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创新学校被「贱卖」，真相跟我们每个人有关

大家好，我是图拉。

最近，北京又一所创新学校成为热议对象，原日日新学堂（现已更名为北京星河学校）被合伙人揭露以155万人民币「贱卖」原本估值2亿的核心资产。

作为北京创新私立学校的代表之一，原日日新创立于2006年，比一土学校早了整整十年。

目前这个新闻还没有定论，学校也依然在正常上课。看似是股东层面的利益争执。

不过，这段新闻再次让人们对「创新教育」这个词心头一紧。

10年前，大家还在对创新教育大力追捧，国内也开始涌现很多创新的教育形式，效仿最多的就是PBL项目制学习、混龄教学、甚至取消统一评价系统等等。

我们之前报道过的世界上的一些创新学校，也都陷入了尴尬或倒闭的命运。

但现在接连相关学校的「倒下」或是「沉默」，那些美好的教育理念，那些吸引人们「跳出系统」之外的可能，为什么都看起来「不得善终」呢？

我们想起曾经受邀参加的云谷学术周大会上，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梅赐琪院长在会上提到过「教育的三个悖论」。

他解开了很多创新教育目前为什么步履艰难的原因。

■这场分享历时三天，我们收获了很多AI时代下教育的新思考，除了成年人嘉宾之外，孩子们的分享特别出彩

悖论一：

有目标会扭曲，无目标会迷失

为什么这些美好的教育理念，一到操作层面就产生了变形？

创新教育有很多迷人的理想：我们不要被考试目标束缚，让学生自由探索，不应该设置统一标准来衡量所有人。甚至有些教育信奉的是让孩子「野蛮生长」，似乎只有信马由缰，才能跑出更多惊喜。

这给了很多创新学校理论上的勇气：教育不应该有明确目标，应该让学生在探索中发现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但梅院长指出了这个理论的致命漏洞：如果真的让学生沿着「新奇的道路」随意行走，那么道路中的每一个点都可能成为最后的终点。

■《伟大不能被计划》这本书在创新教育圈很有影响力，它用迷宫的例子说明：如果给机器人设定明确目标让它直奔终点，它反而会一直卡在墙中间。真正能走出迷宫的方法，是让它去寻找那些「新奇的道路」。但信马由缰，就意味着哪里都可以是终点——这也是一个悖论。

「教育可能把学生导向任何一个我们没有预期的方向，而几乎没有教育者愿意实现这样的结果。」

例如，马斯克最初参与的Ad Astra在SpaceX工厂时可以完全没有课程标准，让50个学生自由探索。

但当Astra Nova要在线上服务300个学生、要面向更广泛的家庭时，它必须设计课程体系和学习目标。

这就像学校不得不重新引入某种目标体系——也许不叫「考试大纲」，而叫「学习路径图」「核心素养框架」，但本质上，目标又回来了。

可是一旦设立目标，另一个陷阱就出现了。

梅院长用大学排名举例说明：教学质量、科研产出、国际化程度，这些指标本身都很合理，但当它们被量化、被考核，就会产生异化——为了排名刷论文，为了指标盲目招生。

梅院长在分享中强调：「教育一旦有了可以测量的目标，不管你怎么想办法淡化，目标只要出现就一定会导致扭曲。」

这就是第一个悖论：没有目标，教育会漫无目的；有目标，教育又会被扭曲。

悖论二：

没有组织是混乱，有组织会僵化

创新教育的第二个冲动，往往是对传统组织形式的彻底解构。

为什么要按年龄分班？为什么要有固定作息时间？为什么要有班主任？这些「框框」都是在限制孩子。

于是，有的学校取消年级制，实行混龄教学；有的取消固定课表，让学生自己安排时间；有的取消班级制，让学生在项目组之间流动。

Ad Astra最初就没有年级之分，孩子们可以自由组合学习。

但组织化的缺失很快带来实际困难：学生不知道该去哪里，教师不知道该为谁负责，资源分配陷入混乱。

当Astra Nova转型要服务更多学生时，不得不建立明确的年龄分组（10-14岁）、固定的上课时间、标准化的课程安排。

■Natalie Wexler 的 《知识鸿沟》是近年来对「创新教育」和「建构主义」最强有力的现实主义反思著作之一。该书的核心观点是：美国教育系统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教「技能」（如批判性思维、阅读技巧），却忽视了「知识」本身。

所以许多创新学校在运行几年后，会发现自己也在重建某种组织结构——也许换了名字，但本质上，组织化的框架又建立起来了。

梅院长对于此有着自己的观点：组织化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让混乱变得可控。

但组织化本身，也会扼杀创新。

梅院长分享了色谱法的故事：20世纪初发明的色谱法是一种优秀的化学分离技术，但被冷落了很长时间，因为当时所有化学家都认为「结晶法」是唯一可信手段。

「当一个组织建立了'正确的方法'，那些不符合这个方法的创新就会被边缘化。」

这就是第二个悖论：没有组织，教育会陷入混乱；有组织，教育又会走向僵化。

■1901年，茨维特发明了色谱法，并于1906年正式命名了该技术，他利用装有碳酸钙粉末的玻璃管，成功分离了植物色素（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 。尽管他的发现极具革命性，但由于他是一名植物学家而非主流化学家，研究论文最初是用俄文发表的，这限制了其在当时以德语为主流的化学界的传播 。

悖论三：

学生既「教不会」，也「学不会」

创新教育的第三个主张，是让学生自主学习，不要填鸭式灌输。这推动了项目式学习等方法的流行：学生通过解决真实问题来学习，教师只是引导者。

于是，许多创新学校大幅减少直接讲授，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

但问题也随之很快出现。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用「童子操刀」来描述有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极端现象——把刀交给小孩，会出现新的危险。而梅院长对「童子操刀」现象给了两个形象的比喻：

第一种是「挥刀乱砍」。 学生学会了做项目的形式，会用各种工具，但缺乏知识基础。他们用方法消解知识，用个体认知替代集体理性，最终形成无学而有术的野蛮心理。

会用高大上的工具，会说时髦的术语，会做出表面光鲜的成果，但问到底层原理、知识基础，往往一问三不知。

第二种是「拔刀四顾心茫然」。 学生面对复杂的真实问题根本无从下手，只能求助家长或教师。项目质量往往取决于谁的家长资源更多，变成了「拼爹拼妈」的游戏。

所以，孩子是「教会」的吗？

梅院长提出：缄默知识的大量存在，是我们为什么教不会学生的核心原因。

很多知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的真正掌握发生在学生自己的认知建构过程中。

但是，「教不会」的学生又一定需要基础知识。微积分、量子力学、历史哲学，这些不是通过「做项目」就能自己发现的，必须有系统的学习和传授。

这就是第三个悖论：学生很难被「教会」，但也不能完全「自己学会」。

■维果茨基认为学生的发展存在三个地带：独立完成区、无法完成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所以在这个最近发展区，教学和学生主体应是交互的，带有「脚手架」支持的教学效果显著优于完全无指导的发现式学习。

教育之路上，要有「平衡的智慧」

那么，面对这三个悖论，真的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

梅院长也给出了在教育之中寻找平衡的三个智慧：

1. 教育的路上要「有意瞄准，无意击发」。

梅院长举了几个例子：马斯克去火星的真正目的，是在去往它的路程中做很多从前没考虑过的事情；NASA最伟大的发明其实不是探寻宇宙的奥秘，而是在探索途中设计出了太空枕、尿不湿等跨时代的产品。

他引用了清华的科研精神流行语「沿路下蛋」——教育应该有目标，但有目标不以实现目标为唯一原则，更重要的是出发走在路上。

■NASA对于日常生活产品上的贡献也非常大

2.教育需要有两种人。

创新学校需要理想主义者推动创新，也需要务实执行者确保落地。

梅院长在讲话中提到：「教育本质是农业，但一定是设施农业，不是天然农业。做农业的人一定要理解设施的必要性；做设施的人一定要相信，不管做了多少设施，最后成长起来的一定是作物本身。

3.教育实践需合法的边缘性参与。

教学实践的情境不是越真实越好，不是让学生直接解决真实世界的复杂问题，而是创造一个有保护、有设计、有挑战的学习情境。

梅院长用飞行员训练举例：真实的开飞机其实很简单，绝大部分过程都是自动驾驶。如果学员在真实驾驶舱学习，会错误地认为开飞机很容易。

真正的学习情境应该是「模拟舱」，在那里学员会遇到设计好的问题和挑战。并与真实情境保持一定的距离。

想要自由探索，但不能完全没有目标；想要打破框架，但不能完全没有组织；想要学生自主，但不能完全放弃教学。

所以，创新教育的样子会有千万种。这条路不好走，也一定存在着挣扎和妥协：

当我们看到一所创新学校重新引入考试，不要觉得它向规则妥协了；当我们看到一所学校在重建组织结构，也不要觉得它又重新开始僵化了；当你看到一所学校不断增加了系统教学，最好也别妄加断定，它摒弃了最初的创新。

毕竟教育形态没有二元论，而是在张力中保持平衡。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育模式。好的教育，是理解这些悖论的存在，并在张力中保持清醒，在往复中螺旋上升。

欣慰的是，我们还具备创新的勇气，也在行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