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寻常称谓，往往有深意，我们太熟悉了，反而忽视。
例如“中国”，谁人不知？可猛然一问，就发现自己无知。
还是请教专家吧。于省吾老先生，早就写了《释中国》一文，他告诉我们，“中国”一词，至迟西周初年就已出现，他提到了一件物证。
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一口“何尊”，“尊”为酒器，用青铜制成，铸有铭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据有中国，统治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墙围起来——“口”，就成为“国”了。
“何尊”上“宅兹中国”之铭文。
所以，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汉代的《说文解字》就说，“国”字，“从口，从或”，意思和“邦”字一样。后来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也说，“口”是指疆界，“或”就是域字。清人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说，“古或、国同用。”
《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
作者：刘刚 李冬君
版本：海南出版社
2026年6月
这样，他就从金文中找到“中国”的来历了。同时，他还指出，在《尚书》里面，有《梓材》一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说皇天已将“中国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先王——武王了。按照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何尊”和《尚书》都提到的周武王时，已经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先生《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则以甲骨文为据，考释出商自称“中商国”，因而断言，此为“中国称谓的起源”。
“国”字。《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插图
然而，商虽有中心意识，但其中国观念尚未形成。因为中国的原型与都城有关，而商朝老是迁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
中国观念的形成，与封建制并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个中央国的存在为前提，而王权所在地，通常就是这样一个中央国——中国。《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
中国绥服四方，靠什么呢？靠封建制。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国化，将中国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被蛮戎夷狄包围。那时，吴、越、闽、楚为蛮，秦为戎，齐、鲁虽为封建之地，但周边都是夷，用夷礼。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蛮戎之国，都中国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初具规模了。
近人柳诒徵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禹贡》，为后世沿用。《禹贡》也是《尚书》里的一篇，成于何时，则言者纷纷，而他确信，《禹贡》篇成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岛”之时，他说《禹贡》地理观，是一个文化中国的大格局。
此说甚宏，可当今学者却以为可疑。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来，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因此，当青铜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从“茫茫禹迹”后退到了周武王时，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里，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而《禹贡》里的“九州岛”“五服”天下观，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才合理。
《禹贡》里的九州。《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插图
带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贡》，其实是殷周之际武王革命以后，新的王权对神州大地所做的区分和安排。以流域规划疆域，将国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文化想象力设计中国化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以“九州”划定华夏地域，而以“五服”经营之。“五服”，以京师为中国——东汉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向四方发展，每五百里为一“服”，这样一看，《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这篇文献，虽然不到1200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伟的国土意识和制度观念，实在令人惊叹。《周礼》将“五服”发展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变，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经营中国。
本文选自《文化中国的青春岁月》，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刘刚 李冬君
摘编/何也
编辑/张婷
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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