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英国也是有干预的，但是这不是平常意义上的产业干预，而是金融层面的，这一点是我经常强调的，但人们往往认为是“市场协调”或“企业协调”的结果，后者毫无疑问是错误的，正如上面这篇文章的截图所言，英国的英格兰银行、证券交易所，其实都是依靠国债发家的，由此衍生出各类其他金融投资产品，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没有贸易信贷，例如航海保险和进出口信贷，只是说，有了国债的稳定注资，才促使它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膨胀。这也引申出军事扩张主义的动机，但是，这种动机在其他国家就算存在，也不可能完全得遇安顺，因为总有战败者，那么他们的投资者就可能血本无归，因此这种体制想要发展起来本身就需要一定的运气。抛开这个幸存概率不谈，发动战争，特别是有丰厚回报的殖民战争，就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使财政-军事循环得以可持续运转的“必要成分”。
但这种策略也是有不少问题的，除了可能战败以外，战争成本过高，可能就会打消内阁开战的欲望，结果错失很多机会，消灭掉真正该提前消灭的敌人，例如美国，至少南北内战阶段是可以办到的，还有俄勒冈危机的时候，完全可以给美国以沉重一击，这在军事上是合理的，但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而且，这样会带来一种典型的路径依赖，那就是沉浸在殖民食利资本利益之中无法自拔，进而错失了或者说被金融垄断资本防止出现第二个资本积累中心的权欲而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良机。它和发展型国家是一样的，都是适合在经济体弱小的时候做大、做多，但质量不佳，或者创新能力不足，偶尔会创造出一些惊世骇俗的技术或产品，但很快都会归于平静，无法形成真正强大的、可持续的经济创新和资本内生能力。
图为帝国特惠制的宣传册
我们之前就谈过，资本积累的本质，是活跃的异质性租金交易，异质性租金就要求租金种类必须多样，特别是有风险交易梯度，一旦租金“风险含量”趋同，资本积累也就随之消亡，英国在创新租金和中性租金次序削弱后，事实上连资本积累都出现了问题，外汇贴现积累的倾向变得比较严重，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个时候的外汇其实就是黄金，布尔战争其实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体现。英国成了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的依附品，没有这两样，它就完蛋了，这也是1929-1933年大萧条和帝国特惠制被二战破坏，给英国霸权带来根本性损害的主要原因。而且这样也很好的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不是所有的国家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后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了，就有“资本积累”了，从微观上说，任何时代都有“资本积累”，但从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发展上看，有不少国家到现在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积累，不少都还只是外汇贴现积累。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和矫正一些ism使用过程中的特殊性，而不是照本宣科。
军事-财政模式发展到后期，其实就已经渡过了其最有利的阶段，进入到这种发展模式给经济带来的外部性由边际效益递增转向递减，甚至由正外部性到负外部性的过程。霸主的军事优势使得国债投资不再具有什么中性租金特征，转向了彻彻底底的惰性租金状态，为了维持必需的资本积累，保证既有的金融霸权，就必须控制世界贸易，因此也就必须要维持巨额的贸易赤字，租金性质也就更难以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说，印度也是这样的。美国吸取了教训，但也仍然有一定成分继承了英国的痼疾，因此美国的异质性租金交易，也就是资本积累是受到影响的，缓慢衰退的。为了保证甚至提高异质性租金交易水平，就必须采取措施，真正稳定中性租金供给，同时通过建构风险溢价-资本报偿的做多做空系统体制，来维持创新租金供给，这两个稳住了，惰性租金才有被利用、被转化的空间与渠道，才能完成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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