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三百年之993年：西北李，四川王，河北筑起水城墙

公元993年，淳化四年，大宋第三十四年。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家也是如此。自从宋朝雍熙北伐失败，朝廷国策转向，放弃了领土扩张，转向向内治理。本以为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了，但西北之乱越来越大，好不容易安生几年的四川战乱又起，国家太平之年不知何时到来！

一、经济制裁的失败

这一年有人发现了拿捏李继迁的办法，他就是陕西转运使郑文宝。

他看到了李继迁的命脉所在，不在军队，不在土地，而在盐。

银州、夏州以北，千里不毛，党项人几乎种不出粮食。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贩卖青盐和白盐。党项人用盐跟边境的汉人换粮食，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郑文宝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禁止青白盐入境，同时允许商人贩卖安邑、解县两池的盐到陕西，既能让官家获利，又能困住羌戎。

宋太宗知道之后，甚是欢喜，以为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批准了郑文宝的建议，诏令下达：自陕以西，有敢私市戎人青白盐者，皆坐死。

这道禁令够狠，只要断了盐路，党项人就换不到粮食，李继迁的军队就会不战自溃。

但郑文宝漏算了一件事：边境的百姓也要吃盐。

禁令一下，陕西、关陇地区的百姓失去了质优价廉的青盐来源，只能购买昂贵的解盐。更糟的是，那些归附宋朝的党项部落，同样依赖盐粮贸易为生。禁令切断了李继迁的命脉，同时也切断了他们的活路。

禁令颁布仅数月，边境就出现了骚动，原本归附宋朝的很多部族背叛了宋朝。其中四十二族首领盟誓，率万余骑兵攻打环州，屠小康堡。商人们为了赚钱，绕开官府的盐路，从唐、邓、襄、汝等地走私。关陇百姓无盐可食，边境大乱。

很快，宋太宗就反应了过来，赶紧下令废止了诏令。

这绝对是拿捏李继迁的一把利刃，可惜宋朝措施失当，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这件事充分反应了宋太宗执政的毛病，一旦遇到一个好的政策，匆匆上马，准备不足，执行适当，一看不行，又赶紧停止。

二、河北筑起水长城

宋朝找到了对付辽国骑兵的办法。

河北地区地势低洼，河渠纵横，常年水涝成灾。雄州知州何承矩看到如何转劣势为优势，他向太宗上疏：在顺安寨西引易河水筑堤为屯田，借积水处蓄为陂塘，大作稻田。

沧州临津令黄懋是福建人，深谙水田耕作之道，上言支持：“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内，公私必获大利。”

淳化四年三月，宋太宗任命何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黄懋充判官，调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投入工程。

工程从顺安寨以东开始，修筑堤堰约六百里，设置斗门调节水量，引淀水灌溉。工程范围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泥姑海口（今天津塘沽），东西延伸九百余里，南北宽约六十至七十里。沿线设二十六寨、一百二十五处军铺，由三千余名士兵戍守。

这片由稻田、陂塘、堤堰构成的水网，就是后来被称为“水长城”的防御体系。弯弯曲曲的河道和沼泽，可以有效阻截契丹骑兵的快速冲击。

但推行并不顺利，武臣们以习攻战为荣，耻于营田。第一年种稻，遇上早霜，颗粒无收。群议纷纷，几乎要罢役。直到第二年水稻丰收，议论才平息。这片水田不仅为边境提供了粮食，还出产蒲草、鱼虾、蚌蛤，百姓、官府都获得了利益。

三、蜀地再乱

正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一旦乱了往往预示着即将天下大乱，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一年，四川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叛乱，为首的叫王小波。

他是青城县的一个茶贩，叛乱之初只有百余人，他对众人喊出了一句口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此次起义的根源，在“博买务”，在与民争利。

宋朝平定后蜀后，为填补国库空虚，在四川设立博买务，这是一个垄断收购民间物产的机构。它强行以低价收购茶叶、布帛等物产，禁止民间自由买卖，茶农和茶商因此破产失业。淳化四年又恰逢大旱，民不聊生。

王小波提出的均贫富很得人心，起义军很快攻下青城县，接着直插彭山。彭山县令齐元振是个贪官，曾被朝廷褒奖为“清白强干”，实际上贪暴横敛。王小波将他杀死，然后将他搜刮来的钱财散给百姓，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万余人。

十二月，王小波在江原与宋军激战，西川都巡检使张玘射中了王小波的额头。张玘随即被王小波杀死，王小波也因伤重而死。

然而，起义没有因为王小波的死而停止，他的妻弟李顺被推举为新的领袖。李顺接过火把后，起义军发展得更快，大有锋火燎原之势。

淳化四年，不太平。

西北，一个好好的政策，如果准备充足，执行得当，李继迁以后就难了。结果政策匆匆上马，不但没有为难李继迁，反而为难了边境百姓。也让边境其他部落失去了对宋朝的信心，反而助长了李继迁的进一步做大。

四川，叛乱又起，而且不断做大，整个蜀地锋火燎原。朝廷不得不审视很多对内的政策，这一关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