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鹭敲诈”事件里，一些细节被媒体忽略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泊屿】

近日，银鹭因一笔万元赔偿款在转账备注中标注“敲诈”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企业旋即陷入舆论漩涡，指责其“傲慢”的声音不绝于耳。

最初看到这些报道和评论时，我只是简单啃了口瓜就划走。但后来在别处看到大家对当事人王先生向企业提出“一箱酒六条烟”之类要求的讨论，兴趣被勾了起来。于是，我通读了王先生自6月17日至今日（8月7日）在其公众号上发布的全部41篇文章。

读完，我的第一感觉是，舆论的挞伐之声似乎忽略了不少值得留意的细节。

·事件发展一转再转

2026年6月中旬，江苏扬州消费者王先生花费35元购买了一箱银鹭花生牛奶，包装上印有“开箱扫码赢黄金100%有奖”字样，最高奖项为5克足金“黄金花生”。然而，当他取出全部饮品、按提示扫码时，系统却反复提示“扫码失败”——箱内的抽奖二维码已被提前核销。

此后，事件经历多重反转，而且在推进过程中逐渐偏离了原本的轨道。

第一重反转在于客服的推诿。王先生联系银鹭客服，对方先是反问“是不是你家里人自己扫了”，后又将责任推给流通环节，称“是在流通环节被别人扫的”。之后，客服通过微信向王先生补发了一个新二维码，王先生扫码获得0.6元红包。

第二重反转来自经销商的赔付。在王先生发文质疑后，6月底，银鹭高邮地区经销商主动联系王先生，承认门店管理疏漏、下属人员私自扫码，并参照活动最高奖标准进行赔付，两次共计转账6666.66元，同时提出希望王先生删除此前发布的相关文章。6月28日，王先生在公众号上发文表示“此事翻篇”。

收到4444元后即回复“不再追究”，那第二次收2222.66元的转账，应是在右图对话之后

第三重反转发生在数日之后。王先生认为，经销商赔付时银鹭总部尚在调查中，顺序有蹊跷，于是提出诉求：“作为上梁的大哥，银鹭食品总部最后赔偿或奖励的金额总归不能比手下还低吧？”

第四重反转，正是引爆舆论的焦点。7月27日，王先生收到银鹭通过对公账户转来的1万元，转账附言赫然写着——“客诉处理（王*敲诈）”。“敲诈”二字彻底激怒王先生，次日他以涉嫌诽谤向扬州警方报警，企业则称“内部定性是敲诈，我们也报警了”。

企业为何会内部定性为“敲诈”？对于这一点，媒体的报道少有着墨。但看王先生在其系列文章中对这一万元的表述，值得咂摸。

他在7月19日《针对银鹭品牌危机的4点建议》一文中写道：“给钱也是讲究技巧的，这笔钱于银鹭而言，可以是奖励，可以是聘任，可以是赞助，可以是合作”；又在7月30日的文章中提及：“10000元算银鹭登门，登门不能空手来吧？所以我让银鹭按他们餐厅包厢接待贵宾的最高标准拿一箱酒配6条烟，算给我个面子……”

在这系列文章中，王先生利用媒体关注和粉丝大涨的契机，时不时在文中“安利”其作品。第四条打码处为其作品IP。

·维权的正当性逐渐消解

银鹭在此次事件中的处理方式，确实表现得像个草台班子，漏洞频出。转账备注直接写上“敲诈”，即便事后解释为“财务失误”，也暴露出企业管理上的极不严谨。敲诈与否，理应由司法机关裁定，企业无权自行定性。

然而，一家企业做得不够好，是否就能反过来证明消费者的所有诉求都理所当然？

从公开信息看，经销商违规操作、客服推三阻四，王先生起初的投诉与维权完全正当。但到后期，他提出的所谓“奖励、聘任、赞助、合作”等“建议”（不愧是“作家”，用了这么一个让自己进退有度的词语），以及“一箱酒六条烟”的要求，已与那箱牛奶和那个未必中最大奖但已按最高奖赔付了的二维码之间找不到直接关联。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当监管部门给出的回复对其不利时，王先生转而公开指责监管部门。他在公众号中称厦门市翔安区市场监管局“偏听偏信”“包庇纵容”。这一指控分量不轻——市场监管局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依据的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银鹭食品存在虚假宣传”的事实判断。不立案不等于偏袒，更不等于“包庇”。监管部门同时要求银鹭“严控产销全流程、加大经销商约束管理力度”，这本身已包含了对企业的约束。

将监管不立案等同于“纵容企业”，既是对执法程序的不尊重，也容易误导公众对事件性质的判断。

值得反复强调的是，维权指向的是权利救济。当诉求不断向上“加码”、脱离最初权利受损的事实，维权的正当性便开始消解。

·一边倒的舆论环境，最终利益受损者不止是个体

在这一过程中，舆论扮演了复杂角色。

跳出个案来看，当前公共讨论中，商家与消费者常常被简化为“资本”与“民众”的对立叙事。吃瓜群众在看新闻时，常不自觉地代入与自身日常更接近的消费者角色，于是为企业合理辩护的声音常被贴上“共情资本”的标签。当“为企业说话”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理性讨论便难以进行。

往更高层面看，这种非此即彼的话语框架，消解了市场关系中本该存在的互利属性。

企业提供产品满足消费需求，同时创造就业岗位、贡献税收——银鹭在高峰期年销售额过百亿，全国拥有超过7000家经销商，背后是大量从业者的生计与上下游产业链的运转。但在“对立叙事”的滤镜下，这些社会价值常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预设式的道德判断：企业是强势方，因此任何针对企业的诉求都具有天然正当性。

类似情况近年来并不鲜见。例如，“仅退款”政策的本意是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但在实际操作中已被部分人异化为“零成本占有”；以“虚假宣传”为由要求“退一赔三”“退一赔十”的投诉中，也不乏脱离实际损失、以诉讼或舆论压力换取超额和解的案例。

每一个个案看似偶发，但当这种操作模式被反复验证行之有效，就会形成示范效应，进而系统性地改变市场预期。

当一个创业者评估投资风险时，如果不仅要考虑市场竞争力，还需防范消费者利用规则漏洞和舆论势能进行超额索赔，其投资意愿必然下降——当下，民间投资本就慎之又慎，而其投资对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当商家被迫不断让步，无论后续是提高售价还是压缩成本，最终多出的成本仍会落到所有普通消费者头上。遗憾的是，这一点被大多数吃瓜群众所忽视。

要“公平”，是社会的共识；但落实到具体层面，出现在个案中，究竟如何才算公平？

公平，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倾斜，而是双向的制衡——“双向”。

目前这个案子警方还在调查，最后王先生的行为是否算“敲诈”，等司法结论。但这起事件至少提醒了一件事：

消费者权益该保护，但保护的边界在哪里？企业该担责，但担责的终点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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