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案，杀不死比尔们

【文/ 观察者网宰可欣】

当地时间7月14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发布捐赠公告，95岁的沃伦·巴菲特二十年来首次未将盖茨基金会列入本次年度慈善捐赠名单——结结实实地扎了比尔·盖茨一刀。

将近60亿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以及三名子女名下的基金会。巴菲特在7月15日的CNBC专访中表示，他认为自己的三个孩子已有能力妥善规划管理这笔慈善捐赠资金。

大约在三周前，盖茨专程飞往奥马哈与巴菲特进行了三小时闭门会面，这场私下会谈没有对外披露任何谈话细节。但似乎从后续巴菲特的举措及采访内容能够看出来，盖茨可能早已知道对方即将调整捐赠计划。

巴菲特否认了计划的调整和比尔·盖茨与爱泼斯坦的往来具有相关性，不过在采访中他提到，仍在等待慈善机构就两人关系展开内部调查的结果。在审查结果对外公布之前，今年捐款的发放去向和相关事宜将暂且搁置。

巴菲特在接受CNBC的贝基·奎克采访时称，今年以来，他读了很多关于比尔和爱泼斯坦之间发生的事情。“虽然这令人反感，虽然他犯了一些错误，但我也犯过错误——比如雇用各种各样的人，或者选择朋友，后来才发现，无论以何种方式，他们并不是我原本以为的那样。我觉得他犯的错，我都能想象自己会犯。”

而面对这些“令人厌恶”的事情，比尔·盖茨的态度始终是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并称“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认识爱泼斯坦”。

2019年《纽约时报》报道称，两人的初次见面是在2011年1月31日。盖茨说，爱泼斯坦声称能为“盖茨基金会”的全球卫生项目筹集数十亿美元资金，自己因而被其吸引，通过两名盖茨基金会官员梅兰妮·沃克和鲍里斯·尼科利奇的介绍，他在这位金融家的曼哈顿联排别墅中见到了爱泼斯坦。据盖茨的发言人阿诺德女士称，当天的集会从8点开始，持续了几个小时。

在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中，包含数封2013年由爱泼斯坦写给自己的电子邮件，内容是爱泼斯坦在一次争执过后，为尼科利奇草拟的一份打算交给盖茨的说明。邮件罗列着在盖茨和俄罗斯女性交往之后，帮忙获取相关药物；安排盖茨和已婚女性私下见面；以及提供药物供其个人使用等内容。由于这些邮件里没有附带任何佐证材料，相关指控的真伪目前无法核实。

在2026年年初的盖茨基金会员工大会上，比尔·盖茨亲口承认曾与两名俄罗斯女性有过两段婚外情，但同时，他称两段婚外情与爱泼斯坦的受害者无关。

在6月10日出席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时，他再次否认了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并辩称在他与性犯罪者爱泼斯坦断绝往来后，对方还曾利用掌握的盖茨婚外情相关信息，胁迫盖茨重新和他来往。

盖茨这套“认小错、拒大罪”的话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主动将可证实的婚外情事实交出，以此换取公众对“我对爱泼斯坦罪行不知情”这一更严重指控的信任——承认自己能承认的，否认自己必须否认的。

被爱泼斯坦的钱吸引的，还有另一个以“无辜者”姿态示人的比尔——美国民主党籍前总统克林顿。

如果说盖茨初识爱泼斯坦的核心诉求是借他的资本号召力来获得数十亿级别的慈善筹款，那么对于年轻的候选人克林顿来说，爱泼斯坦在政治上的捐助和人脉资源，是能够帮助他行稳致远的有力工具。二者的本质都是精英圈层典型的利益合流，并非偶然结交。

在面对听证会上有关于爱泼斯坦案的质询时，克林顿基本都以“没有”“不知道”“不记得”“不这么认为”来回答，自称也未曾目睹他对年轻女性或女孩的性虐待、性侵犯或人口贩运行为。

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前一天接受了质询。她表示从未见过杰弗里·爱泼斯坦。

与盖茨的策略不同，克林顿选择的是“失忆术”——用不记得来对抗追问。而这一话术之所以能过关，是因为在国会听证的司法程序中，记忆缺失几乎无法被证伪。策略不同，结果相同。两人都几乎毫发无损。

克林顿与爱泼斯坦之间有联系，在多年前就不是秘密了。他在2002年和2003年曾四次搭乘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前往欧洲、亚洲和非洲，据称“均与克林顿基金会的工作有关”。事情曝光后，媒体有过一轮挖掘。

据《野兽日报》报道，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有了直接关联，1992年比尔·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活动收到了来自爱泼斯坦的1000美元捐款（后来国会质询时，问的是两笔各1000美元捐款）。七年后，爱泼斯坦向参议院候选人希拉里的联合筹款委员会捐赠了2万美元。

而在质询期间，克林顿和希拉里都表示，二人对此毫不知情。希拉里的理由更是冠冕堂皇，因为按规定，禁止此类委员会与竞选活动直接协调。

她还否认知道爱泼斯坦对克林顿全球倡议的支持：“我不知道他是捐赠者，我不知道爱泼斯坦有任何参与。”

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还拿出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的邮件对希拉里提出质问，邮件内容显示卢特尼克曾邀请爱泼斯坦参加希拉里2016年总统竞选筹款晚宴。梅斯质疑希拉里对这场竞选晚宴的宾客名单记忆不清，直指卢特尼克充当中间人，为爱泼斯坦牵线搭桥，帮希拉里竞选募集资金，借此追问那笔2万美元捐款的相关事实。希拉里则表示，她仅因9·11事件后的工作往来认识卢特尼克，否认自己曾和对方聊起过任何与爱泼斯坦有关的内容。

而在爱泼斯坦为洗白自己，与班农合作拍摄“访谈”时，也狠狠涮了比尔·克林顿一把。他吐槽说：“金融系统的真正敌人是比尔·克林顿。如果你问我谁引起了金融危机，我告诉你是比尔·克林顿。”

在爱泼斯坦看来，克林顿为了拉拢选票，推行有利于全民购房的政策，最终放任大量信用不足的人获得了过多贷款。

比尔·克林顿当然不是他唯一资助的对象。根据“响应政治中心”的数据，自1990年以来，爱泼斯坦还向各民主党人捐赠了147426美元，向共和党人捐赠了18250美元。也有热心网友梳理出，1970年代以来，爱泼斯坦共有283笔总计约90万美元的捐款。

这些捐款与索罗斯、科赫兄弟数以亿计的投入相比，似乎不值一提。但爱泼斯坦的政治影响力，并不是建立在巨额政治捐款之上。

爱泼斯坦真正拥有的资源，是打通顶级精英圈层的能力。他长期营造自己作为“神秘金融家”和超级富豪顾问的形象，凭借豪宅、私人飞机、慈善活动以及与金融界、学术界人士的往来，进入了一个以他为核心节点的权力网络。在这样的圈子里，他的价值不体现在能写出多大的支票，而在于是否能够连接大量其他权力节点——认识谁、能安排谁见面、能把哪些人聚集到同一个场合，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资本。

此外，爱泼斯坦的影响力更多地来自政治捐款之外的渠道，比如对大学、科研项目和慈善机构的支持，以及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比如，他花钱服务了霍金等大批顶尖科学家，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有“深厚友谊”。

美国政治中的许多关系，并不会直接体现在联邦选举委员会（FEC）的捐款数据库中，而是存在于私人晚宴、基金会活动、学术合作和长期社交网络之中。爱泼斯坦并非简单地通过资金换取某个政策结果，而是在金融、学术、商业和政治精英之间扮演某种“中介者”角色。

爱泼斯坦建立的是一种跨党派关系网络。他与民主党、共和党以及华尔街、科技界、学术界人士都有联系，并不依赖单一政治阵营。他让自己始终处于多个权力圈的交汇点，因为他明白，现代政治中的影响力除了金钱，还隐藏在人际网络的信息与资源里。

对于以政商学“旋转门”为基本结构的华盛顿来说，爱泼斯坦这样的节点自然非常重要。爱泼斯坦出事，可以解释为节点的“质量问题”，毕竟他的财富从根上就来路不正。

他最初以偏低的学历进入纽约著名道尔顿学校，当数学和物理老师，这事儿就是个谜。观察者网查询发现，在美媒的各种报道里，他的教师经历时间都不一致，有的是1973到1975年，或1974到1976年。

随后经学生家长引荐，爱泼斯坦进入华尔街的贝尔斯登公司。不久后，学历造假被发现。据《纽约时报》的说法，爱泼斯坦称，如果没有亮眼的文凭，“我知道没人会给我机会。”这居然引起了上级的共鸣，就被保了下来……

在为富翁韦克斯纳全权处理家族财富之时，爱泼斯坦侵吞了韦克斯纳及其家人数亿美元的财富，并用这些“初始资金”滚动雪球，开启了他的向上社交……

可以说，爱泼斯坦的起步就极度不堪，但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的“人精”，才能成为多个圈层所需要的节点。

恰恰是爱泼斯坦本人够“烂”，可以把所有罪过都集中在他个人身上，而忽略“定体问”。

无论是坦诚说出婚外情，还是以“失忆”为借口，用不知情的话术矢口否认质询，两位比尔仍旧安然无恙。毕竟，比尔们和广大涉事精英一样，只是交友不慎而已。

由于爱泼斯坦和两党都有交集，谁动手把事情放大，都难免投鼠忌器。即使作为党派互撕的工具，也只是拿起来挥舞一番，又轻轻放下。

比尔·克林顿甩锅称，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曾表示：“与爱泼斯坦有过美好时光，但因为一笔房产交易闹掰了。”

特朗普则对于同爱泼斯坦的合影这样回应：“有成百上千人和他合过影，所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对此一无所知。”

美国国会虽然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特朗普也曾亲口承诺披露爱泼斯坦案相关细节，但在司法程序中，这些档案很难切实证明那些“精英”与此案的关联。

在司法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之后，特朗普表示这个国家“确实应该把注意力放到别的事上”了。他的态度一直是，爱泼斯坦案早已是陈年旧事，该“翻篇”了。

制度本身存在的缺失与模糊之处，总能为涉事者找到规避责罚的途径，让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案件真相仅仅部分展现在公众眼前，归咎于一个腐朽之人，而体制问题被遮掩起来。

在精英政治和权力网络中，一些人正是凭借财富、关系和信息优势，成为连接不同圈层的政治掮客；而这些圈层中的权力人物，也通过这种非正式网络获取资源、影响力和机会。个人的罪行因此掩盖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美国现代精英治理体系中，围绕权力、资本和关系形成的相互依存机制。

舆论上的攻击与曝光，却终究杀不死“比尔”们，撼动不了美国精英阶层的牢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