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棒之下：一部关于羞辱与教育的近现代史

儿童有荣誉感吗？

1798年，刚刚登基不久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颁布法令，规定如果大学生有严重的过激行为，可以对其进行体罚，这一法令触及了他们的荣誉感。毕竟，大学里的年轻人一直浸染着学术自由的文化。他们不受警察警棍的威力约束，而是受到温和得多的学术管辖。他们大多是贵族或上层市民阶层出身。对于这些阶层的成年人来说，体罚，尤其是当众体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也是极不光彩的。

为了让收到这一坏消息的人觉得这颗苦果不太难吃，普鲁士国王让他们将这种惩罚视为 “带着父爱的矫正手段”。“在上级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并辅以必要的训诫”，这种惩罚是家庭规训的延伸。相应地，“必须注意确保受罚者的合理荣誉感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应将其视为仍在中小学就读的学生一样对待，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受到父母或教师的责罚后，不会在日后产生责难之心”。

严格地说，这种善意的解释包含了对大学生的进一步侮辱，即校方可以把他们当作中小学生和家里的未成年人来管教，甚至当作学徒和雇农对待。如果儿子被父亲打，中小学生被老师打，学徒被师傅打，仆人被主人打，必须毫无怨言地接受。挨打者无权要求司法赔偿，作为未成年人和家庭成员更是如此。根据 1810年的普鲁士仆役法令，“训斥或轻微的动手行为”被认为是合法的，不会导致刑事起诉，特别是当仆人 “因不当行为”激怒了主人时。 不当行为是所有体罚的前提，但它的定义很模糊，可以任意地拓展范围。

然而，法令还提醒人们注意另一点：它提到了大学生的“合理荣誉感”，不得 “冒犯”这种荣誉感。同时，它强调，只要年轻人被当作孩子或小学生对待，就不存在这种冒犯。但是反过来想，如果父亲和老师的责罚不影响孩子的荣誉感，这是否意味着，后者还没有可用以冒犯的荣誉感呢？

自教育学大发展的18世纪以来，几乎所有教育著作的撰写者都对这一问题加以关注，这些作者数量众多。他们把“爱荣誉”列为“值得称赞”的美德之一，非常重视从小培养和熏陶这种爱。几乎没有人认为，孩子的荣誉感和羞耻感是与生俱来的。1860年的《教育学百科全书》写道：“在童年的最初几年，人几乎处于动物的水平。”根据当时的观点，荣辱观只有在生活过程中才会形成，需要精心培养。幼儿不知荣辱，那些在非洲遇到的“兽人”也是如此，所以欧洲殖民者对他们进行体罚不会产生损害荣誉的结果。而与“永远无法从他们现有水平达到我们的水准”的非洲人相比，欧洲儿童通常被认为孺子可教。

因此，教育者的任务是“激发”学生的“荣誉本能”，并确保儿童“学会”为过错“感到羞耻”。这最好在专业指导下完成，不断增多的一批专家开始承担这一工作。人们也开始为母亲们讲授“养育艺术”，这样她们就能为孩子适应显然日益复杂的生活做好充分准备。在赫尔曼·克伦克（ Hermann Klencke）的《德意志妇女实用手册》中，她们读到，这种生活的“指南针”就是荣誉感，“因此，要通过母亲在孩子心中正确而坚定地树立起这种荣誉感”。

德国乡村教师正在用戒尺打学生 (1842)

专家的建议

克伦克是一名医生，他于1870年首次出版了给母亲的育儿指南。该书非常畅销，接连再版。由此推断，它的确被广泛阅读，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影响了市民阶层家庭的育儿实践。作者的医学知识使他的建议具有权威性，即使是世代相传的经验也相形见绌。在19世纪，医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正在重塑自身，尤其受到人们的推崇，即使在克伦克的书中，事实知识让位于道德判断时，来自医学的建议也是有分量的。

在这本很流行的指南中，荣誉和荣誉感占据着重要位置，并在男孩的教育中得到特别强调。毕竟，“所有男性勇气的源泉”都是“荣誉的本能”。即使“在我们当今的文明时代”，培养男孩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让他们成为战士和英雄，而是“和平职业者”，但只有在这种本能的帮助下，男性才能获得所需的“道德勇气”。至于女孩，她们被赋予了不同的人生目标，这种本能的表现形式也相应地不同：她们要让自己的“美貌和美德在家庭生活的宁静荫蔽下散发出柔和的光芒”，远离虚荣、炫耀、媚俗和虚伪。克伦克和他同时代人的观点一致，认为她们最美的品质是“羞耻心”，而且始终是“羞耻心”。

正因为如此，最好用“情感惩罚”来管教女孩。执拗的男孩需要挨打，温柔的女孩则“对任何羞辱都很敏感”。这种“情感惩罚”“对懒惰和鲁莽的影响，比训斥、告诫、威胁和体罚更深”。羞辱可以在与母亲的对话中进行，也可以在更多人面前进行，例如兄弟姐妹和朋友。始终奏效的是“羞辱式孤立”，将女孩排除于群体之外。鼓励孩子“自我羞辱”也很重要。如果她们错怪了别人，就应该“向被冒犯的一方道歉”。如果她们拒绝并仍然“执拗于虚荣”，就应该“公之于众并受到羞辱”。

克伦克如此谈论侮辱和羞辱，与19世纪的其他教育指导者并无不同。这也不是德国的特色。美国的育儿书中也认为，应该“折断”孩子的意志，多多少少使用暴力手段使其习惯社会规则。赫曼·汉弗莱（Heman Humphrey）牧师在1853年就建议母亲在孩子18个月大之前使用撬棍。他其实是在不自觉地效仿并推广瑞士人约翰·格奥尔格·祖尔策（Johann Georg Sulzer）百年前的做法。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父母必须通过“严厉的责骂和棍棒”来驱除孩子的“倔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听话、温顺的好孩子”。18世纪40年代，祖尔策作为家庭教师教导马格德堡一位富商的孩子，他体罚起来毫不手软，因为体罚会给孩子留下“几乎永久的印象”。另外，“耻辱”对有野心的孩子来说也很有效，而且越多人知道就越好。应该让孩子当着所有“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的面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每个人都应该“对他表示蔑视”，“表现得好像不想再和他有任何关系”。

祖尔策自视为一位启蒙思想家，承袭了哈雷（Halle）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传统。但即使是启蒙思想家也不想在教育儿童时放弃羞辱和体罚。他们还强调，这些惩罚应该“以一种庄严的方式”在观众面前进行。1750年前后，并不缺乏观众；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除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还有不少人，包括未婚的姑姑、学徒和仆人。这样就确保了羞辱在公众中产生反响。

正是这一点让后来的专家们头疼不已。杜塞尔多夫文理中学校长阿道夫·马蒂亚斯（Adolf Matthias）于1897年出版了一本“为德国父亲和母亲”而作的育儿书，该书一直畅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重版。他明确主张，惩罚应在私下进行。“特别是在违背诚实、求真和谦卑原则的情况下”，“最好单独与孩子谈话，避免公开羞辱”。新教牧师兼作家海因里希·罗茨基（Heinrich Lhotzky）在1908年批评说，父母“当着陌生人的面羞辱和嘲笑自己的孩子，历数他们所有的缺点和错误”，是“非常恶劣的”。这种公开羞辱只会播下不信任的种子。一般来说，“恶毒的措辞”应从父亲的字典中彻底删除。“如果除了责骂之外还加上讽刺、嘲笑和中伤的话”，对教育的目的没有好处。1913年，杜塞尔多夫政府顾问和学校督学里夏德·卡比施（Richard Kabisch）甚至告诫父亲和教师不要“打骂孩子”，因为这有损孩子的名誉。卡比施和他同时代的人都认为，荣誉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是“人们立身正直所需的力量之一”。

立身正直与卑躬屈膝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越来越多地被等同于羞辱，并受到批评。但同时，包括克伦克在内的很多人都毫不掩饰地赞同要教育孩子“自我羞辱”。这位医生的理解是，孩子要为自己的过失道歉。只有在名誉是社会声望和身份发展的核心支柱的社会背景下，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姿态会降低自尊并被视为羞辱。任何人如果把名誉看得如此之重，超越了所有其他情感，那么他就会把道歉的要求理解为对名誉的贬低。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这一点，而且经久不忘。1904年，儿童教育学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弗尔斯特（Friedrich Wilhelm Foerster）在11岁至15岁的“男孩和女孩”中观察到，“没有人愿意先请求原谅，他们认为先说好话的人，就是受到了羞辱”。

成人也很难遵循真正的“心灵教育”原则，在冒犯他人时请求原谅。弗尔斯特借用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例子，他花了四天时间，才开口为自己的无礼向一个女仆道歉，他变得“面红耳赤，羞愧难当……就像一个孩子”。史蒂文森把自己事后长时间的犹豫和羞愧解释为懦弱，因为最终让他羞愧的不是他的不当行为，而是请求原谅的做法。正如弗尔斯特大致翻译的那样，这种做法的确“不寻常，在某些人看来是可笑的”，而且与中产阶级的行为标准背道而驰，“我以前不知道自己如此看重中产阶级的观念”。作为一个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史蒂文森的阶级自负是与生俱来的，他花了很大力气才向仆人承认错误。父母向子女道歉，教师向学生道歉，自上而下道歉，并因此自取其辱，这种情况当时极为罕见。人们只会要求那些底层的人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反正也没有什么名誉可失去。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种传统才得以改变，不仅承认错误，而且请求原谅，这已经成为人们所推崇的良好风尚的一部分。早在1972年，在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Christine Ntlinger）的获奖儿童读物《黄瓜国王》中，父亲就没有为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向家人道歉。相反，他拙劣地假装忘记了一切。12岁的沃尔夫冈因此为父亲感到难过，他觉得父亲的行为幼稚可耻，这为他将来成年后采取不同的行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许这一变化是在名誉的概念在社会上被削弱了之后才产生的。随着社会关系的民主化和去等级化，道歉等同于降低地位和自我羞辱的观念也失去了根基。

教育思想的转变

与此同时，“名誉”的概念在个人身上得到了提升，更接近于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尊严概念。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初见端倪。当时，越来越多的教育家加入警告的行列中，告诫青少年的“荣誉感”不应受到“不体面”惩罚的伤害。法兰克福市督学威廉·林根（Wilhelm Lgen）在1907年指出，“感谢上帝”，体罚“不再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但可惜它的作用还是太大”。事实上，几乎没有教育工作者准备完全放弃体罚和掌掴的做法。即使他们基于人的尊严而反对体罚成年人，但儿童身上仍适用另一套标准。马蒂亚斯认为，“打一下就侵犯了孩子身上人的尊严”，这样的观点是将“有自我意识的成人和幼稚的孩子”混为一谈。这种“敏感”是错误的，也是被误导的。由于儿童的荣誉感尚未发展充分，即使在自由派法学家卡尔·路德维希·冯·巴尔（Carl Ludwig von Bar）看来，对“任性”的男孩“适度打几下”的习惯也并非“不合理”。

幼教工作者和教师之所以比法官和检察官更晚放弃体罚，其原因在于：那些否认稚嫩的童心具备荣辱感的人，被允许继续挥舞棍棒。人的尊严或名誉尚未被视为绝对价值和基本参照标准，而是根据年龄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根据性别不同而有所变化；几乎没人提到要对不听话的女孩施以体罚。

尽管如此，专家们还是建议，对男童的笞打也应适度，并应作为例外。1914年，一位文理学校的教师警告说：“棍棒和手”不应是父亲的惩罚手段；父亲对儿子还有其他方法，首先要考虑“语言的惩罚”。但要避免粗言秽语式的咆哮，因为“这会让男孩子的脸皮变厚，也有损父亲本人的身份”。这种方式无法培养出作为错误或不良行为修正机制的正当羞耻感，反而可能适得其反。1919年，曾经做过教师的社会民主党人海因里希·舒尔茨（Heinrich Schulz）建议，应尽量减少在他人面前羞辱孩子。一般来说，目光比语言更有效，尤其是当孩子已经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感到后悔时：孩子“会感激你”——这是对出身无产阶级的母亲说的——“让他免受语言的进一步羞辱”。

看来，羞辱在家庭中的声音逐渐变得轻柔，越来越不涉及身体。由于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结构私人化，观众也越来越少。家里的兄弟姐妹和亲戚较少，能够目睹惩罚行动的仆人、学徒和工匠也减少了（甚至没有）。因此，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对话通常在两个人或最多三个人之间进行。

然而，我们无法确定对话是否真的如养育指导手册中建议的那样进行。即使阅读育儿书籍变得越来越普遍，但这并不能说明所读内容是否及如何付诸实践。1911年，一位对当时的“人道努力”持批判态度的保守派作家欣喜地表示，“家庭中的实践仍然常常使这种理论无法施行”。她所指的理论是赋予“儿童以成人的品质和权利”，并宣布“任何对儿童意志的暴力影响都是不可接受的”。

在大多由中产阶级男女撰写的日记、书信和自传中，这种暴力影响很少被提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发生过。在柏林商人的妻子海伦妮·艾克（Helene Eyck）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日记中，内容几乎只与她的五个孩子有关，她只是顺便提到，如果某个孩子不听话，扫把是时刻准备好的。1865年4月20日，肯普夫神父在他的家庭年鉴中写道，“我的艾格尼丝第一次挨打，六下”，这很不寻常，可能因为它关系到惩罚后的夫妻争吵。母亲根本不同意对四个月大的孩子这样做：“真的过早！”而严厉的父亲只是听从了专家的建议，即在孩子出生后第一年体罚特别有用和有益。

市民阶层中的男性更经常地回忆起他们在学校里挨老师打的情形，却较少提及家长的体罚。很有可能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隐瞒了这一细节，要么是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完全正常，要么是因为他们对被父亲或母亲打感到羞耻。自传体文本的时间越晚，作者离这种养育方式就越远，但他们并没有谴责父母，也没有将父母置于后世的耻辱柱上。承认自己在孩提时代遭受殴打和羞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受害者，而这种受害者身份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为人接受并流行起来。相反，今天很难找到一个像肯普夫这样的父亲，自信且自以为是地在日记中记下自己一天打了孩子多少下。

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关于自我和他人、抚养和教育、情感和身体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在个人记录和指导手册中都有所反映。人们逐渐意识到母亲、父亲和教师对孩子的影响。即使是那些主张对孩子进行铁腕式服从训练的人，也建议“绝对尊重”孩子的“自我意识”，不要“过分羞辱他们”。兼有“家庭主妇、母亲和医生”身份的约翰娜·哈雷尔（Johanna Haarer）创作的育儿指南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广泛流传，她声称不想羞辱孩子。但她坚决反对20世纪初的教育和政治倾向，即给予儿童更多的自由并放松服从的义务。她也不认同将儿童视为独立个体并培育其“个性”的倾向。她在1934年出版的畅销书《德意志母亲和她的第一个孩子》中写道，“今天”，每个年轻人都必须被培养成“民族共同体的有用成员”，“融入社会”，他们必须通过个人的“才能和能力”为社会服务。尽管如此，哈雷尔还是坚持这样的原则：“我们绝不要侮辱我们的孩子！”侮辱性的惩罚来源于“过去空气污浊的教室”，而今天，孩子们应该有“正直和自由的身心态度”。

在这一点上，这位纳粹作家与20世纪最著名的儿科医生不谋而合。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是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坚定的民主党人，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或者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属于自由主义，他于1946年出版了《斯波克育儿经》一书，该书以40多种语言发行，销量超过5000万册。它明确指出，父母和教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羞辱儿童，即使他们偷窃并因此违反了重要的道德规范。相反，应该咨询儿童心理医生。这间接地涉及儿童行为病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医学—教育学专业化策略。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种向心理治疗的转型直到二十年后才开始。以前学校总是建议将“问题”学生送进寄宿学校，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则开始鼓励他们寻求心理治疗。将被视为偏离规范的行为认定为需要治疗的疾病，标志着规训迈入了一个新阶段。重点不再是羞辱，而是治疗。在此之前，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于1845年首次出版的经典作品《蓬蓬头彼得》中向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和家长展示了不守规矩的菲利普、保利娜和弗里德里希的下场：他们会像心不在焉的“朝天看汉斯”（Hans Guck-In-die Luft）一样落入水中被鱼嘲笑，或者像“顽劣的”彼得一样被送上耻辱柱并得到嘘声。如今，父母带着多动、注意力不集中、任性的孩子去看心理医生和心理治疗师。药物和治疗课程取代了公开羞辱。对这些孩子来说，后果至少是矛盾的。他们可能会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的不当行为不再被归咎于自身，而是因为大脑中缺乏多巴胺，这与他们无关。但这也造成了新的污名化。被贴上“有病”的标签也是一种社会排斥，至少在有病的人仍属少数时是如此。然而，随着21世纪初以来多动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的迅速增加，这种情况可能很快会发生改变。

1945年后的学校纪律：体罚、集体责骂、人的尊严

学校的做法已经发生了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校基本上不再将羞辱作为教育手段。在此之前，人们曾就哪些惩戒方法是合法和正当的进行了长期、针锋相对和激烈的辩论。自19世纪中叶以来，教师规范中就已经建议老师们减少羞辱的做法，尽量不要当着其他同学的面，并且绝不要带着“羞辱的”意图来进行。然而，这样的建议在20世纪20年代仍在继续，而且得到强调，说明这些被指责的行为仍然司空见惯。1928年，《教学词典》仍把羞辱视为中世纪式的“残忍”行为，“当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责骂学生，并将某一个行为的含义与整个人联系在一起时”，就会造成典型的羞辱局面。然而，这违背了魏玛共和国时期附议日增的教育革新原则。但负责教育政策的各州并没有明令禁止羞辱的做法，因此无论是辱骂还是体罚都没有从学校的日常中消失。

1945年后，占领国（尤其是苏联和美国）很快就开始推动德国教育体系进行根本性重组。1947年4月颁布的苏占区学校条例明确规定“禁止体罚”。此后不久，民主德国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柏林市议会中提出了一项相同的法案，其理由是“所有学校工作都以人性和人的尊严教育为基础，使用体罚不符合这些原则”。

由于这些原则显然没有立即和普遍地得到遵守，1959年民主德国的学校条例重新进行了强调：“使用体罚或其他有损名誉的惩罚违背了我们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原则，是被禁止的。”取而代之的是，依靠集体的约束力量，就像在工厂里一样。如果学生逃课，“不认真学习，不听劝告，屡教不改”，“违反纪律和秩序”，就会在全班甚至全校面前受到警告、训斥或严厉批评。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向“社会组织、家长所属单位管理层、全国阵线地方委员会和青少年事务各部门”报告，并在日报上公布。1961年就曾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为了达到“社会声讨”和“道德谴责”的目的，集体“组织”公众舆论“反对学生的这种行为”。学生看到自己“因行为而被置于集体之外”，这一点“被公开展示”。之后，“正常关系”将得到恢复，这样学生就会意识到“他并不是被集体抛弃的人，而是在惩罚中体验了集体对他的贬斥”。这跟后来被称作“再度融入式羞辱”的做法简直一模一样。

体罚不仅在分裂下的德国东部被禁止。1946年，属于美国占领区的黑森州和巴伐利亚州也颁布了部长令，明令禁止在学校实施“一切有损名誉的惩罚，特别是一切体罚和辱骂”。然而，这些规定并不足以推翻教师用棍棒和手教训学生的习惯做法。1957年联邦法院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规”，但“时至今日”，该法规仍未出台。

之所以仍未出台，是因为家长、教师和法官内部的意见分歧仍然很大。虽然大家意识到公开体罚具有羞辱性的后果，但这种顾虑不如体罚不可或缺这样的信念强烈。当时的精英文理学校和内部经过社会“选拔”的学生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国民小学的学生受到的波及更为严重。据说，特别是在工业地区和农村地区，老师需要用棍棒来“划清界限，树立警示栅栏”，以对付不尊重人和不服从管教的男生。就连国民小学的学生家长也赞成对他们的孩子使用铁腕手段，起码教师和管理学校的官员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上，1947年，巴伐利亚州就恢复1946年废除的国民小学教师体罚权进行了公决，61%的公民投了赞成票。1959年，阿伦斯巴赫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支持率仍高达 66%。

但也有家长向法院起诉教师的体罚行为。1953年，汉诺威地区法院以涉及八人的人身伤害罪判处一名国民小学教师罚款。刑事法庭认为，其对7岁至12岁学生的粗暴虐待远远超出了被允许的范围。法官们提到了下萨克森州教育和科学部部长于1946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该法令旨在“禁止学校体罚”，只有在学生“特别粗暴”和“严重叛逆”的情况下才允许例外存在。但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该教师提出上诉，联邦法院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使假定“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教师的适度体罚可能是恰当的”，但“维持学校纪律本身绝不应成为……责罚儿童的理由”。即使出于威慑或惩戒目的，也不允许这样做。“当然，学校应教育儿童融入更大的群体。然而，在这一群体面前羞辱儿童，让这一群体与教师的责罚关联起来，往往只会损害这一目的。”

汉诺威和卡尔斯鲁厄两地法官的论证直截了当。归根结底就是要废除体罚，因为体罚似乎只有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才能被接受。法官们也不想再听到羞辱和“侮辱”是一种教育手段的说法。但并不是所有法院都这样判决。1956年，达姆施塔特地区法院宣判一位虐待七名学生的国民小学教师无罪，该教师“打了一些学生的脸和另一些学生的手”。检察院对此提出抗诉：这种行为违反了《基本法》第一条，因为它“侵犯了学生的天然自尊，从而侵犯了人的尊严，尤其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然而，联邦法院认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人的尊严不是一种绝对的价值观，而是一种社会共识，它“由对道德价值观的逐步认可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行动原则所决定”。“基于当前的认知水平和法律界主流的道德观点，父母和其他教育者对儿童的适度责罚是允许的，而且在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也是合理的。”如果某种“特定的教育观点”对此提出异议，法院的任务不是“帮助它取得胜利”。

将近二十年后，反对体罚者才最终得到法律和道德观点的支持。在此期间，联邦德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而这些变化也走进了学校。首先是学生站出来反对教师（和家长）的专制作风。当教师行使和扩大他们认为合适的传统权利时，家长们也不再保持沉默。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显示，人们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4年，只有26%的受访者仍然同意学校实施体罚。此时，大多数州的议会已经补上了1957年联邦法院认为缺失的法律基础，禁止教师对学生使用暴力。至此，联邦共和国最终成了一个“文明国家”，将体罚视为“有辱名誉的，因而是有辱人格的”，并将体罚彻彻底底地从学校生活中驱逐了出去。

训斥学生的教师日子也不好过了。“贬低性的和引起羞耻感的教师行为”——如今教育领域的术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那些对学生居高临下、态度恶劣，让学生难堪或嘲笑学生的教师，不得不面对那些支持自己的孩子不受羞辱的家长。《长袜子皮皮》开创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先例。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1945/48年首次出版的这本儿童读物从瑞典语译成了70种语言，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成了畅销经典。书中，9岁的皮皮从小没有父母，和她喜欢的动物们一起住在怪屋里，她拒绝被成年人恫吓或羞辱。她在（几乎不去的）学校里受到一位富婆的训斥，这位富婆对孩子进行知识审问，责骂回答错误的孩子（“马上到那边排队，丢人现眼去吧”），皮皮认为这“不公平”，于是进行反抗：她与排队的孩子们一起创造了自己的提问游戏，让他们找回自信，并给了他们钱和糖果。

《羞辱政治：一部近现代史》，[德]乌特·弗雷弗特著，潘璐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6年7月，392页，92.00元

来源：[德]乌特·弗雷弗特/文 潘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