇2.3万吨。

漳州先行先试，经验弥足珍贵。2025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发文，让“三量”机制从漳州走向八闽大地。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陆銮眉高度评价：“‘三量’机制把修复责任理清了、措施定准了，成效也扎实了。从一地探索到全省推广，充分证明了其科学性与生命力。”

“法典是生态治理的罗盘，司法是法典实施的舵手。”漳州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林忠明话语铿锵，“下一步，我们将把法典的纲领性规定，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可验收的裁判指引，让生态司法在每一个案件中落地，让法典精神在每一片山水间扎根。”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