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邯郸晚报）
□杜良盛
下乡那会儿，每个生产队都是敲钟上工。我所在的和村镇西和村第八生产队，老槐树上挂着一口钟。每到上工，队长抡起小铁锤，铛铛敲响，社员们陆续从家里出来，听队长派活，拿上农具，一天的劳作便开始了。
前不久再去那里，老槐树和那口钟都已不见。幸运的是，原址又长起一株新槐，盎然蓬勃，显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那悠远沧桑的钟声，整整敲过一个时代。
想起钟声，就想起娘每天早上给我送饭。八队的地都远，一般早上出工不吃饭，等劳力走后，留一人送饭。每家一个书兜，装干粮、筷子和咸菜，多是玉米面窝头，几乎没有重样。旁边放两个水桶，盛各家的汤，一般是米汤，也有的是水。送饭的钟声一敲，人们便提着饭兜出来，放在送饭的篮子里，把米汤倒进水桶。最辛苦的是我娘，听不到钟响，只好估摸着时间，提饭兜提米汤，穿过半道街去那里等。我家的米汤很稠，正好与不倒米汤的水混合，汤便有了小米黄的色泽。送饭大叔常说：要不是良盛娘倒点米汤，咱这里连个米粒都没有。下乡两年多，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我出工，就见娘提着饭兜水壶去大钟下送饭，成了一道街的风景。那时正是文革时期，粮食有定量，油每月三两，谁家都困难。但我家五兄妹只我一人下乡，娘不愿亏待我，早饭多是馒头加炒菜，连上班职工也达不到这水平。到了地头，我总把美食与村民分享，尽管大家一再推让，还是每人吃上一筷子，无意间增进了我和社员们的感情。
想起钟声，就想起八队的村民。我们天天在那等着钟声敲响，一起等派活、开会、聊天。幸运的是我遇到了那么多好人。队长李转山，也是大队民兵连长，他带领八队搞得很好，日工值达一元多，是和村公社的一类队、红旗队。当时社队平均工值不过几角钱，落后队只有几分钱。这得益于队里的副业：两座灰窑长年烧灰，供应通二矿；部分劳力下煤窑挣钱；马车长年搞运输，这些都是队上能分红的原因。李转山对我格外关照。还有指导员李本华，高个子，大眼睛，对我像弟弟一样。大队有什么好事——通讯员学习班、三夏三秋战报、学毛著积极分子、知青讲用会——她都推荐我参加。对她也许是一句话，对我却是迈向进步的一个台阶。我每次见她都亲切喊她三姐。后来她嫁给北京军官，户口迁至北京，幸福地度过一生。宋存贵、马云顺这些队干部，每天在钟声里把活计盘算一遍，带头扛上农具下地，领着我们锄玉茭、红薯、谷子、棉花。整壮劳力都去搞副业了，他们才是真正带头劳动的人。那个年代的队干部看不出有什么福利，年底补助点工分也有限。他们对我从不苛求，让我生活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如今八队许多老同志已作古，那些共同劳动的日日夜夜，仿佛就在昨天。
想起钟声，就想起农村的春夏秋冬。春天播种，往往没水，只好“一抗三保”，扁担不离肩，担水抗旱。到地里刨地，一刨就是一天，手磨出老茧，皮肤晒成紫色，肩膀练成了铁肩膀。三夏割麦，天不亮到地里，挥镰割麦，手磨出血泡，腰酸得直不起。麦收回场，套上毛驴一圈圈轧掉麦皮，在毒辣日头下打场、扬场。我在下面扫麦堆里的麦馀，飞飞扬扬落得一身，痒得受不了。一次在地里收麦，狂风骤起，冰雹就砸下来。最初玉米粒大小，后来乒乓球那么大。躲没处躲，只好用麦秸秆护住头，让雹子砸了约半小时。停了之后，赶紧把割下的麦子抱上车，地里只见麦粒和冰雹。那时天上下雹子多，公社还专门成立冰雹队，用土火箭驱逐，我看也没起什么作用。
公社化年代，每个生产队都有口钟，挂在老槐树上。我们那一片26个生产队，就有26口钟。每到上工，钟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走一路听一路，倒是一道风景。如今好多年没听到生产队的钟声了，不敲钟，农民也知道怎样种地了。可有时候，还是不自觉想起那棵老槐树，想起那口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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