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一九四四年初，日军华北方面军汇总上一年度战况时，记录了一个刺眼的数字：全年交战约一万五千次，其中同中共军队作战约占四分之三。
日军占着铁路、公路和大城市，也握有飞机、火炮与装甲车辆，却被拖进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战争。
这不是说日军在每一仗中都打不过八路军。恰恰相反，日军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火力和机动能力远在八路军之上。真正令其陷入困境的，是日军很难把局部胜利变成对敌后根据地的长期控制。
日军找不到决战对象。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陆军深受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军事制度影响，重视参谋体系、集中兵力、火力协同和正面突破。这套办法适合对付位置明确、编制固定、依靠交通线补给的正规军。
可八路军偏偏不按这套规矩来。
一九三七年九月，山西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利用山地设伏。日军进入狭窄路段后，队伍无法充分展开，车辆、人员和辎重挤在沟里，原有的火力与机动优势受到限制。
这一仗打得很苦。
平型关战斗不是简单的“以弱胜强”传奇。八路军同样付出较大伤亡，却用实战证明了一件事：装备弱的一方，只要掌握地形、隐蔽接敌、突然出击，就能让强敌在局部失去优势。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把基本原则概括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关键就在“灵活”二字。
八路军可以集中几个团打一个据点，也可以迅速化整为零；白天是农田和村庄，入夜后交通线旁就可能出现破路队、民兵和游击小组。日军即使占领一个村庄，也不等于控制了村庄周围的人、粮食与消息。
这才是最难缠的地方。
一九三八年三月，山西潞城神头岭附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把伏击阵地设在日军可能经过的交通线上。部队利用道路和山地隐蔽展开，待日军进入伏击圈后突然攻击，再迅速结束战斗。
日军熟悉阵地攻防，却很难预先判断：对手会在哪里出现，又会在什么时候消失。
但日军并非毫无应对办法。
从一九三九年前后开始，日军在华北加紧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堡和封锁沟，试图以交通线分割抗日根据地。这套体系通常被概括为“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
一张网压了下来。
一九四〇年八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正太铁路沿线及其他交通线上，破击战相继展开。铁轨被拆，桥梁和车站遭到攻击，一批据点被拔除，日军赖以调兵和运输物资的交通网受到严重冲击。
日军原本想用铁路控制乡村，八路军却把铁路变成了处处需要守卫的负担。线路越长，需要驻守的兵力越多；据点越密，能够集中用于机动作战的部队反而越少。
这就是反转。
日军集中兵力，八路军便分散；日军分兵守点，八路军又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日军白天出动，八路军夜间活动；日军进山“扫荡”，根据地军民便坚壁清野、转移隐蔽，再寻找其薄弱环节反击。
一九四一年以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发动频繁“扫荡”，并制造无人区、封锁区，给敌后军民造成严重损失。八路军也经历了极其艰难的阶段，人员、粮食和药品都十分紧张。
所以，游击战并不是一张轻松取胜的王牌，更不是日军完全不懂的“魔法”。日军会修据点、组织机动部队，也会采取分进合击和反复清剿。
可它始终解不开一个结。
冈村宁次后来注意到，中共的党、政、军与民众关系紧密。八路军背后不只是几支部队，还有根据地政权、民兵、自卫队、交通员以及成千上万提供情报、粮食和掩护的群众。
日军面对的不是一条固定战线，而是一张不断恢复的社会网络。
消灭一支小部队，不能摧毁这张网；占领一段公路，也不能切断所有联系。只要根据地仍能动员群众、保存骨干、恢复组织，日军就必须一次次重新“清剿”。
它赢得了不少战斗，却赢不了这种消耗。
一九四五年八月，延安的八路军总部发出受降与反攻命令。电报从窑洞里的电台发往各根据地，各部队随即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推进。
那些被碉堡、铁路和封锁沟切开的土地，又重新连了起来！
参考资料：
一、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
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五、新华网：《百团大战：振奋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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