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那年我十三岁，上初二。
父亲在工地摔断了腰，被工友送回来时，整个人像一张对折过的纸，蜷在床上动弹不得。母亲红着眼睛收拾东西，说要去城里医院陪护，临走前把家里的钥匙挂在我脖子上，沉甸甸的，像一块烙铁。
“照顾好弟弟，饭在锅里，放学热一热再吃。”
我点点头，尽量让声音平稳：“妈，你放心。”
门关上的瞬间，弟弟从里屋探出头来，九岁的脸上写满茫然。他问：“哥，咱妈呢？”
我说：“去医院了。爸腰伤了，过几天就回来。”
弟弟“哦”了一声，又缩回屋里。我站在空荡荡的堂屋中，忽然发现电灯坏了，天花板的一角垂着一截电线，像一根悬着的绳子。那盏灯已经坏了一个多月，往常都是父亲踩着梯子换的。我抬头看了它很久，然后去杂物间搬梯子。
梯子很重，木头的，拖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我把它架到灯下，踩上去，双脚离地的一刹那，手心里全是汗。我没有换过灯泡，只看过父亲做了一遍。拧下坏的，再拧上新的。看似简单，但当我真的旋下那颗昏黄的旧灯泡时，突然感到一种奇异的酸涩——那上面还残留着父亲手掌的粗糙纹路。
新灯泡拧上，“啪”地一声，满屋雪亮。
弟弟在里屋喊：“哥，亮了！”
我站在梯子上，没下来。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长高了。
后来的日子比想象中漫长。我开始学着做饭。第一次煮粥，水放少了，糊了锅底，满屋子焦味，弟弟皱着眉说不好吃。第二次我守在灶边，拿勺子搅了整整半小时，生怕再糊。端上桌时，弟弟喝了一口，眉眼弯弯：“哥，这个还行。”我低下头，把粥碗里的一粒葱花挑出来，眼眶忽然发烫。
洗衣、扫地、喂鸡、锁门。这些原本属于母亲的活计，一件件落到我身上。我学会了在放学前十分钟把作业写完，然后冲回家烧水；学会了数钱，一张张叠好藏在米缸底下；学会了在弟弟哭着想爸妈时，编一个“他们很快就回来”的谎，说到最后连我自己都信了。
有一次半夜，弟弟发烧，额头烫得像炉膛。我慌了，背起他往镇卫生所跑。那条路有黑漆漆的田埂，有麦茬扎脚，有两旁明明没人却让我觉得随时会走出什么东西的夜色。我背着弟弟，一步一步地跑，汗水顺着脊背流下来。弟弟趴在我耳边，虚弱地说：“哥，你别怕，我不疼。
我忽然想起以前打雷的时候，我总是躲进母亲的怀里，父亲在旁边笑我胆小。可现在，我成了那个站在雨地里、把书包顶在你头上的人。
卫生所的值班医生给弟弟打了退烧针，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盯着头顶的白炽灯。那些光一浪一浪地涌过来，像极了我刚换上的那盏灯泡。我想起父亲现在躺在城里的病床上，母亲也在那里。而我在这里。我们一家四口，被分成了两半。
忽然之间，我明白了什么叫“长大”。不是过了生日，不是个子长高，不是学会了什么技能。而是在某个夜里，你发现再也没有人可以依靠，而你成了别人依靠的那个人。你听见自己的心跳，仿佛它从那一刻起，换了一种节奏。
第二天早晨，弟弟退了烧。我熬了粥，他一口气喝了两碗，说要给哥哥留一碗。我笑了，摸了摸他的头。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锅台上，照在米汤的蒸汽里，照在我短短几天就磨出茧子来的手上。
一个月后，父亲出院回家，进门时看见堂屋的灯亮着，锅里的饭冒着热气，院子里的衣服晾得整整齐齐。他的目光停在我身上，很久，然后说：“咱家老大，长大了。”
我背过身去，假装倒水，眼泪掉进了水缸。
我没有告诉他们，第一次感到长大，是在换那盏灯泡的时候。我站在梯子上，高处风凉，脚下的世界突然变得坚实而辽阔。那一刻我知道了，所谓成长，不过是你终于开始，替别人撑着那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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