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李大钊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红楼到红船

你站在北京沙滩北街北大红楼旧址前。风从五四大街灌过来，吹得楼前的国槐叶子沙沙作响。

1920年11月17日，就在你面前这座红砖楼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发布了一则启事。标题只有六个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则启事的分量，远比它那不起眼的篇幅要重得多。

这个研究会的灵魂人物是两个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一年前，他们在上海和北京分别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从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则启事的发布，意味着这个已经秘密运转了大半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正式从地下走向公开，从秘密社团走向政党前身。启事发布前两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劈头就是一句：“既然要改造政治，便不能没有政党。”他说：“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的政党。”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篇明确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文章。

从《新青年》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研究会到共产主义小组，从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国共产党——这条从思想启蒙到组织建党的历史弧线，起点就在你面前这座红楼里。

一、南陈北李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相识，始于1918年。这一年年初，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箭杆胡同九号。李大钊则刚刚被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将月薪一百二十块大洋全部用来购买马克思主义的外文原著，把图书馆变成了一座思想的火药库。两人在北大相识后，经常在李大钊位于红楼一层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讨论时局，慢慢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李大钊全力奔走营救。陈独秀出狱后被迫离开北京，李大钊亲自雇了一辆骡车，化装成账房先生，秘密护送他前往天津。在从北京到天津的乡间土路上，两人坐在晃晃悠悠的骡车里，第一次深入讨论了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设想。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忆：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我最尊敬的导师，他们的言论和行动直接影响了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终身信仰。

事实上，早在公开亮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旗帜之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就已经在《新青年》上展开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论争。这场论争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曾经的战友——胡适。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反对空谈外来理论，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李大钊则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针锋相对地反驳：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没有理论指导的改良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场论争持续了整整两年，最终以《新青年》内部的分裂而告终——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分道扬镳，分别走上了改良与革命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这场分裂不是私人恩怨的结果，而是新文化运动内部不同思想路线的必然分化。在此之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封建专制和旧礼教。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从“要不要民主和科学”变成了“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和科学”。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自然将曾经的战友引向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方向。

二、亢慕义斋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最初的成员只有十几个人，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北大青年学生是这个团体的核心骨干。他们的活动地点在北大红楼四楼的一间小教室，邓中夏、罗章龙等几个青年学生给它取了一个深有寓意的名字——“亢慕义斋”。“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斋”是书房。在这间书房里，这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了《资本论》的部分章节，编译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汇编，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

但这批最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很快就面临一个艰难的问题：他们要么被自己的阶级视为异端，要么必须接受这个阶级的物质供养。翻译《资本论》需要懂德语和英语的学者——这样的人在当时中国几乎全部属于精英阶层。他们的同学在政府里做官，在银行里领高薪，在大学里当教授。而他们在亢慕义斋里翻译革命著作，连买蜡烛的钱都要从饭费里省出来。有人坚持不下去了，退出研究会，重新回到原本属于他们的体面生活中去。剩下的人继续守在亢慕义斋里，因为李大钊告诉他们：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而他们自己正在用生命实践这个理论——把作为社会精英的个人生命价值，无偿地奉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研究会的日常活动围绕着几个核心任务展开：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大众化的语言向工人和市民宣传革命理论，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理论斗争。1920年11月，研究会发展到拥有正式会员四十余人的规模，决定公开活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启事，正式将名称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份启事的发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从零星传播进入有组织的、公开的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迈出了从书斋走向社会的关键一步。

在亢慕义斋的推动下，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湖南的新民学会转变为长沙俄罗斯研究会和共产党早期组织，天津的觉悟社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济南的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从北京到上海，从广州到武汉，从天津到长沙——亢慕义斋的星星之火，点燃了遍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三、从前奏到序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因在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无法脱身，委托包惠僧代表他出席。李大钊因北京大学学年末事务繁忙，未能与会。

他们缺席了，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全部到场。邓中夏是高君宇的同窗，高君宇是何孟雄的战友，何孟雄和罗章龙是亢慕义斋最早的成员，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勤工俭学时受到李大钊的亲自教导，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接到李大钊的书信，按他的建议成立了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人，有的从上海来，有的从长沙来，有的从济南来，有的从武汉来。他们说着不同的方言，穿着不同的衣裳，但他们从同一个地方汲取了思想的火种——北大红楼四楼那间叫亢慕义斋的小教室。从《新青年》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研究会到共产主义小组，从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国共产党——这条从思想启蒙到组织建党的历史弧线，在1921年7月的那个夏天画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

你站在北大红楼旧址前，风从五四大街灌过来，国槐叶子沙沙作响。那个在亢慕义斋里彻夜翻译《资本论》的青年不在了，那个写了第一篇建党宣言的北大文科学长不在了，那个把月薪全部用来买马克思主义原著、最终走上绞刑架的图书馆主任不在了，那个在骡车上第一次提出建党设想的北大教授也不在了。但北大红楼还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启事还在《北京大学日刊》的泛黄纸页上。那些被他们点燃的火种，如今已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换作是你，如果你是1920年坐在亢慕义斋里的一名北大青年——你本可以完成学业后去当教授、做官、进银行，过上体面优渥的生活。但你没有。你选择了翻译《资本论》，选择了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奉献一生。你会后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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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文据《李大钊全集》《陈独秀著作选编》、《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1月17日启事及相关档案文献写成。亢慕义斋据罗章龙回忆录，李大钊护送陈独秀据高一涵等人回忆录。文中关于陈独秀、李大钊心理活动的描写系基于历史情境的合理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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