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一九四五年四月，敦煌莫高窟的风沙依旧肆虐，陈芝秀离开了。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吵闹，也没有一场正式的决裂，只留下了一对年幼的儿女和一个再也合不上的家。那一年，她与丈夫常书鸿结婚已近二十年。
陈芝秀本不是吃不了苦的人。她出身杭州富裕人家，年轻时受过良好教育，后来远赴法国学习雕塑。常书鸿也是杭州人，一九二七年赴法学画，在里昂美术专科学校读书，油画与图案设计都学得出色。在异国他乡，两个被时代偏爱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那时的日子亮堂且浪漫。巴黎、里昂、画室、展览、朋友聚会填满了他们的生活。常书鸿作画，陈芝秀学雕塑，女儿常沙娜出生在法国里昂，名字便取自当地一条河流的法语发音。常沙娜多年后谈起自己的名字，依然能清晰记起那条河的发音。她的童年一开始并不在黄沙里，而是浸润在欧洲的艺术空气中。
转折发生在一九三五年。常书鸿在巴黎街头偶然看到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敦煌图录》，随后又跑到吉美博物馆，看见了从敦煌流散出去的绢画和文物。这个学西洋画的中国青年，在异国博物馆里被祖国石窟的辉煌深深震撼。他对陈芝秀说：“巴黎虽好，非久留之地。”他的心愿，是让世界像知道巴黎一样知道敦煌。
一九三六年，常书鸿先行回国。次年，陈芝秀带着女儿回国，然而船到途中，七七事变爆发，通往北平的路被战火切断。母女俩只能在战乱中辗转。陈芝秀熬过了这段艰难岁月，经历了贵阳遭遇轰炸、迁校、逃难，最终在重庆落脚，期间儿子常嘉陵出生。那些年，她并非没有跟着常书鸿吃苦。
真正把她逼到墙角的，是敦煌。一九四三年，常书鸿奔赴敦煌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随后，陈芝秀带着两个孩子也去了。莫高窟不是巴黎，也不是重庆。那里黄沙漫天，交通闭塞，生活物资极度匮乏。来的人少，留下的人更少。
常书鸿将全部精力投入石窟。白天进洞临摹，晚上整理资料，研究所的经费、人手、保护工作，事无巨细都压在他肩上。陈芝秀眼睁睁看着丈夫离自己越来越远，她不再是画室里被注视的女人，而是大漠深处所长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被风沙困住的人。常沙娜后来回忆，一九四五年，母亲陈芝秀因生活艰苦和宗教等原因，离开了父亲和一对儿女，出走兰州。
关于陈芝秀与赵忠清的传闻，后来的讲述很多。有说赵忠清在敦煌研究所内任事，有说两人因陪同看病而逐渐走近。能确定的是，陈芝秀离开敦煌后，与常书鸿的婚姻彻底破裂。十四岁的常沙娜不得不从学校退学回到敦煌，一边临摹壁画，一边照顾年幼的弟弟常嘉陵。
常书鸿受到的打击极重。深夜里，他看着莫高窟第二百五十四窟那幅《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壁画，风铃声和壁画交织撞击着他的内心。他问自己，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这座民族艺术宝库。最终，他选择了留下。一九四六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面临停办危机，常书鸿四处奔走呼号，并在兰州举办了“常书鸿父女画展”。这个“父女”不是漂亮的说法，而是家里真只剩父女俩并肩作战。
常书鸿把一生交给了敦煌，后来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世人尊称为“敦煌守护神”。二〇〇四年，常书鸿故居恢复，墓碑迁至大泉河对岸，碑上刻着赵朴初题写的称号：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而陈芝秀没有等到这样的光环。她离开时，想逃出风沙，却也逃开了那个被历史记住的名字，错过了孩子们最需要母亲的岁月。当年那个从法国回来的女人，最终淡出了莫高窟的镜头，也淡出了中国现代美术史最明亮的一束光。留在历史记录里的，是常书鸿的墓碑、常沙娜的回忆，以及一九四五年春天那扇被关上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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