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心理治疗师埃丝特·佩雷尔（Esther Perel）把研究重心从亲密关系转向了工作场所。她发现，在AI、混合办公和持续走低的员工投入度共同作用下，同事之间的连接正在以一种近乎静默的方式流失。
佩雷尔将其称为“社交萎缩”（social atrophy）——日常人际接触的缓慢消蚀，正在瓦解过去维系组织的那些非正式纽带。她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直言，大多数领导者还没有为这种变化准备任何方案。
盖洛普（Gallup）发布的《2026年全球职场状况报告》显示，欧洲的员工投入度已跌至12%，为全球最低；全球平均投入度也只有20%，是2020年以来的最低点。佩雷尔把这组数字看作一个隐性的警报。她认为，“我们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正在职场上被同步映射” 。
“我们对商业领袖的期待，和我们对父母或伴侣的期待看似不同，但底层的转变是相同的：社会萎缩正以我们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蔓延，”佩雷尔说，“弥漫在我们周围的，不是丰裕期的心态，而是一种持续处在危机中的普遍感受。”
非正式互动的“肌肉”正在萎缩
在佩雷尔看来，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职场关系的断裂。远程与混合办公减少了支撑职业关系的物理邻近性；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团队，让同事之间几乎不可能自然地建立默契。而视频会议中的模糊背景功能，恰恰成了她最不能忍受的一个细节。
“视频通话刚普及那会儿，人们会无意中看到彼此的家，这种未经修饰的场景反而带来了某种亲密感，”佩雷尔描述道，“可现在，你登上Zoom，没有人打招呼，大家都在假装忙别的事，等着其他人先出现，好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傻。然后会议直接跳进‘今天的议题’，任务一结束，会议也立刻结束。”
这种直切任务的模式，在佩雷尔看来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工作节奏。她强调，领导者之所以能应对困难且重要的对话，是因为他们先积累了足够多小而琐碎的日常交流。“那些微不足道的对话，才是所有重要讨论的基石，缺少这种前置积累，你就很难在关键时刻把话谈下去。”
另一个加剧社交萎缩的因素，是弥漫在经济环境中的焦虑感。佩雷尔观察到，员工不再频繁跳槽，而是出于恐惧选择留在原地，“大家不是在工作跳跃（job hopping），而是在工作抱紧（job hugging）”。当人们不再主动转换角色、不再接触新的团队、也不再拓展职业网络时，原本伴随职业流动而发生的社交冒险行为就被一并压平了。
佩雷尔把社交能力比作一块需要持续锻炼的肌肉：“与人建立连接、耐得住尴尬的寒暄、或者只是愿意亲自到场——这些能力就像肌肉一样，长期不练就会变弱。”可当前的环境却几乎在系统性地移除一切摩擦力：从外卖到AI助手，所有设计都在追求舒适、便捷和零摩擦的生活。过少的日常小不适，让人们更难承受职场中必然出现的大挑战。
AI填补不了人际接触的缺失
面对“社交萎缩”，佩雷尔提醒，技术尤其是当下快速渗透的AI，不仅不是解药，反而可能在加速问题的恶化。她并未直接展开细节，但她的判断已经足够清晰：当同事之间连最小单元的互动都在消失时，没有任何一款效率工具可以替代人与人之间直接的、非功利的接触。
佩雷尔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解析人类关系的复杂度。她的著作《囚徒婚姻》（Mating in Captivity）探讨了爱和欲望之间的张力。如今，她把同样的分析框架带到组织行为中，得出的结论是一条朴素的提醒：维系团队的并不是日程表上的会议，而是那些未被写进流程里的偶然相遇、短暂的玩笑、对某张模糊背景的议论。当这些场景被系统性地省略，领导者就需要有意地重建它们，而不是指望技术自动化来完成这一切。
佩雷尔的警告指向一个尚未被多数组织正视的问题：当员工投入度数据持续走低时，管理者更习惯寻找工具或流程层面的解决方案，却忽视了关系基础设施的日常养护。这种养护没法用一个APP迭代，也不能靠一次团建弥补。它恰恰藏在那些看起来“没有实际产出”的交流里，而这些交流，正在被远程优先、任务优先的工作文化极快地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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