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竟《真正的生活》：逃离“规训”与“自由”的陷阱

作家格非在长篇小说《月落荒寺》里，曾借主人公林宜生之口转述过关于“真正的生活”的思考：世上有两种生活，一种是自动化的、被话语或幻觉所改造的、安全的生活，另一种则是“真正的生活”，而文学所要面对的正是后者。这段话其实转化自萨特的演讲，萨特提到了两种存在：一种是自欺的、非本真的存在，另一种则是本真的、自为的存在，跟格非说的两种生活大致相对应。萨特的小说《恶心》、加缪的小说《局外人》，都塑造过直视“真正的生活”的人物，契诃夫的《套中人》、梅尔维尔的《抄写员巴托比》，也都展现过对“自动化生活”的极致反思，说到底，何为“真正的生活”是每个探寻人生意义的人都会面对的问题，它关系着我们究竟要怎样去看待、又该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如今，作家李竟发表于《人民文学》4月刊的短篇小说《真正的生活》，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或说是用当代新故事去重新求解这一古老的难题，掩卷后令人有了新发现。

小说以收纳整理师陈玛雅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事。陈玛雅出身规训严苛的郊区小镇，在那里，女人“不可以太漂亮，也不可以太丑；不可以太机灵，也不可以太木讷；不可以太能干，不可以太蠢笨；不可以太好，也不可以太坏……她们就这样度过一生”。因为不甘这样度过一生，原名陈宝娟的陈玛雅，在偶遇一位空中小姐后，心中便有了“理想生活”的模板。她考去北京，毕业后又努力考上了空中小姐，但很快，空姐的程式化生活也令她感到了乏味，于是她又把理想附着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后来辞职、离婚，成了一名收纳整理师。

一次高价接单，陈玛雅为一个奇怪的客户整理她女儿的房间，并在整理中慢慢揭开一段隐秘往事：成露从小被母亲严格管控，生活被黑白灰包裹，人生道路被规划为留学、学习金融、再成为标准的中产；而她私下热爱文学、向往远方、渴望爱情，因为不愿迎合规则，申请海外名校失利，同时母亲也毁掉了她刚刚萌芽的爱情，多重压抑下，成露跳楼离世。

故事中穿插了陈玛雅的两段重要往事：一是邂逅理想主义者郑惟，他走遍山河、游离主流之外，颇具浪漫主义气质，一出现便成了陈玛雅心中的精神引领者，却不知他自己也始终无法找到精神归宿；二是回望自己的母亲，母亲一生反抗小镇桎梏，饱经非议，晚年投身助念，参悟“我执”，以孤独自守的方式活成了女儿真正的榜样。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真正的生活”一开始似乎被定义为了“理想的生活”：自由、激情、反庸常；而与之相对的，是一种模板化程式化的现实生活，这两者的冲突构成了故事的主要情节，也是作者探寻“何为真正的生活”的主要路径。

首先，母亲遵照的“标准化生活”，成了成露的枷锁。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将“非本真生存”定义为“自欺”状态：人主动逃避自由选择的焦虑，顺从社会、家庭预设的人生剧本，把自己活成一套可复制、可量化的标准程序，以此换取安稳无波折的日子。成露母女的故事就是这种自动化生活的残酷范本，母亲笃信生活有铁律，她事事控制女儿，要求女儿老老实实迎合世俗评价体系，一步一步过上她眼中“真正的日子”。

小说中那条束骨的粉色连衣裙是规训最直观的象征。裙子用料华贵、剪裁精致，用内置的塑形钢骨强行把女性腰身压缩至大众审美标准的黄金比例。这件未上身的礼服，象征着世俗标准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强制捆绑。成露的人生和这条裙子一模一样：安全体面，却完全剥离了自我意志。

其次，郑惟的奔赴远方、拒绝世俗，其实是一场自欺。

郑惟是玛雅心中过着“真正的生活”的完美范本：在安第斯山、西北草原、三峡漫游，不参与职场内卷，不遵循婚恋规则，张口便是关于山川与自由的浪漫话语。初见郑惟时，玛雅瞬间找回年少看见空姐时的悸动，笃定只要追随他的脚步，就能摆脱日复一日的乏味。可这份理想化滤镜很快破碎：郑惟看似无拘无束，跋涉山河后却依旧无法填补内心空洞，也不敢承担起生活和关系的责任，最终他选择悄然消失，只留下一个冰冷的鹿头标本，传达着多层寓意。同事调侃他“追寻有意义的生活去了”，话语里却藏着嘲讽。郑惟对“真正的生活”的偏执追求，其实同样是被一种幻觉绑架，和成露母亲对中产人生的执念本质并无区别。

陈玛雅自身的追寻之路亦是如此，她先后把空姐、郑惟和婚姻当作救赎，每一次奔赴都以为抵达本真，却每一次都陷入更深的迷茫。整理成露卧室时，她透过未拆标签的礼服、伪装的文学书、撕碎的机票，看见了曾经被困住的自己：自己不惜一切代价追逐的“真正的生活”，是不是也只是一种自我编织的幻觉？

最终，小说借陈玛雅母亲的临别赠言点破核心命题：“比真正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你为何如此执着于找到它？”

这句话直接引起了小说故事的反思：我们追逐的“真正的生活”，是渴望创造自我，还是无法接纳当下平凡人生，试图用远方、理想掩盖当下的精神空洞？所有人都默认“真正的生活在别处”，把当下视作过渡、缺憾，一味向外求索，反而永远无法抵达本真。这种执念，是理想主义者专属的“自欺”，和安稳度日者的逃避殊途同归——只是前者逃离日常，后者逃避自由。

作者在小说中多处使用隐喻：裙子、绿萝、鹿头、生态葬，也包括收纳整理师这个职业——收纳整理不只是收纳衣物、整理空间的现实行动，更是梳理欲望、自我和解的精神行为。近藤典子的“收纳的终点是认清自己真正需要的生活”是玛雅入行的精神信条，而在和成露母女、已故母亲的相遇与回望中，这套收纳哲学被不断深化，并融入佛家破除“我执”的思想，形成区别于西方存在主义的东方解答：西方人追问自由与选择，而中国人往往经由自省、放下与包容，抵达属于自己的真实生活。这正是这篇小说的独特内涵所在。

不同于成露母亲和郑惟，玛雅母亲走出了第三条路：不刻意追逐乌托邦，也不妥协于标准化安稳，在主动抗争与主动放下之间，走出符合自己心意的、独属于自己的人生。

这也是小说尝试传递出的方向：世上不存在统一的“真正的生活”模板，人的生命本质从来不是预设好的，生命的意义来自个体每一次贴合本心的自主创造，它无所谓对错，尽管不同的观念会带来碰撞与冲突。

作者李竟是近年比较活跃的青年作家，她的创作聚焦都市现实题材，关注社会生活、城市变迁、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女性成长等，对社会问题把握准确，创作风格具有鲜明的思辨色彩，笔触细腻、意境深远，善于在平静的叙述中融入对生活的深层思考，如探讨大龄女性婚恋现状的《恨晚》《残局》；呈现老龄化社会下中老年照护者与被照护者困境的《于无尽处》、探讨都市中年人对“另一座城”（理想栖身之所）的精神渴望与现实羁绊的《那座城》等，都令人印象深刻。李竟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严肃文学应有的担当和对时下痛点的精准把握，而且，她有着自己的文学直觉，这也是一种本真的存在，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郑欣宜