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外交官在校译毛选英译稿时，发现译不出为人民服务五个字

1947年冬，南京，颐和路一栋小洋楼里。

陆以正把桌上那摞英文稿纸又翻了一遍，从第一页到第四十三页，逐字逐句地校。这是他给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做的翻译，内容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延安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由地下渠道辗转送来，美国人急着要。

他知道这事犯忌。但他是学英文出身的，见了好的英文句子就走不动道。再说了，翻译就是翻译，文字本身不分红蓝。

前几篇译得顺，毛泽东的文章逻辑清楚，用词朴素，译成英文没有什么花哨的障碍。他一边译一边想，这人说话倒不摆架子，文字干干净净的，像陕北的山，没什么遮掩。

翻到第三十二页，他卡住了。

上面是四个汉字："为人民服务。"

陆以正把笔放下。他想了三分钟，在纸上写了"serve the people"，划掉。又写"serve for the people"，又划掉。再写"in the service of the people"，看着别扭。他换了说法："serve the masses"，想想不对——masses这个词在英文里带着一股子居高临下的味道，是"大众"、是"群众"，但那是从上面往下看的视角。

他又写了"serve the common people"，还是不对。Common people——普通人，平常人，有距离感。而原文那个"人民"，在中文里有一种浑然一体的质感，是"我们"而不是"他们"。

他发现自己译不出来。

不是英文不够好。他的英文是牛津大学修的，口语写作都没问题。问题是那四个字在中文里的分量，英文里找不到对应的秤。

那天晚上他就卡在这四个字上，稿子没有往前翻一页。

凌晨一点，他点了一根烟，坐在书桌前发呆。烟快烧完的时候，他翻开另一份材料，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他之前零零碎碎读过一些段落。这一次他翻到其中一页，看到一段话：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陆以正把这段话抄在纸上，对着看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在国民党宣传部的两年。

1945年抗战胜利，他从英国回来，进了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处，主要工作是给外媒写通稿、做翻译。上面的要求很明确——把中国的好说给外国人听，把共产党的坏说给外国人听。他每天埋头写稿，写中国如何"民主"、如何"自由"，英文写得天花乱坠，用词考究得像一道法国菜。

可他心里知道，那些词是空的。

他写"民主"，写的是"democracy"这个英文单词，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开会。他写"自由"，写的是"freedom"这个观念，不是一个人在街上走不用担心被抓走。他写"民生"，写的是"people's livelihood"这个政策术语，不是农民秋收之后能不能吃饱饭。

他知道自己在做文字装饰。把一块破布绣上金线，让它看起来像锦缎。

他也知道那些金线底下的布是什么质地。

1946年他在南京街头亲眼见过，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在雨里跑，车子碾过水坑溅了警察一身泥，警察掏枪就打，车夫跪在地上磕头，额头磕破了血混着雨水往下淌。那天他回去写了一篇稿子，题目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发到美国，改了三个版本，措辞温和、正面、积极，一个字没提那个车夫。

那个车夫叫什么？不知道。

那个车夫后来怎么样了？不知道。

他写"人民"的时候，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抽象的名词。从来不是一个人。

毛泽东写"人民"的时候，他知道那是谁吗？

陆以正又看了看那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全心全意"四个字圈出来。这四个字更狠。不是半心半意，不是三心二意，是全副身家押上去的那种。他陆以正做不到。他在宣传部写稿子拿薪水，上面让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他没有押过任何东西。

凌晨三点，他在稿纸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英文，写完之后看了看，划掉了。又写了一行，又划掉了。

最后他在那行划痕底下用中文写了一句话：

"他写'人民'的时候，心里站着一个人。我写'人民'的时候，心里空无一人。"

这一行他没有划掉。

第二天他把译稿交给《时代》周刊记者，在"为人民服务"那一栏里，他用了最笨的办法——直接音译：Wei Renmin Fuwu。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意思就是，把自己交出去。"

记者在稿件上打了个问号。

那篇译稿后来没有发表。美国人觉得太"宣传"，改用了别的稿源。陆以正反而松了一口气。

1949年他没有去台湾。辞了宣传部的差事，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教英文。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我还没把那个词译好，走了就译不出来了。"

后来他留在了大陆，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毛泽东著作的英译定稿工作他参与了一部分。1953年，《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开始系统翻译，他在翻译组里负责校稿。组里讨论"为人民服务"到底怎么译，有人提议"serve the people"，有人坚持"serve the masses"，争了两天。

最后陆以正说："就译' serve the people '吧。英文里找不到更好的，但我们心里知道那个词有多重就行。"

他的桌面上常年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他1947年那个凌晨写的字：

"他写'人民'的时候，心里站着一个人。我写'人民'的时候，心里空无一人。"

那张纸条压了四十多年。1990年陆以正退休，清理办公室的时候，他把纸条从玻璃板底下抽出来，看了看，折好放进口袋。

有人问他留这破纸条干什么，他说："提醒自己，我这辈子翻译过最重的一句话。"

后来那张纸条和他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工作手稿一起，捐给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里有一页是用红笔改了又改的，那一页的页眉处有一行极小极淡的铅笔字，像是很多年前写的：

"译这四个字用了四十年。不是英文难，是我花了四十年才明白什么叫'全'。"

什么叫全心全意。

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心思，不剩一滴的那种。他陆以正这辈子没有做到过，但他翻译的那几个字，印在书里，被全世界的人读到。

也许有人读到的时候，会明白那四个字真正的重量。

比牛津词典里任何一个词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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