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脑子里那坨皱巴巴的、重约三磅的组织并不产生意识,你会觉得这人在说胡话。但提出这个问题的,恰恰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家之一——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在2026年7月举行的第15届“大脑背后与超越”研讨会上,科赫没有带来新数据,也没有秀出什么脑成像新图谱,而是给出了一个让在座同行坐立不安的提问:万一大脑并不创造意识呢?
这个问题不是哗众取宠的脑洞。它直接刺向了当代神经科学的软肋——我们已经可以精准定位大脑的哪个区域负责看、哪个区域负责怕、哪个区域在回忆初恋时亮得像圣诞树,但我们仍然说不清,为什么这些噼噼啪啪的电化学活动会伴随着一种“里头有个人”的感觉。科赫把这种窘境称为“意识困难问题”,一个在哲学和科学交界处悬了半个多世纪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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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个洞有多大,不妨从一个最日常的体验入手。你盯着一颗熟透的草莓,大脑里的初级视觉皮层、梭状回、前额叶依次活跃起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画出一张漂亮的激活图。但这张图永远无法告诉你:看见草莓的那一刻,那种“红”的质感到来时的滋味——你心里头那个私密的、无法切给别人看的体验——到底是怎么从一堆离子流和神经递质里冒出来的。科赫在演讲里反复强调这种落差:我们能穷尽关于脑的第三人称知识,偏偏第一人称的体验始终悬在解释之外。
这就是“困难问题”的精髓。它不是技术瓶颈,而是概念上的断崖。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一切存在都可以最终还原为物质、能量和物理定律。在这个框架下,意识要么是脑活动的副产品,要么根本不存在——它只是某种复杂的幻觉。但科赫指出,神经科学在解释“什么脑区做什么”这件事上已经跑得飞快,却在解释“为什么这一切会感觉像某种滋味”这件事上原地踏步。实际上,许多研究者甚至开始回避这个问题,把它搁置在一个叫做“可解范围之外”的抽屉里。
科赫没有回避。他在研讨会上勾勒出三个巨大的不确定性领域,每一个都足以让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失眠。
第一个不确定性,恰恰就是前面说的还原论困境:我们能否把意识的全部丰富性——悲伤的蓝色质地、牙疼的刺骨感、闻到雨后泥土时那种说不清的安心——完全压缩进神经元的物理过程?目前答案很诚实:不能。更让人不安的是,我们甚至没有一个理论能告诉我们,这种压缩到底可不可能。
第二个不确定性更“物理”一些。现代物理学自己也在重新讨论到底什么算是“真实”。量子力学里观察者的角色、时空可能不是基本存在的观点、信息可能比物质更底层的假说——这些来自物理学的震荡让“意识只是大脑分泌物”这种傲慢变得摇摇晃晃。科赫提醒听众,如果连物理学家都在重新定义实在,那么神经科学家对“意识只是脑内一种功能”的执念,或许也该松动松动了。
第三个不确定性则来自一些几乎被主流科学界边缘化的经验现象:濒死体验、神秘状态,以及被称为“临终清醒”的谜之现象。
临终清醒指的是什么?一些被严重痴呆剥夺到几乎失语失认多年的患者,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最后几天或几个小时内,会突然恢复清晰的意识,能准确认出家人,说出连贯的语句,甚至讲出尘封几十年的往事。这种瞬间的清明来得毫无预兆,之后病人便很快离世。它的存在本身就对“认知完全由大脑结构决定”这一信条造成了一种温柔的冒犯——为什么在一颗已经被疾病蚕食得不成样子的脑里,还能迸发出宛如健康状态下的完整意识?
同样的难题也出现在濒死体验中。一些从心脏骤停中被抢救回来的人,会讲述自己漂浮在身体上方、看到医生抢救自己、穿过一条隧道、感受到难以描述的宁静与光。按照严格唯物论的解释,这应当是一颗接近停摆的缺氧大脑产生的幻觉。但麻烦在于,很多回忆的内容细节与真实抢救过程高度吻合,而当时患者的脑电活动已经微弱到接近于零。科赫并没有把这些经历当作意识可以离开大脑的“证据”,但他坚持认为,这些顽固的例外需要被认真地放在聚光灯下审视,因为它们或许正暴露出当前科学解释的裂缝。
科赫的态度是典型的不否定、不盲信、但必须探究。他承认,这些现象完全可能在未来被圆满地纳入修正后的物质主义框架。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再出现的异常事实表明,意识并非全然依赖大脑这台机器的运转,那么科学就必须有勇气追问:意识是否是一种更基本的、编织在现实底层的存在?
这个追问会把人带到一个令日常直觉感到眩晕的方向:也许意识就像时间、空间、质量一样,是宇宙的基本成分,而不是一台由神经元搭建出的复杂投影仪。换句话说,大脑的角色可能不是“产生”意识,而是像收音机接收无线电波那样“过滤”或“限制”了某种原就弥漫着的原始意识场。科赫近年来的探索,正是朝着这种哲思张开了谦逊的怀抱。他没有给出定论,而是将这种可能性郑重地摆到了当代脑科学面前:如果一切物质不可还原的起点里,就已经潜藏着意识的微光呢?
当然,故事停在这里会显得太像一场哲学诗会。科赫不是要抛弃实证科学,而是想拉着它走出唯物质解释的死胡同。他在演讲中强调,神经科学未来的突破口可能就藏在那些被忽视的边缘体验里。他呼吁研究者对临终清醒、濒死体验等进行系统、严格的记录与实证研究,用无偏见的数据去测试这些现象究竟是大脑在极端条件下编造出的最后虚构,还是某种指向深层实在的线索。
对普通人来说,这些讨论最震撼的地方或许在于:我们以为关于“自我”的科学早就稳妥地装进了教科书,没想到它的根基依然泡在一团巨大的迷雾之中。你每天早晨醒来,世界重新点亮,你感到有一个“你”住在双眼后面。这再自然不过的感受,却可能是整个宇宙中最难解释的硬骨头。科赫带给听众的并不是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而是一种更宝贵的诚实——承认无知的边界,并且不把暂时无法解释的东西粗暴地扫进“不可能”的纸篓。
在研讨会结束时,这位从九十年代起就和DNA双螺旋发现者弗朗西斯·克里克一起寻找“意识神经相关物”的老兵,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凝练了他的态度:意识可能不是大脑做出来的东西,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有的面貌。我们不是意识的创造者,我们或许只是它的某种短暂而精致的显影。
这样的说法当然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检验,也可能最终被证明只是一条令人迷恋的死路。但至少,它提醒所有盯着脑成像图的研究者:不要以为能看见脑在运行,就等于看见了“看见”本身。在科学够不到的那个角落里,依然存留着那个最古老也最根本的谜题——为什么一个由原子构成的宇宙,会如此真切地感觉到它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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