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均来源于传统典籍,对国学文化进行二次创作,旨在人文科普,不传播封建迷信,请读者朋友保持理性阅读。 本文资料来源:《仪礼·士昏礼》《协纪辨方书》《仪礼》 图片均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办婚事的人,常在“定日子”这一步犯难。
男方翻一本通书,说初六宜嫁娶;女方再翻一本,却说初六有冲忌。两家又去问长辈,答案立刻变成第三种。日子越挑越少,心里越挑越乱,好像哪天选错一个字,往后的婚事便都不稳。
古人确实重视嫁娶择日。《仪礼·士昏礼》把“请期”列入婚礼六礼,可“请期”二字,本就有提出、商量、再定下来的意思,并不是看见黄历上一个“宜”字,便让所有人硬往那天挤。
旧时有位替人择日几十年的老师傅,只教徒弟一句口诀:
“先定能办,再看宜忌;大冲要避,吉时留宽。”
这句话听着平常,里头却藏着嫁娶择日最容易弄错的几处。老黄历到底要不要翻?该先翻哪一页?所谓冲、忌、吉时,又该怎样分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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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允章在庆彩堂学写婚书,最先学会的便是翻通书。
哪天写着“宜嫁娶”,他便用朱笔圈起来;哪天写着“忌嫁娶”,立刻划掉。遇到初六、初八、十八这种口彩好的日子,他还会在旁边多画一颗红点。
做了半年,他觉得择日并不难。
那年春天,城南魏家替长子魏绍安定亲,请庆彩堂挑婚期。女方是邻县苏家,两家聘礼已经谈妥,只等发日帖。
邵允章翻了半日,在三月十八上重重画了一圈。那一页写着“宜嫁娶、纳采、会亲友”,又逢“十八”这个顺口数字,他当晚便把日帖送到魏家。
魏母看后很满意,魏绍安的弟弟却问:“我大哥十七还在府城交账,怎么赶回来?”
魏绍安替商号押货,府城离家近两百里。十七日交完账再动身,顺利也要十八清晨到家。若遇雨水,渡船停摆,人连吉时都未必赶得上。
邵允章说:“那便连夜赶路。既是吉日,辛苦一点也值。”
魏父把日帖放下:“新郎一夜不睡,天亮便去迎亲,这一天吉在哪里?”
邵允章没答上来,只得回铺请教。
老师傅谢景山听完,没有责怪,只问:“你挑十八以前,可问过新郎在哪儿?”
“没有。”
“连新郎能不能到都不清楚,你挑的是什么日子?”
谢景山让他去一趟苏家。苏家听说三月十八,也有难处。苏姑娘的母亲每逢月中要去县城复诊,那位郎中十天才坐诊一次。十八若办婚礼,要么误了看病,要么带着病体撑完迎亲和正礼。
邵允章回来时,谢景山在纸上写下四个字:先定能办。
“嫁娶择日,先把不能办的日子排出去。新人赶不回,父母身体撑不住,重要长辈无法到场,这些都是明摆着的硬处。黄历写得再好,也不能替人赶路、替人养病。”
邵允章仍舍不得十八:“可这天明写宜嫁娶,错过了,后面未必还有这么好的日子。”
谢景山没同他争,只让他去查酒楼、轿行和鼓乐班。
这一查,十八更难用了。城里已有五户人家办喜事,两家做寿。好轿全被订走,最大的酒楼只剩偏厅,鼓乐班要从东城赶到西城,一天跑三场。魏家若硬用十八,迎亲须提前到天未亮,酒席还可能迟开。
“大家都抢,不正说明日子好?”邵允章问。
谢景山道:“花轿堵在街口,鼓手跑错门,厨工忙不过来,这也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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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邵允章把三月里真正能办的日期列出来。排除新郎不在、苏母复诊和酒楼满席,只剩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三天。两家再看通书,二十四写着宜嫁娶,场地和人手也都合适。
谢景山这才指着那一页说:“现在可以看宜忌了。老黄历不是不能翻,是不能第一步就翻。先从人和事里筛出能办的几天,再从里头择一日,才不至于让活人迁就一张纸。”
两家正准备定二十四,苏家一位舅父忽然提出:“这日冲我属相,不能用。”
邵允章心里一紧,又想把日子划掉。谢景山却问那位舅父:“您是主持迎亲,还是参加午宴?”
“只吃席。”
“您在意整日不能出现,还是不愿在正礼时站到堂前?”
舅父想了想,说自己只怕在被说犯冲的时辰担主事。谢景山便安排他不领迎亲队伍,正礼后再入席。舅父有了台阶,婚期也不用重选。
回铺路上,邵允章像是悟了:“原来见到冲字,不必换日,把犯冲的人挪开便行。”
谢景山摇头:“若冲的是新人,或双方父母十分在意,你也只把人挪开?择日最怕死套。先问冲谁,冲到哪一步,能不能调。小处能调便调,大处双方都放不下,便另择一日。”
他说完,在纸上添了一句:大冲要避。
日子定下后,邵允章又排吉时。卯时出门,辰时到苏家,辰时三刻回程,巳时入门,巳时二刻拜堂,午时开席。每一步只隔一小段,他觉得这样最合吉时。
谢景山看完,在几项之间各加了一段空白。
“为何留这么久?”邵允章问。
“路上若有车坏了,老人走慢了,迎亲时多说了几句话,后面怎么办?”
“可错过吉时……”
“吉时是定次序,不是拿来催命。前后留宽,遇到变化才能接得住。”
纸上的口诀,便有了最后一句:吉时留宽。
邵允章看着那十六个字,心里又生出疑问。
先看新人能不能到,再看场地和人手;遇到冲忌,还能分大小、调时辰;吉时也不必卡得一刻不差。照这样说,嫁娶择日岂不是只要挑个大家方便的日子便行?老黄历还有什么用?
谢景山把通书合上,只问他一句:
“古人为什么把这一步叫‘请期’,不叫‘定期’?”
若择日只是照表圈一天,一个“请”字里,又何必留着商量、辞让和告期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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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景山翻开《仪礼·士昏礼》,指着其中一句:“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
他解释得很直白:男方提出日期,女方依礼辞让,双方再把日子定下,随后正式告知。古人择日,本就不是一个人拿通书拍板,而是两家商量后落定。
“请期”放在纳采、问名、纳吉、纳征之后,也说明婚期不是单独挑出来的。前面的事情已经谈妥,婚事具备条件,才进入择日。换成今日的话,就是先确认新人、家庭和准备都能承受,再从合适日期中选出双方认可的一天。
谢景山又拿出一部旧抄的《协纪辨方书》。这类择日典籍会依不同事情分别讨论用日、宜忌与避忌,嫁娶有嫁娶的门类,并不是见到某日写“吉”,所有事情都能一概套用。通书上一个“宜嫁娶”,只是筛选条件之一,不能替代对具体婚事的判断。
他把常见误区归成四处。
头一处,是只看“宜嫁娶”,不先排除不能办的日期。
黄历上的宜忌是通用条目,不知道新郎在外地,也不知道新娘母亲哪天看病。真正择日时,要先列出新人、双方父母和主事人的硬性时间,把明确不能办的日子划去。余下几日,再看传统宜忌。
第二处,是见“冲”便把整日判死。
冲谁,比有没有冲更要紧。若涉及新人,或双方父母对某一日十分介意,换日往往更省心;若只是普通亲属,又不担主礼,可以调整参与时辰和分工。怕的是不问对象、不分轻重,只见一个字便反复改期。
第三处,是在不同通书之间来回寻找“完美吉日”。
一本说宜,一本没写,另一位先生又有不同算法,越查越容易乱。传统择日流派、版本和取法不尽相同,想找一个所有书都一致、所有亲友都不犯忌的日子,常常越找越少。
更稳妥的办法,是两家先说好采用哪一种通书或哪位可信的择日者,定下标准后便不再反复更换。择日求的是可用与安心,不是把所有说法拼成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日子。
第四处,是把吉时排得太死。
婚礼当天,路程、天气和人员都可能有变化。吉时可以用来安排出发、入门、正礼的大致先后,却不宜把每一步压得没有空隙。迎亲路上留一段时间,正礼前留一段缓冲,老人也有坐下歇息的余地,才不至于前面迟一刻,后面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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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景山把口诀又念了一遍:
“先定能办,再看宜忌;大冲要避,吉时留宽。”
先定能办,是把现实中不能用的日子排掉。
再看宜忌,是在可用日期里参考《协纪辨方书》、通书和两家认可的旧俗。
大冲要避,是分清谁真正受影响,避开双方心里都过不去的日子,不拿小忌吓乱全家。
吉时留宽,是尊重时辰,却不给婚礼添上无谓的慌张。
三月二十四那天,魏苏两家如期办喜事。魏绍安提前两日回家,苏母也已看完病。迎亲途中一辆货车陷在路边,队伍绕行多花了两刻钟,因流程留有余地,入门和正礼都没耽误。
那位在意属相的舅父没有主持迎亲,午时照常入席,还替新人说了祝词。当天没有每一步都卡在纸上写定的那一刻,婚礼却从头到尾没有乱。
散席后,魏母问谢景山:“二十四自然是好日子,可若只看黄历,十八明明也很好,为何办起来差这么远?”
谢景山说:“日历上的吉,是给你一个方向;真正能不能用,还得看这一天落到谁家、谁身上。”
后来邵允章独自替人择日,也会翻老黄历,却不再先问哪天写着“宜嫁娶”。他先把新人和双方父母不能办的日期列出来,再查场地与路程,从剩下的日子里看宜忌;遇到冲字,先问对象与轻重;排到吉时,总会留出一段空白。
有人催他:“你直接告诉我哪天最吉,不就行了?”
他便答:“没有脱离两家人的空头吉日。能办、合宜、少冲、从容,四处都顾到,才算择到日子。”
嫁娶择日当然可以翻老黄历。《仪礼》讲“请期”,《协纪辨方书》又把嫁娶用日分门讨论,都说明古人并非不重日期。只是日期要经过选择、商量和分辨,不能只靠一页黄历替两家作主。
所谓吉日,不只是纸上有一个“宜”字。
新人赶得回来,长辈不必勉强,冲忌能妥善避让,吉时又留有转圜,这一天才真正适合拿来成礼。
老师傅那句口诀,破的不是择日,而是择日时最常见的死法。记住它,再翻老黄历,才不至于越翻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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