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国｜AI必须与人类文明价值对齐——《浦江宣言》的传播学意义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2022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带来的冲击，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创新本身。

今天，我们面对的已不仅仅是“AI究竟会不会替代人”的疑虑，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作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技术，AI究竟应该符合什么样的价值体系？

在近日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解放日报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腾讯公司发布了《浦江宣言：创造值得信赖的智能世界》，提出以“真、善、美、安、惠”为人工智能时代传播的价值遵循。这不仅是一份关于AI治理的倡议，更可以理解为一份关于数字文明秩序的价值宣言，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新闻传播领域，而成为整个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重要命题。

一、人工智能让真实越来越稀缺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将自身能力“技术外化”的过程。技术不断放大人的能力，也不断改变人理解世界的方式。

文字保存了人的记忆，印刷术扩大了知识传播，广播电视延伸了人的声音，互联网重构了人与人的连接。而今天的大模型，则第一次开始参与知识生产、意义建构乃至社会认知本身。

问题也随之出现——真实与信任遭受蚕食。

真实与信任的关系是传播学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新闻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知识，是因为经过了事实核查。大学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坚持可验证、可重复、可证伪。

过去，新闻机构、大学、出版社承担着事实验证和知识生产的功能。而今天，大模型已经开始参与这一过程。这导致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公共资源——真实性、信任与共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2024年以来，世界各国陆续出现利用AI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和操纵舆论等事件。一段几乎无法辨认真假的视频，足以影响股市波动；一段伪造的领导人讲话，可以引发国际市场剧烈震荡；一张AI生成的灾难图片，也可能迅速占据社交媒体，直到官方辟谣之后仍持续传播。问题已经不再是谁制造了假新闻，而是真新闻越来越难以证明自己是真的。

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曾说，人们不是根据真实世界行动，而是根据自己头脑中的”图像”行动。当生成式AI开始批量制造这些”图像”时，真实便成为数字时代最稀缺的公共资源

这正是《浦江宣言》首先强调”真”的原因。它提出真实性标识、信息溯源、跨平台真实性数据库等倡议，其意义在于要重建数字时代社会信任的基础设和维护公共传播赖以存在的制度条件。

二、人工智能让责任越来越模糊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区分了劳动、工作与行动。她认为，劳动创造生存条件，工作创造物质世界，而行动则意味着进入公共生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因此，真正的公共传播既是信息流动，也是一种责任关系。

人与机器最大的区别，不是计算能力，而是责任能力。

传播学一直强调”传播责任链”——记者要署名，编辑要审核，媒体要承担社会责任。可信赖的传播，意味着内容真实，背后则是责任可追溯。没有责任，就不会有真正的信任。

在AI生成时代，传播的责任主体却越来越难界定，大模型能够生成论文、新闻或谣言，却无需为之承担任何责任。

例如，最近两年，不少高校发现，越来越多论文、开题报告甚至匿名评审意见开始由AI参与完成。但一篇论文如果引用错误，究竟是谁负责？作者说是AI生成，AI无法承担责任，平台也未必承担责任。于是，知识生产第一次出现了”成果有人使用，责任无人承担”的局面。

《浦江宣言》提出AI内容标识、权限边界、授权机制，都是为了重新建立数字时代的责任链条。

三、人工智能让创作越来越平庸

《浦江宣言》提出”崇尚美”，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习惯于让AI写诗、画画、作曲、设计。AI确实能够快速生成大量作品，但生成能力并不等于创造能力。

本雅明曾担忧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灵韵”的消逝。传播学研究文化生产时也一直强调，文化不仅是文本，更是经验、记忆、情感与社会生活共同塑造的意义世界——这正是”灵韵”的来源。

例如，《黑神话：悟空》之所以打动世界，并不仅因为画面逼真，也不仅因为使用了先进的数字渲染技术，而是因为它建立在《西游记》、中国神话、山西古建筑、云冈石窟等深厚文化传统之上。技术只是表现形式，真正创造作品的，是中华文明长期积累形成的审美经验、历史记忆与价值理解。

AI可以学习《黑神话》的画风，却无法经历创作者如何重新理解《西游记》；可以生成云冈石窟的图像，却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代又一代工匠愿意用几十年甚至一生雕刻一尊佛像。“文变染乎世情”（《文心雕龙》）。真正的文化创造，从来不是风格的组合，而是生命经验对时代的回应。

因此，《浦江宣言》强调AI应成为辅助工具，而不是原创主体。这不仅是在保护创作者，更是在保护人类文明赖以延续的创造能力。否则，未来大量同质化、算法化、模板化的内容将不断压缩真正原创作品的生存空间，最终导致文化平庸，文明消失。

四、人工智能治理，本质上是文明治理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技术（techne）都是实现善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技术越强大，人越需要知道技术应当走向何方。德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在《责任原则》中进一步提出，技术力量越大，人类承担的伦理责任越大。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再次印证了这一判断：真正需要升级的，不只是算法，还有人类驾驭算法的文明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讨论AI治理，不只是讨论算法和技术伦理，更是在讨论文明治理——人类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社会。

《浦江宣言》的价值，超越了其提出的”真、善、美、安、惠”五项原则，而上升到一个更加重要的文明维度：技术必须接受人类文明价值的约束，而不是反过来重塑人类价值本身。

AI不是人类文明的主体，而只是其工具；它不是人类价值的创造者，而只是其贯彻者。只有当AI始终服务于真实、责任与创造的人类价值，它才能真正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而不是新的风险来源。这就是《浦江宣言：创造值得信赖的智能世界》希望带我们进入的人类未来。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标题：《邓建国｜AI必须与人类文明价值对齐——《浦江宣言》的传播学意义》

栏目主编：刘璐 文字编辑：刘璐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雍凯

来源：作者：邓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