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制造劳动市场地震的公司,反过来为震区规划安全网时,我们该把这看作坦诚的忏悔,还是抢先一步的议程设定?2026年4月6日,OpenAI向已经沸腾的政策讨论扔进一份13页文件,将其称为一个起点。这份名为《智能时代的产业政策: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蓝图,带着自觉的历史感,而公司CEO山姆·奥特曼随即通过长博客和媒体发声,主张此刻需要一套堪比进步时代和新政规模的新社会契约。
文件中列出的条目,放在几年前足以让任何硅谷董事会发抖。机器人税。一个部分由AI公司注资的国家公共财富基金。当岗位流失指标越过预设阈值就自动触发的安全网。用效率红利支付的四天工作周。将联邦税基从薪资转向资本利得和公司收入,理由是AI将掏空支撑社会保障的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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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提议本身构成一份惊人的自白。那家对当前劳动力破坏浪潮助推最力的公司,现在公开承认破坏真实存在、规模庞大,无法交给市场自行消化,并且如果不进行重大干预,目前的福利国家熬不过下一个十年。考虑到这家公司的估值高度依赖那些正在造成破坏的系统不断部署,这份文件读起来不像政策白皮书,更接近一份附带条件的忏悔录。
率先报道此事的Axios通讯,将奥特曼的方案称为“超级智能新政”,这个命名本身就揭露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是由一位当选总统和国会应对大萧条所谈判出来的,当时没有任何私营主体志愿修补局面。条款由公众通过代表制定,并施加给资本。而奥特曼的新政,顺序颠倒过来:资本先坐上谈判桌,由最能从特定利益格局中受益的一方起草条款。公众则被邀请通过OpenAI描述的“民主程序”来完善、挑战或在提案中做选择。
这引出一个文件自身无法回答的问题。当策划破坏的公司也负责撰写应对方案时,由此诞生的社会契约,与被影响者直接谈判出的契约,会有实质差别吗?如果有差别,偏离的方向又指向哪里?这份蓝图勾勒了三个目标:广泛分配AI驱动增长的繁荣、减轻超级智能相关风险、让AI系统和更广泛的AI经济走向民主化。但条文的起草权握在谁手里,才是这场新社会契约论争中最深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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