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7月29日、30日，“商州法院”、“陕西省法学会”分别在官方公众号挂出文章，宣告——全国法院系统首家“商鞅法治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在商州法院成立。
参与发起者三家：西北大学法学院、商洛市法学会、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
学界、舆论界一时为之震惊。
随着社交媒体上各类评论的出现，上述两篇文章都已撤下。但不知，那法院里的“商鞅法治文化展厅”是否仍然开放。
记得当年《英雄》《大秦赋》等大片横扫国内影视圈时，武汉大学历史学家、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1942-2023）曾专门撰文，疾呼：
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对于《大秦赋》，他称：
……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抬举到政治高峰、道德圣殿；“天下苦秦久矣”一变而为“天下盼秦若久旱望云霓”，这更是史界、文界的空前创举。吾辈已见怪不怪，如此种种，无庸多议，现在仅就该剧历史观的一个症结处试作考析，因为如上奇葩之说皆根源于此一史观。
将“商鞅”与“法治”绑定所反映的历史观，与《大秦赋》如出一辙，而秦治的思想渊源即为商鞅献策。冯先生评曰：
几代秦王皆奉行商鞅残民、弱民、穷民、愚民政策。中国文化本来长于“治民”，乏于“民治”，而秦制之下，民众更绝无问政权，有的只是服从君令，庶民任君宰割。
而滥杀黎民，是秦政的家常便饭，秦将白起一次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此种屠俘之残暴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似无第二例），嬴政挥师攻陷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楚都郢，皆行屠城，宫廷、民居洗劫空，贵胄、文物全数移往咸阳。列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决非虚夸。
秦王对自国秦人也极端残忍，除橫征暴敛、敲骨吸髓外，还征调数十万黔首长年修建阿房宫（后来项羽焚烧此宫，大火延烧数十日，足见其广大)，又几十年如一日修建骊山陵墓（尚未开掘的始皇陵估计是世界规模最大、藏品最富的帝陵，仅以其附件——秦兵马俑规制之宏大，便可推想皇陵的伟岸），完工后，为保守陵墓机密，数以万计的民伕格杀无论。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始皇、秦二世对自己的文臣武将乃至王族亲贵也极度苛酷残忍，吕不韦、韩非、李斯、蒙恬、芈氏等有大功于秦政者，皆死于非命。秦代开启诸朝屠戮开国功臣之恶例，这正表明中国专制君主政治是一部绞肉机。
而《大秦赋》对此或轻描淡写，或给绞肉机的操盘手嬴政虚构脉脉温情（如对吕不韦之死痛心疾首），或百般美化谋臣间的相互残杀（如把李斯陷害韩非写成韩非哀亡于李斯怀抱）。统一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秦廷君臣（包括秦始皇本人）几乎无一人得到好死，这正是秦政残暴无情属性的必然表现。
……秦朝二世而亡，连推行秦制者也以悲剧收场，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扶苏、蒙恬，以至于秦始皇本人，皆不得好死，而秦以后两千多年治乱循环，治与乱皆与秦制有关；至于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也与“百代皆行秦政法”有关。
扭曲史观、曲解“法治”的文章暂已删除，但今天的法官、法学教授、法律工作者仍不得不面对是否需要重读这段历史、重修史观。
贴几段相关网络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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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京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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