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向春：豫园主人潘允端的身份重构——读《玉华堂日记》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文/柳向春

原刊于《书城》2026年3月号

潘允端（1526—1601）是明代上海望族潘氏的杰出代表，其父潘恩官至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他本人亦是进士出身并官至四川右布政使。晚年辞官家居后，潘允端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文化活动，成功实现了从退职官员到江南名士的身份转换。《玉华堂日记》是潘允端晚年生活的私人记录，详细记载了他如何通过园林建造、艺术收藏与戏曲赞助等多元手段，在体制之外重构自我身份并扩大家族的社会影响。

上海博物馆馆藏《玉华堂日记》

潘允端虽然是潘恩的次子，但从他建筑“四老堂”作为父辈兄弟四人晚年休沐之所可知，他其实已经隐然成为潘恩之后的家族代言人。如此一来，在退居乡里后，潘允端便面临着一些关键问题：如何在离开官场后维持并重塑家族及个人影响力？如何将“一门三进士”的家族形象继续维持下去？作为一位致仕官员，潘允端选择了通过园林建造、艺术收藏与文化赞助的方式，来打造自己作为地方文化领袖的新形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文化消费成为士绅阶层彰显身份的重要途径。潘允端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特征，将自己塑造为文化品位的引领者和地方文化活动的中心人物。

《玉华堂日记》中频繁记载的收藏活动、园宴接待和戏曲表演，不仅是潘允端个人生活的记录，更是他有意识地进行身份重构的证明。他将豫园打造为“城市山林”，在对传统隐逸文化的承续中，建立了一个主导文化交流的据点。

20世纪早期的豫园

费雷德里克·克拉普（Frederick G. Clapp）摄

退居家乡后，潘允端在豫园内精心建构了以尊训楼、玉华堂为核心的藏书空间，作为他文化资本积累的物质基础。《玉华堂日记》中多次记载了他在这些空间中检书、点校和鉴赏藏品的活动，如：万历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微雨。在尊训楼检书。”万历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午，晒宋板书。”万历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午，晒宋刻书。”这些记录显示，潘允端不是单纯热衷于收藏，还十分重视对藏书的保存和维护。能藏能读，体现了专业藏书家的严谨态度，也说明他是“读书者之藏书”。尊训楼、玉华堂等藏书空间既是潘允端个人收藏和阅读的场所，又是他接待文人雅士、地方官员的重要场域。通过在这些空间中展示自己的珍贵藏品，潘允端彰显了家族及其个人的文化品位与修养，同时向来访者暗示了自己在退居乡里后的社会声望与影响力。

潘允端的藏书范围极为广泛，从儒家经典、佛道经文到诗文集、小说戏曲，甚至包括当时流行的通俗文学作品。例如，万历十四年六月初八日：“……自京回，有家书、报、缙绅。随出拜□□□□《水浒传》看□□□。”万历十八年八月初九日：“午，还圻村当物银二十八两，买物银五两，□（送）银三两。又买《水浒传》。”不仅收藏《水浒传》，他还购藏了《西游记》：万历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午，见雨未晴，又住。买《西游□（记）》一部。”除了小说这样的通俗读物，潘允端还会特别关注一些较为珍稀的大型类书和史籍，如：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连续记载，“□（顾）家将《太平御览》来卖”和“查《太平御览》”。万历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申，查补抄《册府元龟》。”这种多元的收藏品味，展示了他的广博视野，反映了明代中晚期江南文人对传统与世俗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

《玉华堂日记》还显示了潘允端对佛教经典的持续兴趣。他在收藏大量佛教经典的同时，还委托人抄写经文。如：万历十五年三月十八日：“陆顺川来图小像。请《华严经》定□□（式）。”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金字写经似乎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如前引万历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午），检□（金）字《华严》等经。”再如万历十七年七月初四日：“晴。辰，□（取）金经、宋书经出晒。”金字写经一般指的是金字绀纸写经，不仅造价昂贵，也是书法、装饰工艺跨文化交流的综合载体，是佛教功德供养和佛教美学的有机结合体。潘允端对这类珍贵宗教艺术品的收藏，透露出他在精神文化追求方面不惜工本的态度，很好地展示了他的财富积累和审美品位。

潘允端的收藏涵盖了书籍、碑帖、青铜器、瓷器等多个领域。《玉华堂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对不同类型文物的收藏实践与经济投入。除了收藏，潘允端还积极参与刻书、印书活动。如万历十五年七月初二日：“晴。□（早），移舟樱桃河。吴兰洲刻《天缘传》完。”万历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刻《三薇轩记》完。”这些刻印活动也是他扩大自己社会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潘允端深谙收藏在社交网络建构中的作用。《玉华堂日记》多处详细记录了他与各类人物建立文化交往关系的活动：如万历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三儿回，莫后朋送还三扇，画字极精，甚喜。借去《诗话□（抄）》□本。”万历十五年八月初七日：“顾龙海借宋板《□（两）汉书》。”万历十五年十月十二日：“早，往宅寻《史选》送俞识轩。”这些都是与文人学者的交往。还有很多是与官员的互动，如：万历十六年闰六月十八日：“晴。早，放舟胥门。谒抚院，相会，止受《帖》一部。”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申，写书送闵三府《阁帖》四十部。”由此可见，藏书和艺术品在明代中晚期不仅是个人收藏的对象，也已经是社交网络建构的重要媒介。潘允端精心利用藏品作为社交工具，通过“文化赠礼”，与地方官员、文人学者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

潘允端不仅将收藏作为文化资本的积累手段，也经常将藏品用于典当，以解决短期资金需求。万历十四年三月初六日：“当沈祁村画一卷，一共银六十两。”万历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当杜凤林宋画一轴，银廿五两，张伯雨字，银五两八钱。陆续还。”这些记录表明，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收藏品典当市场，藏品不仅是文化符号，也是重要的流动资产。

《玉华堂日记》以极大的篇幅记载了潘允端与江南地区多位文人、官员和商人的文化交往，这些友人来自苏州、松江、湖州、常州、嘉兴、杭州、太仓等地。这些活动，构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周围江南各地的区域性文化网络。广泛的文化交往，让潘允端成功地建立了作为区域文化领袖的影响力，不仅实现了家族声望的传承，还实现了从官僚到地方士绅的身份转换。更重要的是，他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上海一地，而是辐射整个江南地区。他的形象也由此从“上海乡绅”升格为“江南名士”。

在父亲潘恩过世之后，潘允端开始将豫园打造成为他展示身份、积累象征性无形资本的场域。《玉华堂日记》多次记载了他在豫园接待各类宾客的活动，如：万历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申，请吕顺卿，连城、熙台、雁荡、二朱、张卧石、胡竹野陪坐。一更已。”万历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记载：“晴。早，□□诸公来园小饮。”尤为重要的是，豫园成为了潘允端举办戏曲表演、展示文化赞助能力的重要场所。如：万历十七年九月十七日：“黄金设席侍余，二赵、周、□（刘）及二儿同坐。弋阳戏。至暮，改小厮串戏。二更已。”万历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呈春备夜膳，留二赵、刘□□（生小）坐。唤弋阳小戏子做戏。”豫园的戏曲表演内容极其丰富，既有北方的杂剧，又有南方的弋阳腔、太平腔、余姚腔、海盐腔等，更有自万历十六年、十七年之交开始的“新声”——昆山腔。

如上所述，潘允端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文化活动，实现了从退职官员到江南名士的身份转换。这种转换不是简单的角色变化或自我心理认知的转化，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身份重构，他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使得自己的新身份得到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据《玉华堂日记》，万历二十三年七月初四日：“申，有杭州人来报，士民与先公建祠，入名宦，不胜喜跃。”万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未，张滔杭州归，先公名宦已批行，甚喜。”这两条日记明确展现出潘氏家族成员为先人获得这种社会认可而感到无比欣喜的心情，而这种认可也是潘允端一直努力转向的内在驱动力。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潘允端去世后，“桑梓士民德之”，于上海旧演武场上构筑了潘方伯祠以为纪念。这种公共纪念形式，是对潘允端身份重塑的最权威认证。

家族声望的传承，向来存在三大支柱方式：一为价值观锚定，如通过祭祀等方式，加强家族凝聚力，固化家族价值观传承；一为社会网络拓扑，即通过学术、文化赞助，参与公共事务，提升家族在社会事务中的能见度；再就是文化符号生产，通过艺术收藏、建筑营造、文献编纂，将家族声望物质化，构成社会文化记忆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潘允端的一系列行为，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地将这些理论一一落实为行动，而这也就是他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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