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俗话说：“鞋大鞋小，只有脚知道；日子苦甜，只有心知道。”可要是日子过得太闷，人心里头那是会长草的，一旦那草疯长起来，神仙也拦不住。
1978年前后，我二十一，正值愣头青的年纪。那时候的日子，就像棉纺厂门口那条臭水沟，浑浊、缓慢，一眼能望到头。我是个保全工，一个月三十八块五，听着机器轰隆隆响，混吃等死。直到我遇见了周敏，那个住我家楼上、大我八岁的女人，我才晓得，啥叫心里的草疯长。
周敏是个啥样人？那年月大家都穿灰蓝黑，她却总爱穿件浅蓝的确良衬衫，洗得发白，却透着股子干净。她男人刘德胜是肉联厂的车间主任，一个月八九十块的巨款，那是家属院里横着走的螃蟹。可这螃蟹脾气臭，喝了酒就拿周敏撒气。我们住筒子楼，那隔音效果约等于零，哪家打孩子、两口子摔盆子，整栋楼都当听广播。
那年四月开春，楼道里还飘着煤球味儿，我在水房碰见她。她那一截白生生的胳膊，在浑浊的灯光下晃了我的眼。那一刻，我这颗年轻的、没见过世面的心，就这么没出息地陷进去了。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明知道那是火坑，也忍不住想跳进去暖和暖和。
事情的转折在七月份。那晚闷热得像蒸笼，刘德胜那货喝了酒，提着菜刀在四楼撒野。整层楼的邻居都缩在门后看热闹，没人敢吭声。我那会儿也是热血上头，脑子一热就冲了上去。也是运气好，他醉得站不稳，我一把夺了刀。就这一下，我在周敏眼里，从“楼下小陈”变成了“救命恩人建国”。
从那以后，那扇门就对我留了缝。
刘德胜经常出差，那两个月，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像样的一段时光。每晚看着门口那双拖鞋尖朝外，我就知道，那是她给我的暗号。我像个做贼的，又像个归人，轻手轻脚地上楼。我们也不干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坐着听邓丽君，那是“靡靡之音”，却听得人骨头都酥了。她给我纳鞋垫，绣着兰花；给我织毛衣，灰色的，针脚细密。她说：“建国，以后你会遇到好姑娘。”我心里想，好姑娘多的是，可让我心口发烫的，就这一个。
可惜，偷来的时光总是要还的。
那年冬天，风声紧了。刘德胜回来后，那眼神跟探照灯似的。十一月中旬那天晚上，那层遮羞布终于被扯下来了。院子里围满了人，刘德胜揪着周敏的头发在地上拖，血顺着她的嘴角往下淌。我站在人群里，身子抖得像筛糠，周围全是看热闹的眼睛，冷漠得让人心寒。
那一刻，我没得选。要么当个缩头乌龟苟活，要么当个男人站出来。我冲出去喊了一声：“是我。”
这三个字，代价太大了。刘德胜的拳头雨点一样落下来，我那是第一次觉得，挨揍也能这么痛快，至少没让那个弱女子独自扛着。派出所的人来了，叹了口气走了；厂里的人指指点点，说我伤风败俗。我爸妈气得要跟我断绝关系，可我咬着牙，一声没吭。
结局并不像戏文里唱的那样圆满。她离了婚，消失在人海里。我找遍了火车站、汽车站，连张纸条都没留下。后来听老邻居张叔说，她在南方嫁了个老实人，日子过得平淡安稳。还听说，她提起我时，只是淡淡一笑，问了句“过得好不好”。
一晃二十五年，我也四十六了。那天整理旧物，翻出那张厂里比武的奖状，背面写着一行清秀的字：“建国，愿你一生平安。”那是她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我常想，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总得有那么一段不疯魔不成活的经历？哪怕最后只剩下一道疤，那也是活过的证明。我不后悔，真的。要是那天晚上我不冲出去，我才后悔一辈子。有些人，遇见了就是命，错过了也是命。
就像那双绣着兰花的鞋垫，穿久了，洗白了，可脚底板踩着它，心里头就踏实。日子还得过，柴米油盐还得吃，但心里头那个角落，永远留给那个夏天，留给那个在昏黄灯光下等我的女人。
毕竟，在那个灰扑扑的年代里，她是唯一的一抹亮色，让我晓得，我也真切地活过、爱过、为了一个人不顾一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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