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内容整理摘录自《聊一波》王波明与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的对话。）
面对大病，老百姓(603883)最大的担忧往往是“因病返贫”。我们现行的职工医保虽设有住院报销封顶线，但这笔钱因地而异，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一旦年度医疗费超额，剩下全是自己扛。对普通家庭来说，一场大病既是身体煎熬，也是财务浩劫。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一次对话中，以日本医保为参照，系统剖析了其中的关键障碍与可行路径。他的结论很明确：从能力和道理上讲，中国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关键在于走好三步棋。
一、“多渠道、一口径”：一个池子里的水，不分你我
中国的医保目前是“双轨制”——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分属两个体系。职工医保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资金池相对充裕；而居民医保主要靠个人缴费加政府补贴，筹资水平明显偏低。同样是看病，不同身份的人享受的待遇并不相同。
日本的做法则不同。刘国恩指出，日本国民健康保险的资金虽来自不同渠道：有工作的雇员通过雇主缴纳是大头，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由政府代缴。但全国统筹后，国民享受的是同一张国民健康保险卡，支付待遇一模一样。不会因为你缴得多就报得多，他缴得少就报得少。
“多渠道、一口径”，让公平从制度源头得以保障。
二、健康行为是最大的“省钱密码”
光有制度还不够，钱从哪来？
刘国恩分析了两组关键数据：日本人均GDP约为中国的三倍，经济基础更为雄厚。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国民的健康行为。
一个人的健康状况，50%以上取决于个人的生活行为和方式。日本料理在全球以健康著称，日本居民普遍更健康，意味着整个社会对医疗资源的需求相对更低——同样一笔医保资金，能覆盖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三、财政兜底：国家有能力，更要有决心
即便有了多渠道筹资和良好的健康基础，日本医保能实现“无封顶”，还有一个关键机制——财政兜底。
当日本国民健康基金出现入不敷出的缺口时，中央财政会第一时间填补。反观中国，目前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每年总收入约3.5万亿元，总支出约3万亿元，每年仍有数千亿元结余，2025年医保基金实现5800多亿元结余。
刘国恩直言，如果要降低起付线、提高支付上限、减少个人自付比例，确实需要更多医保资金。但即便出现5000亿甚至1万亿的缺口，“我们各级政府应该往里边补上这个缺口，是有这个能力的”。中国GDP已超过140万亿元，拿出1万亿补足居民健康保险的池子，并非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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