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如狗，吏如狼”，700年前这个中国隐士已看透君权神授的真相

如果告诉你，14世纪的中国曾有人将皇帝比作"夺金恶犬"、把官僚系统称作"魑魅魍魉"，你会相信这是元代人的著作吗？

在中国思想史的星河中，邓牧如同一颗被遗忘的孤星，他的《伯牙琴》以犀利的笔触刺穿了君主专制的神话，却因时代的桎梏而沉寂数百年。

这位宋末元初的“三教外人”，以“伯牙绝弦”自喻，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帝王与官僚——君主不过是“状貌咸与人同”的凡人，官吏则是“白昼肆行”的豺狼。

他的思想如暗夜微光，却在四百年后照亮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成为明清启蒙思潮的源头。

1936年商务印书馆重刊的《伯牙琴》

在宋末元初思想家邓牧惊世骇俗的异端之书《伯牙琴》当中，他对皇权体制发起了辛辣的批判，锋芒直指帝王与官僚，并且提出了一套惊世骇俗的“公仆治国论”——在把皇帝比作‌贪得无厌的狗‌和‌骗取百姓香火的鬼‌，官吏比作“白昼肆行”的豺狼之后，邓牧认为，君主应该是人民的公仆，官员要竞聘上岗，人人平等、没有特权，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国。

这套连现代人都直呼超前的理念，后来成为明末黄宗羲等人启蒙思想的重要来源。

邓牧，字牧心，钱塘人，终身不仕、不娶，自号“三教外人”。

这名号一望而知，是个跳出“儒释道”之外的三无人员，章培恒先生在《中国文学史》里，说他是“反理学、佛学、道学”的异端。

无论当时还是后世，知道邓牧的人都不太多，认同他那些离经叛道观点的人就更少。

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把书取名为《伯牙琴》，就是“知音难觅”的意思，并在自序中说：“伯牙虽善琴者，钟子期死，终身不复鼓，知琴难也”。

不过，邓牧并不灰心，觉得再过三千年，肯定能有人理解自己，所以，哪怕这辈子没人欣赏，也要把自己的观点写下来：

今世无知音，余独鼓而不已，亦愚哉！ 然伯牙破琴绝弦，以子期死耳；余未尝遇子期，恶知其死不死也，故复存此。

那么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君是匹夫

在《君道》中，他说君主并不神圣，没有三头六臂，不过凡人一个，谁都可以当。

彼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

他还说，君主并不强大，相反，他们就像怀金过市的小儿，整天惴惴不安，日夜担忧自己的安危，害怕有人起来造反。

惴惴然若匹夫，怀一金惧人之夺……夫惧人夺其位者，甲兵弧矢，以待盗贼乱世之事也。

可越是竭力稳固皇位，他们就越是把自己推向孤家寡人的境地。

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而君益孤。

所以，君主一面巧取豪夺，一面又想长治久安，无异痴人说梦。

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

另外，君王手下的官吏也是一群豺狼虎豹，在《吏道》篇中，邓牧把官员们比喻成土匪强盗，“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不亦盗贼之心乎？”

不，官员们毫无顾忌的搜刮，甚至比土匪还恶劣。

盗贼害民，随起随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

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

这话不禁让人想到鲁迅先生后来说过的：“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

君是佞鬼

邓牧把暴君、酷吏都骂了，仍不罢休，还绕着弯子、换着法子地骂。

唐代的柳宗元写过“三戒”，把达官贵人、宵小之辈比喻成“临江之麋、黔地之驴、永州之鼠”，邓牧便效仿柳河东写下《二戒》，分别叫《越人遇狗》和《楚佞鬼》，更上一层楼，直接把皇帝比成了“狗”和“鬼”。

邓牧的自序和《楚佞鬼》

《越人遇狗》，讲越人遇到一只自称能帮自己打猎的狗，带回家后以礼相待。慢慢的，狗的贪欲越来越大，甚至把猎物都吃了。当越人不愿再满足它，狗就怒而把越人咬死了。

《楚佞鬼》的故事更加直白。

说有只鬼来到楚地，骗百姓说，自己是天帝派来治理地方的，你们要好好服侍我。百姓信以为真，于是给它建了庙，每天跪着进献食物。

又有一群市井无赖，依附于鬼，作威作福，渐渐被鬼气所侵，也变成妖魔鬼怪，对不服从自己的人百般残害。

一句话，在邓牧眼中，所谓的“君权神授”不过是鬼话连篇，至于皇帝和官吏，那简直是群魔乱舞了~

这种观念被明末的一些启蒙思想家所继承，比如唐甄，他的著作《潜书》里有一篇《室语》，借着和妻妾、女儿同桌吃鱼的机会，大谈政治主张，开篇就发惊人之语：“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君应是公仆

至于邓牧的政治理想，大概是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理想国。

在这个和谐社会中，“君”只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而存在，没有特权。

也就是说，“君”是为民办事、兴利除害的服务者，而不是贪得无厌的剥夺者，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仆”，这一点和黄宗羲一致。在这个和谐社会中，“君”还是有的，但只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而存在，没有特权。

也就是说，“君”是为民办事、兴利除害的服务者，而不是贪得无厌的剥夺者，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仆”：

作君作师，忧民之溺，由己之溺；忧民之饥，由己之饥…… 天下有求于我，我无求于天下也。

因为“君”是百姓推举出来的，所以彼此地位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位未尊、分未严”，而百姓们之所以拥戴他，是想让他好好为人民服务，以免“君”觉得做皇帝太辛苦，哪天不想干直接溜号了……

夫然故天下乐戴而不厌，惟恐其一日释位而莫之肯继也。

官吏嘛，也是要有的，总不能让皇帝一个人干活，所以得有一群人协助他管事。“吏”的人数不用很多，但既要有才能，又要有天下为公的精神，所谓“有才有贤”。又因为当官是个苦差事，所以要“求之切切然”，就怕没人愿意干。

君为客

邓牧在《伯牙琴》的后序里说，三千年后必有懂自己的人，这话倒没说错，四百年后，黄宗羲就出现了。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以《原君》《原臣》回应了邓牧的思想

清末，邓实等人成立了国学保存会，编辑出版《国粹丛书》，专门抢救整理清代禁毁的书籍，其中就收录了《伯牙琴》。

邓实在《跋》中说：

黄梨洲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原臣》二篇，斥君权、排专制，为千古之创议，然其说，原出于先生（指邓牧）《君道》、《吏道》二篇。 先生生梨洲之前数百年，其所发明君臣之原理，己若是其深切而昭著。

在《原君》中，黄宗羲认为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在《原臣》中，他又说，出仕做官要“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些都和邓牧的观点一脉相承。

到了近代，历史学家陈登原也认为，《伯牙琴》、《明夷待访录》“二书论君论吏，几乎大略相同……伯牙思钟期之倾听，明夷愿新王之来访，书名相似，当非偶然”。

在中国思想史的坐标系中，邓牧关于恶犬与佞鬼的寓言，像一株从宋末砖缝里钻出的野草，最终在明末的土壤里开出了鲜花。

思想的种子，从不因时代的寒冬而停止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