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有个“好”妈妈。蒋方舟与她母亲尚爱兰的关系,是密不透风的“共生”。在一次访谈中蒋方舟透露过,她在成年很久之后甚至都不会“点菜”,每次都是妈妈代劳。
尚爱兰,一位自身怀有文学梦想的前卫语文老师,在女儿蒋方舟7岁时,启动了“天才制造计划”。她让年幼的女儿开始写作,并亲自扮演经纪人、编辑和第一读者的角色。
这种共生在早期是甜蜜的、共赢的。尚爱兰通过女儿完成了自己未竟的作家梦,并在教育领域封神;蒋方舟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少年成名,降60分进清华,毕业即任《新周刊》副主编,成为文化名人。
这段母女共生关系又贯穿了蒋方舟的青年、壮年时代,蒋方舟的人生始终处于母亲的“贴身管控”之中。大学时期,母亲专程赴京陪读,全程介入她的校园生活、人际交往,细致到翻看手机、干预社交、把控言行;即便年过三十五岁,早已成为知名作家、媒体人,拥有独立的事业与社会身份,她依旧与母亲同榻而居,日常行踪、手机隐私仍处于母亲的关注之下。
数十年的深度捆绑,让这段共生关系呈现出鲜明的双面性。外在是极致的亲密无间,但内在是彻底的自我缺失。长期活在母亲的规划与掌控里,蒋方舟早已习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她学会隐藏真实情绪、压抑真实自我,习惯性预设标准答案,在人前扮演完美的“天才少女”。
这种共生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双向的自我禁锢。蒋方舟的小说《占有》以虚构自传的形式,复刻了她与母亲的羁绊:母亲如女娲造人一般,亲手将女儿捏成理想的模样,看似是母亲单方面塑造、占有女儿的人生。但深层来看,女儿同样终身占有了母亲的一生。尚爱兰为养育、托举蒋方舟,几乎牺牲了全部的个人生活、事业追求与人生可能性,她的后半生,完全为女儿而活、因女儿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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