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历史（37）——盐巴

为盐而战

明朝统治的276年间，湖广苗疆遭受了朝廷“开疆辟土”和军事分割，将这一地区人口较多、实力较强的古老民族化整为零，试图逼使他们再度迁徙和逃亡。
　　明朝在苗区“开疆辟土”的主要手段对“内附”和“归顺”的熟苗区裁革土司，改为直接管辖；而在苗疆的“不相统属地带”则实行强行的军事“开辟”。这种军事开辟十分残酷，即朝廷不惜人力物力财力，调集数倍于苗民的军队开战，直至将苗民能战斗者杀光，将反抗的苗寨烧光掳光，使其再无能力反抗为止。据《明史》不完全统计，在明朝统治的276年间，朝廷先后调兵214.5万人之多，斩俘苗首级16950（战场上死者不计），烧毁苗屋4.8万余间。

　　而腊尔山台地由于处在苗疆最东边的苗汉接壤地区，更是明朝“开疆辟土”的重点，明王朝对腊尔山苗疆用兵，仅1381年（洪武十四年）至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大规模的剿苗行动就有30次，但几乎每次镇压都遭到了苗民的顽强抵抗。据记载“宣德六年，腊尔苗叛，都督肖授、都御史吴荣率汉土兵十有二万讨平之。班师后随叛。诏授等各戴罪进剿，乃冒暑夜驰，直捣苗巢，掩杀过半”。有说;肖授直捣其巢，兵屯池河(今凤凰县境)，扑灭凡尽”。

可见，当时这一地区苗族被屠杀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嘉靖年间，以腊尔山为中心的湖、贵苗民起义，明朝廷先后遣万镗张岳统湖、贵、川三省汉土官兵进镇压，结果，“经大举，经擒斩及冻饿身死者，己洗除过半，其先擒后纵并脱逃复业之苗，不过十之二三”。
　　对苗疆分割，化整为零，是历代朝廷制服苗民的又一重大“国策”和施政方针。明朝武力开疆，推行卫、所制，先后设九溪卫、崇山卫、辰州卫、石岘卫等以控制土司；同时在苗疆周边设容美司、茅岗司、永顺司、保靖司、大喇司、白崖司、五寨司、竿子坪司、治古司、答意司、石耶司、平头司、宋农司、酉阳司、乌罗司、铜仁司等，筑成第二道土司长城包围圈，割裂苗疆成青苗区、黑苗区、红苗区，形成了卫、所、土司相结合的“人长城”，并区分苗民为“熟苗”、“生苗”。

　　湖广西部苗疆也在朝廷的一次次征剿中由大到小，由溪河平地到边远山区，最后退到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腊尔山台地，并受到军事封锁，圈地为牢，困于其中。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各个朝廷对苗疆的挤压看似扩展统治的疆土，但是也给自己的在这里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就是后面我们要说的“苗反”和“寇边”问题。
　　

尽管没明王朝并没有实现对苗疆生地的那怕是间接的控制，但是有一点它是达到了，即所谓“汉不入峒，苗不入境”。所谓“峒”，即苗族聚居区；所谓“境”，即流官统治的“省地”，也就是将苗民限制在其祖居地，不能随意迁徙，外界汉人也不能随意进入其地并与之交往。
　　这一政策对苗民在某种程度上有好处，即减少了生苗区和“省地”的摩擦，让苗民有一块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土地。但是，这一政策是以把苗民赶到腊尔山台地为前提的，生苗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所需要的生存资源很难完全自给，导致了苗民的普遍贫困。

　　苗疆苗民需要寻求另外的途径谋生，行劫（抢劫）便成了一种选择，以至于官方把是否行劫看成是区别生苗、熟苗身份的标志（既凛于官，又食于民；倏为顺苗以领粮，又倏为生苗以行劫）。而且苗疆的苗民行劫常常成群结队“出峒”到富裕地方去抢劫，朝廷将其称为“苗反”或“寇边”。
　　

苗疆苗反在明朝，见诸于史籍的就达30次。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共271年间，平均9年左右就有一次苗反。其中有的苗反延续数年之久，其“反”的频繁更高。如永乐十二年至十三年，成化十四年至十六年，正德五年至六年，嘉靖十八年至十九年等等。
　　而在30次苗反中属腊尔山红苗的达25次之多，占明代苗反总数的80%以上。由此可见，腊尔山红苗是苗疆动荡的主要力量。
　　史载比邻凤凰的麻阳在明初时因“苗祸最酷”，“前有三十九里，屡遭苗患，居民渐少，明永乐元年减作七里，久未能复”。紧邻腊尓山中心区凤凰旁边的麻阳，居民都怕了，搬走了。
　　对于苗疆如此频繁“苗乱”、“寇边”，当时的朝廷官员人们常简单地将其视为苗民的本性所致。

　　但是深究一下苗反和寇边背后的原因，腊尔山苗疆苗民的“冦边”很少有什么政治上的要求，基本也就是通过“冦边”获得紧缺的生活和生产物资罢了。我们看看腊尓山红苗“寇边”主要是抢什么？
　　有人注意的了苗疆最紧缺的物资——盐。实际上五溪地区历代历朝都是如此。武陵郡后裔精夫相单程等、南郡‘屠山蛮’雷迁等、‘巫蛮’许圣等以及其后之‘江夏蛮’，相继造反，反抗官府攻掠郡县，此伏彼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为了直接获取日用不可或缺的食盐而战。
　　

在那个年代盐作为基本的生活资源在苗疆十分匮乏。苗疆不生产盐，适用的主要是川盐，川盐进入苗疆路途十分遥远和充满艰辛。古代巴人在取得重庆一带的盐产地后，形成了以长江、汉水、清江、酉水为依托的运盐路线，运往腊尔山苗疆的盐路是从重庆“涪岸”装盐上船，经乌江转运至贵州东部的沿江、铜仁，再由铜仁转运至湖南凤凰，向南运至湖南洪江，向北运至湖南里耶。这一盐路经过界亭、怀化、船溪，因沿途地势险峻、山高水深，运途十分艰难。

　　从秦朝开始，五溪盐业即为朝廷把持，公元前311年，秦以张若为蜀守，“置盐铁市官并长丞”汉朝沿袭清朝措施。直至南北朝时期朝廷依然以盐作为重要物资来控制五溪蛮民。《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载:“沈攸之责賧，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郡蛮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枚之使，枚之责賧千万。”賧”指“蛮夷赎罪货也”。地方官索贿以致“禁断鱼盐”挑起战争。

北宋早期，即有宋廷官员认识到食盐对于湖广西部边地的重要性。史料曾记载："先是，蛮人数扰，上召问巡检使侯廷赏，廷赏曰："蛮无他求，唯欲盐尔。"上曰："此常人所欲，何不与之？"乃诏谕丁谓，谓即传告陬落，群蛮感悦，因相与盟约，不为寇钞，负约者，众杀之。且曰："天子济我以食盐，我愿输与兵食。"自是边谷有三年之积。也就是说，只要朝廷给盐，五溪蛮就不反了。
　　

宋代食盐实行官卖。五溪边地非产盐区，加上山路崎岖，交通不便，边地民众除通过关市交换或由宋廷赏赐之外，并无其他途径获取食盐。“蛮人”可以因盐而战，也可以因盐而和，以故宋朝官员得出“蛮无他求，所欲唯盐而”的结论。为了获得食盐，他们不惜向宋廷贡奉最好的土特产，如铜鼓、虎皮、麝脐、水银、黄蜡、名马、丹砂、银器、兵器;因感恩宋朝天子赏盐，他们甚至自愿输入粮食，为宋朝驻军输送兵粮，解决了戍军的大问题。

　　生活在边远的山区苗民常常买不到食盐，即使能买到一点，也特别昂贵，又买不起。因此，有的苗族就烧稻草灰冲水来代替食盐；偶尔买到一点岩盐，只在菜锅里稍放一下就马上取出来，以免盐化得太多。
　　据说苗民为何喜好“酸辣”的滋味，也与缺盐有关。苗疆因不产盐，而饱受缺盐之苦，缺盐除吃饭不香外，更造成全身乏力，传说一位叫吴月秀的苗家女见寨子里乡亲不愿吃无盐的菜，便用米汤泡菜叶在钵中。几天后，土钵中飘出阵阵酸酸的清香。从此，乡亲们因吴月秀制出来的“酸汤”而食欲大增，浑身有劲了。
　　苗疆缺盐是不争的事实，因苗疆本地不产盐，只能依赖外地运盐。苗路崎岖，运输艰难，盐价腾贵。而生苗穷困，自然就更难吃到盐。所以我们在当时的史籍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各种各样关于苗疆苗民与盐的描述。

　　“得盐宝之，各以一撮置掌中舔之以为美。”这里描述苗民得到盐都像宝贝一样，放一撮到掌中当美味舔食。
　　“得盐则遗其族类，各一撮置掌中舔之以为美味。”这个描述与上面差不多，生苗得到盐把其他东西都不管不顾了，把盐作为美食品尝，足见其缺。
　　“而僻远之苗，尚有不知其(盐)味者。”这更甚了，很多偏远苗疆的苗民，一辈子连盐的味道都没尝过。可以看出“僻远之苗”即生苗中甚至有从未吃过盐的。
　　这就产生一个矛盾了，没盐生苗也照样生活。由此可证这些“僻远之苗”即生苗并未去抢夺食盐，更不可能经常去抢。

　　再来看后来乾隆年间《苗防备览》对寇边苗民的描述:“生苗至内地窃掠，和野菜小米之作粑，人怀数枚，苗妇负背笼随其后。或黑夜至村落，乘不备喊呐放火，居民惊散，生苗分截其路，苗妇入人家中抢掳什物。先走得猪鸡，用柴火连毛燎之，生血漓淋分拉以舕者。若村堡坚壁以待，野无所掠，所携米粑不过足供二三顿，食毕不能久逗留矣!谚曰:人离案不能逾百里，攻城不能过三日。”　

从史料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苗民入内地（边墙外）行窃的大致场景：生苗到内地行窃，“人怀数枚”野菜小米粑，而且如果抢劫不到生苗东西的话，所带米粑只能吃二三顿，所以作案不超百里，攻城不过三日；生苗入民室抢掳什物，其中可能包括盐，但并未先找盐。而是先找食物吃；生苗抢得食物怎么个吃法？“先走得猪鸡，用柴火连毛燎之，生血漓淋分扯以淡者。”抢到猪鸡之类连毛都不褪掉就烧起来，半生不熟就吃，足见生苗之饥饿程度。
　　

所以食物对生苗而言，比盐更渴求更重要。生苗“寇边”的目的显然更多地是为了基本的生存。

　　食物是每口必需，生苗所处的自然环境恶劣，其生产方式落后，能获取的生存资源少，生计艰辛，难以为继，生苗必须为生存拼争，所以食物才是生苗经常需要努力争夺的。盐是生苗生活所需的口用品，而食物则是生苗生存的必需品;盐是生苗本身无法自给的，而食物是生苗本身无法自足的。既然通过正当的途径(例如贸易)无法满足生苗生存、生活的需求，那么掠夺、抢劫便成为其合理选择。
　　当生存资源少，人难以依靠正当的途径获取的时候，只能非法攫取。从生苗的生存状态来看，生苗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且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冦边的发生表明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生苗区的土地资源不能满足生苗生存所需，也就是说人多地少。所以从本质上乃是人地矛盾尖锐的结果。

　　明代腊尔山苗疆人口记载不详，但苗人人口增多则是确凿无疑的。“隆庆、万历以来，苗种日繁。”“除苗民自身人口增多外，移民是苗疆人口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政府在苗疆设卫所，迁徙诸多军户，随之而来的是众多民户。
　　洪武年间，腊尔山苗疆接收的民籍移民8.8万人，军籍移民5. 9万人。民籍、军籍移民共14.7万，占腊尔山苗疆总人口的1/5以上。苗疆的汉移民凭借自身的文化经济等优势，渐渐发展起来，不断与苗民争利。
　　

生苗与明朝廷的频繁冲突其实质是苗疆尖锐的人地矛盾的反映。
　　在明政府眼里，生苗的掠夺行为是对朝廷权威的蔑视和挑衅，也是对朝廷统治的威胁和挑战。这是明政府无法容忍的，故明廷屡次派兵镇压。而随军屯而来的汉民不断与生苗争田夺土，进一步挤压了生苗的生存空间，加剧了生苗的生存危机。这一切都是随着明政府统治的深入而来，生苗反抗的矛头也就自然地指向了明朝廷，所以生苗与朝廷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