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很多人都听过功德林的名字，知道这里是新中国当年关押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地方，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凑齐了整整8位黄埔一期的老校友。这些人都是当年蒋介石口中的天子门生，解放战争结束后先后在这里落脚。从1959年第一次特赦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八个人里七个都走了，唯独一人没等到特赦通知书，早在1951年就被执行了枪决。
功德林原本是清代的一座古刹，清末就被改造成了收容犯人的场所，北洋政府时期就是京城里有名的监狱，革命先驱李大钊还曾经被关押在这里。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公安机关正式接管这里，把它改成了专门关押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北京战犯管理所。前前后后有上百名国军高级将领被关在这里，其中正好有8位都是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学员。
这八个人说出来个个都有头有脸，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李仙洲、黄维、曾扩情、周振强，最后一个就是邓子超。大部分人对前面几个名字都熟悉，杜聿明指挥昆仑关大战重创日军，又带远征军入缅作战，抗日战功家喻户晓，黄维在功德林研究永动机的事儿也传得挺广。只有邓子超名气不大，下场却是八个人里最惨的。
新中国对战犯的政策一直很清晰，愿意改的就耐心救，绝对给重新做人的机会。1959年第一次特赦，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周振强四个黄埔一期生第一批拿到了特赦通知书。1960年第二批特赦，范汉杰和李仙洲也出去了，李仙洲的名字本来不在第二批名单里，还是周恩来亲自批示放出来的。
八个人里改造时间最长的是黄维，他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才走出功德林，前后整整待了27年。黄维刚进功德林的时候，一身五种结核病，已经快不行了。管理所专门请了北京的知名专家会诊，这事还惊动了周总理，当时治病需要的进口药苏联产的副作用大，周总理专门批示从香港买药给黄维治病。黄维走出功德林后，还代表所有特赦人员给中共中央写了感谢信。
刚进功德林的时候，不少战犯都转不过弯来，杜聿明刚进来的时候甚至想过轻生，偷偷攒了六十多片安眠药，幸好被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管理所不光救了他的命，还专门给他治好了多年的胃溃疡和结核病。宋希濂刚被俘的时候也存了死志，改造久了心态慢慢也就转过来了。性格随和的曾扩情还被大家推选为卫生委员，在所里人缘很好。
八个黄埔一期生里，唯独邓子超没等到特赦的机会。邓子超是江西石城人，25岁考入黄埔一期，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北伐，早年还曾经秘密加入过共产党，1929年脱党投奔蒋介石，之后带兵和红军多次作战，明明白白是个叛徒。抗战时期他也立过战功，当年日军进犯庐山，他带着保安第三团设伏打死了日军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大佐，带着三千人在庐山守了九个月，打剩不到一千人，当时也名扬全国。
1949年8月赣州解放，邓子超直到1950年才被捕，之后被关进了功德林。进来之后他和黄维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子，黄维最多就是认死理，从来不搞组织性的破坏活动。邓子超从审查开始就充满抵触，不光不愿意承认自己叛变的事实，还把责任全推给组织，交上来的思想汇报全是对抗情绪。
他根本不配合改造，公开辱骂管理人员，还私底下偷偷串联其他战犯，策划越狱暴动。1951年初，他已经和几个人偷偷挖好了地道，就等着越狱出去联络外部势力发动暴动。这事被发现之后，性质就完全变了。
按照当时的政策，叛徒身份、拒不认罪、改造期间还策划破坏活动，三条都占了，已经没有从宽的余地。案子移交司法审判之后，邓子超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之前，工作人员还给他做了最后一次思想工作，邓子超从头到尾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改的意思。
1951年春天，邓子超在赣州被押赴刑场，终年五十二岁，成了功德林八个黄埔一期生里唯一一个被执行极刑的人。不少人觉得他打过鬼子应该留一命，其实这事说穿了，功劳是功劳，罪过是罪过，功过不能相抵。新中国对战犯真的够仁至义尽，连黄维那样硬骨头都能等到特赦，邓子超完全是自己把路走死了。
功德林关押战犯的几十年，其实把新中国处理旧政权高级将领的态度摆得清清楚楚。愿意改恶从善的，不管你过去是谁，我们都给你出路，愿意等你转变，花再多力气救你都愿意。碰了底线还不思悔改的，就算你有黄埔一期的资历，也不会给你开任何例外。政策的边界从来都是清晰的，邓子超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说明。
参考资料：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罪犯的决定
中国文史出版社 功德林战犯改造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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