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陈士榘与阔别40年的裴先章重逢，感慨：陈毅在临终前很想念你

1945年5月5日，北平军调部，国民党军官裴先章在一次军政接触中见到了陈士榘。那时，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国共双方正在为军队整编、接收地盘和地方政权安排反复交涉，会议桌上的每一句话，都可能牵动战场上的一支部队。

裴先章当时并不是一个普通军官。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期，后来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1945年1月毕业，先后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按常理说，这样的履历足以让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继续向上走。

1949年之后，他却成了共产党方面从事策反工作的人员，并参与了南京、四川等地的和平解放。更耐人寻味的是，到了1992年，陈士榘在成都与阔别40年的裴先章重逢，谈到陈毅时，留下了一句让裴先章久久不能平静的话：

“陈毅在临终前，很想念你。”

这句话背后，不只是老友之间的惦念，也牵出了三个人在时代剧变中的身份分合。

一、锦官驿里的两个少年

陈毅与裴先章的关系，起点并不在军营，也不在谈判桌，而在成都锦官驿的一所私塾。

裴先章原名裴治镕，是私塾先生裴野堂的儿子。陈毅原名陈世俊，年少时进入锦官驿私塾读书，成为裴野堂门下的学生。两人一为师兄，一为师弟，年纪相近，又长期在同一处求学，关系自然比一般同窗更加密切。

私塾里的日子并不热闹。

关于陈毅改名，流传较多的说法与《论语》有关。裴野堂认为，“士”与“俊”虽有读书人的意味，但不足以体现一个人的志向，于是从古籍中取“毅”字，希望这个学生能够立定志向，坚韧有为。

裴野堂说：“做事要有恒心，不能半途而废。”

少年陈毅回答：“记住了。”

改名究竟发生在何时，具体细节在不同材料中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陈毅后来确实以“陈毅”之名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个名字伴随他留法勤工俭学、参加革命、主持军政工作，也伴随他成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领导干部。

名字改变，并不意味着人生立刻发生转折。真正的转折，还要等到社会秩序剧烈动荡，旧有道路无法继续的时候。

裴先章后来接受了另一套教育。他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现代军事知识，之后又在陆军大学深造。从成都私塾到黄埔军校，两个人接受的训练逐渐分开，人生方向也随之出现差异。

一个走向革命队伍。

一个进入国民党军队。

当年同在私塾读书的师兄弟，后来站到了不同阵营。这样的分离，并非个人之间突然产生了矛盾，而是时代把许多原本相识的人，推向了不同的政治选择。

二、军调部里的短暂接触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国共两党的军队和地盘。

军调部的工作，表面上是协调冲突，实质上却牵涉双方军队的实力消长。谁能保留多少部队，谁能进入哪些地区，谁掌握铁路、公路和城市，都会影响下一阶段的政治格局。

裴先章被安排担任整军科科长。他懂得国民党军队的编制、番号和运作方式，也熟悉军政部门处理问题的习惯。陈士榘则是共产党方面的高级军事干部，后来长期负责重要军政工作。

两人的接触，最初带有明显的工作性质。

资料记载，裴先章曾设法与陈士榘单独交谈。那不是公开会议上的争论，也没有大段慷慨陈词，更像是两个熟悉军政内幕的人，在短暂空隙中交换看法。

裴先章问：“你们对整军有什么打算？”

陈士榘答：“军队要改造，不能只换番号。”

这类谈话的具体措辞，后人很难完全复原，但交流本身反映出一个事实：国共双方的军政人员并非彼此隔绝，他们在谈判、接收、整编和调处中不断接触，很多人的判断也在这种接触中发生变化。

裴先章并不是因为一次谈话就改变立场。他出身于国民党军队，拥有较好的军校履历，也曾在这一体系中任职。对他而言，选择离开原来的道路，意味着放弃已经取得的职位，同时还要承担身份暴露后的严重后果。

更重要的是，他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的积弊。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虽然拥有名义上的中央权威，但军队派系复杂，地方势力各自盘算，指挥系统层层掣肘。许多军官在前线作战，同时还要考虑补给、升迁和派系关系。战争一旦拖长，单靠原有体制很难维持表面上的统一。

裴先章在南京、上海、安徽蚌埠、济南等地活动时，对这种局面有直接观察。军令能否落实，往往不只取决于命令本身，还取决于执行命令的人愿不愿意承担后果。

这对一个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军官来说，冲击很大。

有意思的是，裴先章后来转向共产党，并不是简单地从“军人”变成“非军人”，而是从一个军政系统进入另一个政治和军事体系。他熟悉国民党军队的内部结构，知道哪些话能让军官听进去，也知道哪些承诺不可信。

这种经历，后来直接影响了他的策反工作。

三、商丘会面与身份转折

1948年3月，平津战役接近尾声，裴先章担任国民党第86军少将参谋长。军衔和职务看上去仍然显赫，但局势已经发生变化。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处境越来越被动，部队之间缺乏有效配合，部分军官对继续作战已经产生疑虑。裴先章此时所面对的，不只是个人前途问题，还包括一个军人对战争结果的判断。

他开始通过关系寻找共产党方面的联系渠道，并把目标放在陈毅身上。

陈毅此时正在中原地区从事军事指挥和相关工作。对裴先章来说，找陈毅有两层考虑：一是两人早年确有师兄弟关系，二是陈毅在共产党军队中具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分量，能够判断他的来意，也能为他的安全提供保证。

1949年2月4日，裴先章抵达商丘附近，设法与陈毅见面。

这一趟行程并不轻松。

从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转为共产党方面的联络人员，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路远，而在于身份无法公开。裴先章需要避开沿途检查，也要让接头人员相信自己确实是来寻求合作，而不是执行侦察任务。

据相关回忆，他曾以商人身份作掩护进入解放区。军装换成便装，证件、口音和行动路线都要经过安排。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他身上带着一支刻有“先章”字样的钢笔，既是个人物品，也是接头时可以用来确认身份的信物。

陈毅见到他后，没有把会面处理成私人叙旧。

两人多年未见，身份又已经不同，谈话自然要涉及军队、局势和今后的安排。陈毅需要确认裴先章是否真正愿意脱离国民党，也要判断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裴先章说：“这一步既然走了，就不会再回头。”

陈毅答：“回头路没有，前面的路也不轻松。”

这几句话即使经过后人转述，也符合当时的实际处境。共产党方面不会因为旧日关系，就对一名国民党高级军官毫无保留地信任；裴先章也不可能只凭私人交情，就把自己的生死交给对方。

双方之间，需要用行动建立信任。

陈毅、粟裕、曹荻秋、窦子健等人随后对裴先章的工作作了安排。裴先章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几条普通情报，而在于他能够接近国民党军政人员，了解部队内部真实情况，并尝试推动一部分军政人员选择起义、投诚或保持中立。

这项工作有很强的风险性。

策反不是简单劝降。对被策反者而言，失败意味着军法处置；对执行者而言，一旦身份暴露，也可能遭到捕杀。谈判中任何一个承诺，都必须考虑能否兑现。尤其是在战局快速变化之际，承诺过早或过晚，都可能导致行动失败。

四、江宁要塞前的政治较量

1949年春，渡江战役的条件逐渐成熟。

人民解放军经过长期作战，已经控制长江以北大片地区，华东野战军等部队完成了渡江准备。长江天险仍然存在，但守军士气、指挥体系和地方社会状况，已经无法与战争初期相比。

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要解放南京，既要突破长江防线，也要处理城市内部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关系。长江沿线的炮台、要塞和守军，若集中开火，必然增加渡江部队的伤亡，并可能造成城市设施的大面积破坏。

江宁要塞因此成为策反工作的重点之一。

裴先章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高级职务，对军事要塞的指挥方式、军官心理和部队关系比较熟悉。他知道，单靠口头宣传无法改变守军态度，必须找到能够真正影响命令执行的人。

另一边，南京方面的军政人物也在进行最后部署。陈诚、郭寄峤等人试图维持防线，但前线部队能否坚决执行命令，已经成为一个难题。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长江多个地段同时出现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迅速松动。裴先章的策反行动，也在这一时刻进入关键阶段。

他需要把“停止抵抗”变成具体行动。

守军是否开炮，炮台是否执行命令，部队能否保持原地不动，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政治策反若不能落实到枪炮和阵地上，便只是纸面上的意向。

相关资料显示，江宁要塞守军最终接受了和平解决的安排，避免了要塞火力对渡江行动造成更大阻碍。这里必须说明，南京解放的根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军事优势和渡江作战的整体部署，裴先章的工作属于其中的政治配合，不能把一座要塞的转变夸大成决定全局的单一因素。

但它的作用也不能被忽略。

江宁要塞没有进行大规模抵抗，减少了解放军渡江时的阻力，也为南京城内的接收工作创造了条件。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南京解放。

裴先章在这场行动中的特殊性，正是他既了解国民党军队的组织逻辑，又能够与共产党方面建立信任。他不是站在远处发号施令的人，而是需要在两个系统之间不断解释、判断和协调的人。

这种角色，很少出现在战报最醒目的位置，却往往决定了很多部队在关键时刻究竟开不开枪。

五、从上海到西南的另一种战场

南京解放后，裴先章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陈毅后来担任上海市市长。上海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接收工作极其复杂。城市中的军政人员、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对新政权都有不同程度的观察和疑虑。对于曾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任职的人来说，如何安排、如何审查、如何使用，是一项细致的工作。

陈毅曾邀请裴先章留在上海工作，但裴先章最终把更多精力放在西南方向。

四川是他的家乡，也是国民党在西南经营较深的地区。1949年以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部分部队，分别从不同方向推进西南战事。西南地区山川纵横，地方势力复杂，部队番号众多，单纯依靠正面作战，难免造成更大损失。

裴先章熟悉四川，也熟悉国民党军队的军政关系。他返回西南后，参与了争取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和和平转变的工作。

这类工作不能只讲立场，还要解决现实问题。

部队投诚后，军官如何安置，士兵如何处理，武器如何接收，地方秩序如何维持，都需要作出安排。若只要求对方放下武器，却不给出明确的善后政策，许多人就会担心遭到清算，进而选择继续抵抗。

裴先章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沟通和协调上。他把对方担心的问题带出来，也把共产党方面的政策和安排传回去。双方反复试探，逐渐形成了能够执行的方案。

有人问：“真能保证原有部队不被全部打散吗？”

裴先章回答：“能不能保留，要看具体情况，但投诚后的安排会按政策办。”

这类话听起来不漂亮，却比空泛承诺更有分量。军政人员真正关心的，往往是命令能否兑现，家属能否安全，部队能否得到妥善处理。

西南地区的和平解放，是军事进攻、地方配合、政治争取和内部瓦解共同作用的结果。裴先章的经历说明，解放战争不只有正面战场，还有大量看不见硝烟的工作。对一个熟悉对手内部情况的人来说，关键时刻传递的一句话，可能影响一批人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裴先章的身份再次发生变化。

这是一种不容易被注意到的转型。

不得不说，这种转变有现实意义。

裴先章与陈毅之间，也经历了从师兄弟到政治同路人的变化。

早年，他们在成都私塾里读书，关系建立在师生和同窗交往之上；1949年前后，他们重新联系，关系则建立在政治选择和共同任务之上。两种关系并没有完全互相取代，只是随着时代变化，所处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陈毅逝世于1972年1月6日。关于他临终前是否明确提到裴先章，公开叙述中有不同版本，具体细节不宜过度铺陈。可以确认的是，陈毅与裴先章的旧日关系，在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中始终存在，这也是1992年成都重逢时那句话能够触动裴先章的原因。

七、1992年的成都重逢

1992年3月，成都。

陈士榘与裴先章在阔别约40年后再次见面。两人都已年逾古稀，年轻时那种随时奔赴前线、处理军政急务的状态，早已成为过去。

见面后，话题很自然地转到陈毅。

裴先章问：“陈毅后来还提起过我吗？”

陈士榘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在临终前，很想念你。”

没有长篇叙述，也没有刻意渲染。对于两个经历过多年战乱的老人而言，一句话已经足够。

裴先章听到这句话时，想到的恐怕不只是成都锦官驿的旧日课堂，也不只是1949年商丘的那次会面。那里面有两军对峙时的谨慎，有南京城外的紧张，也有西南局势变化中的反复权衡。

陈毅已经去世20年。

裴先章也已步入晚年。

他们之间曾经隔着不同的军队、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漫长的历史距离，最后留下来的，却是一段从私塾开始、经过战争考验，又在成都重新被提起的旧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