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骤停的女孩，26分钟后才上救护车，谁应为此负责？

文 | 墨白(媒体人)

5月27日，贵州一位12岁的女生在体育课上躺倒。事发后16分钟，体育老师才拨打120；26分钟后，救护车才开进学校。

当天晚上，该女生被宣布临床死亡。

回顾这件事的详细过程，很多细节令人不解。

事发时是下午3点14分，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实验小学的学生正在组织50米×8往返跑。女孩身体不适，躺倒在跑道旁的花池边。她的体育老师田某，此刻距离她只有4米。

但是体育老师田某，正在玩手机。

小灿从躺到花池、到跌落地面、到双腿蹬踹、到试图撑起身体再次倒下——近3分钟过去了，田某没有抬头。有学生跑去告诉他，他才发现。

但之后，他也没有拨打120。没有实施急救。他摸了摸女孩的脉搏，发现她脸色发青，回答不了问题，然后——安排学生去通知校医。

直到女孩躺倒16分钟后，第一通120急救电话才拨打出去，10分钟后，救护车开进学校。

但很遗憾，一切都晚了，当晚7点36分，小灿被宣布临床死亡。

故事非常不行。同时我也不由的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家小孩遇到这种问题，我能奢望在场的老师做出合理的处置吗？

有点难。

我咨询了几位中小学教师，大部分体育老师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急救培训。虽然教育部在2021年就和红十字会联合发文，要求学校配置AED、开展急救培训，提出“到2030年教职员工接受救护员培训的师生比例不少于1:50”——但现实是，全国中小学AED的覆盖率始终在个位数百分比。很多学校的急救培训开一场讲座、签个到、拍个照，就完事了。

文件发下去了，AED没上来。口号到位了，培训没跟上。

在这种条件下，田某显然不可能识别出心源性猝死的前兆。在他有限的认知里，体育课上学生晕倒，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也许以前也有学生跑完步脸色不好，蹲下来歇一会就缓过来了。

这不是田某一个老师的问题。这是整个体系的欠账。

技巧是一方面，责任心是另一方面。

田某作为一个体育老师，上课期间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对学生的状态监管缺位，显然责任心很有问题。

但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中小学体育老师的处境又是怎样的？课时费低、职称评定难、课堂被随意占用、人被随意借调去干行政杂务，教学成果不好量化——校领导不当回事，学生不尊重，家长也不当回事。

在这种环境里，职业尊严有些奢侈。没有尊严的职业，很难产生责任心。

事发之后，学校、教育局等也急于甩锅。

钟山区教育局的说法是，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款和行政条款能够追究校方和涉事老师的刑事责任、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只承认“应急处置还需要完善”。

记者联系钟山区实验小学校长许某，对方说“打错了”，然后挂断电话。联系钟山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谢某，对方说“此事已处理完毕”，拒绝采访。

教育局的说法我比较存疑。《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条规定相当清晰，学校没有推脱的理由。

我不由的想，目前我国的中小学教育，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水平比起来，是不是仍处在一个相当落后的阶段。师资队伍建设，经常在媒体上曝出各种类，不是幼师体罚虐待幼童，就是家长和老师的矛盾，各种问题令人抓毛。

而这次贵州女孩的去世，与这个问题脱不开关系。

青春只有一次，全面发展不是一句写在校门口的口号。

当然，教育的改善背后是财政的支持、制度的重建，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是一篇评论能解决的。但至少，在这件事上，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说法。

贵州的那个女孩不在了，她再也不用上体育课了。但那些还在上体育课的孩子，值得一个能接住他们的校园。

写到最后，我还想聊一点题外话。

大家对于“见义勇为”怎么看？

在我国，见义勇为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但是我在社交平台上经常看到一种论调：遇到别人落水，遇到别人晕倒，躲得远远的，最多报个警，啥都不要管。

既冷漠，又理性。

救人是高风险、低回报的事情。

你不知道对方有什么基础病，不知道自己的施救会不会造成二次伤害，不知道家属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监控能不能在法庭上证明你的清白。南京彭宇案之后，“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这句话不只颠覆了一个案子，它颠覆了一个社会的道德直觉。

从这个角度看，学校死不认账、不愿意承担责任，某种程度上是“理性”的，或许各方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

但问题在于——警察、医生、教师等特定职业人员，在特定场合对特定对象承担的是法律规定的救助义务，这里面没有“见义勇为”的讨论空间。

我只希望，青春的花朵，不要就此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