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考试20多人殒命！晚清科举考场上的病亡与自残现象

科举考场是古代明经取士、为国求贤的场所，同时也是读书人的炼狱。在此处，读书人既要角逐知识、见识、才华，也要较量体力与心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次各省举办乡试，考场上都会出现应举士子生病、病死，或者发疯自残的现象。

晚清江南乡试考棚内情景，拍摄者不详。

各省乡试一般八月在省城举行，又称“秋闱”。每三年一科，每科考三场，每场考三天，分别于八月初九、十二、十五开始（提前一天入场），每场三天两夜全封闭，考生吃喝拉撒睡都在贡院考棚内解决。中式称为“举人”，可参加次年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一、考场生病

我们通常不太关注乡试考生的患病情况。晚清时期逐渐兴盛的报刊，对此类事件多有报道，亲历考试的士子也有相关回忆。

据《申报》报道，1873年癸酉科浙江乡试，初八进场之时“天气热郁”，到夜间又“北风大作凄慄如初冬”，第一场考完“患病寒嗽者已不少矣”。晴雨交替，昼夜温差大，一批一批的考生患感冒。

1894年甲午科浙江乡试，第一场实到9445人，第三场实到仅8873人，“良以天时不正，患病较多，故有未能终场者五百余人之多也”。

1902年壬寅科浙江乡试，初八日入场，初九已有很多人病倒，官医分头诊治，应接不暇。初十上午，100人未完卷，抱病而出。十一日一大早，“受卷所呈贴违式之卷多至二百八十余本，其中因病曳白（交白卷）者十之四五”。第二场首日（十二日）情况更加糟糕，午后“闱中病毙考生四名，一温州人，一湖州人，余二人未详籍贯，俱由养病所用板扇从短垣上舁出……闻场中尚有病危者十余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实在可怜。

1903年癸卯恩科浙江乡试，第一场考试尚未结束，“场中患病者十余人，病剧者六人，俱用门板舁出，内有一人甫经到寓即已气绝”。本科入场考生8700余人，三场告竣后密封的答卷只有7856份。除了200多人因违规未将他们的答卷密封，其余将近700人皆因病不到。

在位于南京的江南贡院，1894年甲午科乡试第一场就有300余人“犯贴”，大半因病交白卷或未完卷。1903年癸卯科乡试第三场，来自华亭县的秀才姜季昌突然患病晕厥，虽经急救，还是撒手西归。同伴将他草草棺敛，寄放在义冢，等待家属领回。

晚清江南乡试情景，拍摄者不详。

1902年壬寅科福建乡试，“因天气酷热，场中感冒者多”，第一场4个考生病死，第二场“病毙场中者二三人”；根据《申报》报道推断，第三场至少一人死亡（一福安籍士子七孔流血而毙），还有一名沙县考生出场时取碗自击头颅，血流如注，昏倒于地，生死不详。

1882年壬午科江西乡试更加骇人听闻。那几天天公不作美，先是大雨淋漓，继而放晴酷热，竟导致20多名年老体衰之人殒命：首场4人、二场7人、三场10余人。其中一位90岁的考生，应考情况良好，竟在即将结束时病死。

类似以上情形，在晚清报刊中报道较多，难以一一枚举。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考场上患病，甚至病亡呢？因为科举考试的条件实在艰苦。

考生在号舍里答题、吃住，然而号舍只是一个面积一平方米见方的小空间，深四尺、宽三尺、高约六尺，三面有墙，南面敞开。如果天气晴朗，则酷热难耐，下雨时又有打湿答卷之虞。考生大多准备一块油布门帘，悬挂在敞开的一侧，以遮挡太阳与风雨。

晚清江南贡院考生应试，拍摄者不详。

号舍东西两墙离地面一至二尺之间，有上下两条砖缝，安装一上一下、前后错落的两块木板，白天为桌凳，作答题之用；晚上两块木板拼在一起，聊作床铺休息，蜷曲着身体睡觉，常常有考生彻夜难眠。

这样粗陋的环境，难免降低人的抵抗力，再加上忽冷忽热的恶劣天气，成百上千的人感冒在所难免。

饮食也是个大问题。贡院的水井三年才用一次，所以井水脏污不堪，即便临时清理过，仍然达不到放心饮用的程度。但是考生又时间紧迫，往往来不及烧开水，只好硬着头皮喝生水。至于吃饭，要么自带冷食，要么带炉子、米、菜，自己在考场上烹饪。陈独秀回忆1897年参加丁酉科江南乡试时说：“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

大部分考生都像陈独秀一样不善烹饪，吃半熟的饭、喝脏兮兮的生水，不生病才怪呢！因而常有考生因“吐泻交作”离场。

还有一个大家意料不到的问题，那就是空气太差。每一排号舍均设置了厕所，大热天里，考场上时时飘荡着臭秽之气，让很多考生忍无可忍。1897年，杭州人钟毓龙参加丁酉科浙江乡试，座位临近厕所，大热天里他忍受不了臭味，交白卷回家了。

晚清江南贡院考棚，拍摄者不详。

清朝流传一首民谣道：“相公苦，背了考篮到省府。考棚号子又漏雨，夹生饭，和盐煮，摇头摆尾做八股。文章冇做成，肚子里敲锣鼓。”真实再现了读书人参加科举时苦不堪言之状，9天下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考验。

另外，每科乡试，考生的年龄跨度之大令人咂舌，既有少年、青年、中年，也有耄耋老人。1879年己卯科浙江乡试，查有90岁以上考生3名，80岁以上7名；1885年乙酉科浙江乡试，90岁以上两名，80岁以上12名。这么大岁数，哪怕染上头疼脑热的小病，也可能要命。

二、精神失常

众所周知，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被老丈人打了一巴掌才回过神来。其实，更多的考生，直接在考场上疯掉了。科举考试的巨大压力，诱发一些考生的精神疾病，让他们做出非常之举。《申报》1875年9月17日报道说：“场内往往有病疯癫而成死或不死者，或自戳其身，或自污其卷，或悬梁，或刎颈，种种不一，历来难免。”

清朝癸巳恩科钦赐举人木牌。来自中国科举博物馆。

浙江桐乡籍进士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一书中，记录了咸丰年间壬子科浙江乡试的一件怪事。第二场正在进行时，绍兴一位考生突发狂病，曳白而出。他在答卷上涂写了两首绝句，其一云：“黄土丛深白骨眠，凄凉情事渺秋烟。何须更作登科记，修到鸳鸯便是仙。”落款为“山阴胡细娘”。他回到寓所，便撒手人间了。陆以湉说，这位考生辜负了胡细娘，如今被已故的胡细娘附体，实属报应。此说过于迷信，考生的举动显然是重压之下的应激反应。

1873年癸酉科浙江乡试，宁波张秀才用裁纸小洋刀刺入喉中，血流如注，当场死亡。民间传言，怨鬼进入贡院内报冤，致使张秀才惨遭不测。

1902年，钟毓龙再度参加浙江乡试。关于第二场考生之死，他有着与《申报》不一样的记述，他说：“壬寅科二场，闻场中考生死者三人。一死于蛇，一以烛签自刺，一自碎其睾丸。”后二人完全属于不堪承受考场上的压力，绝望中以死解脱。

考场上发疯的现象，不独浙江，其他省份也普遍存在。1879年己卯科江西乡试，“三场中土子死者有十余人，大半皆缢死者。有数人遇救放出，仍自毙命。并有甫出龙门即蹈东湖内，而为人救起者，其归后如何亦未深悉”。他们经历了什么，要如此决绝地赴死？

清朝光绪乙亥恩科江南乡试方正中式捷报。来自中国科举博物馆。

据《中国教会新报》报道，1870年庚午科江南乡试，“一士首钻入水缸而死；一士刀劈头死；一士刀刺颈死；二士发疯而出，出而疾愈；又一号军自缢死”，贡院内可谓阴魂弥漫。

1879年己卯科江南乡试，第二场入场时，镇江府一位考生“看见”去世的嫂子坐在自己的号舍，他立即脸色大变，抱头窜出龙门回寓，一个多月后仍疯疯癫癫，到扬州医治。

1882年壬午科江南乡试，因“天气不正”，离奇的事情一件接一件，触目惊心。考试第一天，“正字六十三号一士子自缢而死”；政字四号考生初八夜喃喃自语，天亮写八股文，起草、誊录又表现得如常人一般，等头场交卷后，他在号中久而不出，相邻考生前去查看，发现他已“闭目吐舌僵坐于内”，原来他“（在）左右墙以两钉横牵一带，置劲其上”，气绝身亡；“又一士子入号后终日叹诧，入夜忽以裁纸小刀刺目而死”；一江姓考生一进考场就跟人谈因果报应，晚上不点灯也不吃饭，寂静中突然一阵嚎叫，周围考生“秉烛掀帘，则见其人流血被面，手持尖刀”，赶紧喊号官把他抬出。

壬午科江南士子，可谓饱受血腥刺激。还有一位来自仪征的20多岁考生，初八日卯刻入闱，站在自己的号舍前大喊：“此系我号，尔何得占？”事实上他的号舍并没有他人占据。随后这个年轻人脱掉衣服，从考篮中拿出一把小刀，“当胸自划，血流不止，号军力夺其刀，某生复碎一碗，仍划于胸”，提调官赶紧召集四五人把他摁住，然后安排人员送回老家。

同样是壬午科的顺天乡试，河间一位考生用剃刀自宫，创甚未死；清河一位考生用刀自刳，死状凄惨。

1875年，站在观象台向西北方向拍摄顺天贡院，托马斯・查尔德摄。

考生何以如此呢？主要还是一个出路问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的唯一出路就是走上仕途，其他任何职业，比如会计（司会）、律师（讼师）、演员（优伶）、技工，都等而下之。他们从小接受这种教育，除了读书做官，也没有掌握其他技能。加之晚清政府抱残守缺，在新职业新需求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没有及时改革教育制度，极大限制了读书人的职业发展。

另外，考科举不止关乎个人的前途，考生身上往往寄托着整个大家族的期待。科举是一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制度安排，考取科举功名不仅个人飞黄腾达、享有特权，直系、旁系的亲戚都有利可图。当大家族把未来的幸福生活聚焦到一个子弟身上，那么此人的压力可想而知。更加令人窒息的是，他从小读书的花销、进城参加考试的盘缠，都来自家族的支援，当他考到三四十岁还没有中举（举人以上功名才有选官资格）且考途茫茫，愧疚与苦闷久积于胸，由此激发极端举动或导致精神失常，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意外事件

在患病和发疯之外，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也可能造成考生的伤亡。钟毓龙所述，1902年浙江一个考生“死于蛇”，无疑属于意外。相比于被蛇咬这种低概率事件，拥挤踩踏才是当局最担心的。

广东贡院，远处是明远楼，两旁是考棚号舍，摄于1878年。

1885年乙酉科广东乡试，第一场点名时，挤挤挨挨，一位年近七旬的考生在混乱中倒地，被人踩伤，鲜血满面，提调官验明伤情，命令兵丁把他抬回住处，请医生治疗，然而终因伤情过重无力回天。

由于考生数量居全国之冠，这一问题在江南贡院特别严重。晚清每科乡试，江南考生均在2万上下，再加上陪考、送考的家人，短时间内约四五万人进出考场，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意外。

仅以1888年戊子科江南乡试为例，应试者二万三千人，进场当天，“领送考者背负肩挑，橫冲直撞，蜂拥而进，龙门两路高下不平，积水低洼淋漓没踝，加以号军水夫往来络绎，以致拥挤颠仆而毙，其余攘乱失物、磕撞受伤者不可胜数”。其中一位考生跌倒，被人活活踩死；另一位来自松江府的考生，在拥挤的人群中力尽气穷，血如泉涌，一时间性命堪忧。

考生要做饭，晚上要点灯，贡院内并不禁火，所以火灾始终是一大隐患。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天下学子在京师贡院参加会试，巡场兵丁生火取暖，引发火情，“烧杀举子九十余人”，烧伤者不计其数。这起惨剧警示后来的与事者千万小心火烛。即便如此，火灾还是会偶现于各省贡院。比如1888年戊子科广东乡试，一天晚上突然起火，火光熊熊，所幸很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880年代，顺天贡院考棚、文昌槐及明远楼，罗门·希区柯克摄。

还有一些考生，在赶考或返程途中，遭遇种种飞来横祸而殒命或受伤。在路上生病、病亡，并不稀奇。1889年，安徽定远县秀才何维棠前往南京参加己丑恩科江南乡试，因行路艰辛，途中中暑，勉强参加了考试，考后即一病不起，虽经医治，终究无效，九月初一病死在南京的客栈。噩耗传到家乡，他的妻子吞食鸦片殉夫，留下一个3岁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令人唏嘘。

交通安全事故也不少见。1882年9月2日黎明，扬州以北30余里的六闸口岸，巡兵看见水面上漂浮着很多物品，正顺流而下，随后捞起考篮、书籍、油布号帘、江南乡试号旗等物。在场人士推测，这是去南京应考的士子，夜间行船，遇风失事。现场虽不见一尸，但事发时天昏地暗，周围又人烟稀少，呼救难应，必然凶多吉少。

晚清社会纷乱，土匪滋扰始终威胁着士子的行旅。1903年广东西部匪患猖獗，多处道路梗阻，恰逢癸卯恩科乡试，以至于“高雷等属士子之来省取应者人数远不如前”，“钦廉两属士子来者绝无仅有”。合浦县考生一行8人，斥巨资雇佣30多名营勇，沿途保护，这才平安抵达广州。

有时候，官兵也会成为“拦路虎”。1894年第二期《点石斋画报》报道，松江府8名考生相约雇了一艘民船，前往南京参加甲午科江南乡试。行至镇江下关之北河口，突有一队左八营兵声称“封船”，登舟恫喝。潘、张两位考生恐怕耽误行程，据理力争。孰知这帮兵丁恼羞成怒，持刀械先砍伤一个老仆人，又将潘、张砍成重伤，还将潘投入江心，致其溺亡。一位陆姓考生大受惊吓，惶急无措，投江自保，不幸溺亡。其余徐、钱、金、汪等人均不同程度受伤。张某等人逃至南京，到衙门控告，由两江总督刘坤一下令查缉涉事兵丁。

考科举很难，不仅仅难在写八股文，也难在考试的前前后后始终危机四伏，致伤、致残、致死的情况屡见不鲜。对那些文弱书生来说，算得上九死一生了。即便如此，一代又一代士子，仍然前赴后继，去追求封妻荫子、人前显贵，直至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